论东方复兴（1841）上
1841年，恰是中国遭遇西方船坚炮利的起点。然而，在史家笔下，却是另一番心潮澎湃的东方投射。当时欧洲知识界心目中的东方，到底指哪些区域？东方，对西方有什么思想史意义？...
译者的话：1979年，美籍巴勒斯坦裔萨义德以一本《东方学》向法国和英国的阿拉伯研究发起了猛攻。然而，先不论萨义德对西方的批评是否经受得住检验，单是东方学的兴起便足以带动起人们对「西方-东方」关系的重视。到今天依然无法回避的是：欧洲知识界为什么会对东方感兴趣？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对中国读者来说，西方对印度、伊朗、阿拉伯厚重的知识积累，是否属于西方思想史？在这里，我们选取法国史学家基内的长文《论东方复兴》（Edgar Quinet, «De la renaissance orientale»,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Tome 28,1841；译文全文发表在洪涛主编的《复旦政治哲学评论》，2016年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为这些提问找一些线索。因为，1841年，恰是中国遭遇西方船坚炮利的起点。然而，在史家笔下，却是另一番心潮澎湃的东方投射。当时欧洲知识界心目中的东方，到底指哪些区域？东方，对西方有什么思想史意义？
所有启示都源自东方，再传播到西方，形成传统。亚细亚有先知，欧罗巴有圣师。这两大世界，源自同一圣言，一时有同样的精神，共同的道统，相互吸引、印证；一时却心高气傲，互为敌支，仿佛松动的岸滨；或者说，暂时相忘，只为将来相认，再次互为你我。这两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和好过，也不知道和好是不是要出自一套新教义，一个新神。它们偶尔握手，偶尔分手；偶尔合二为一，偶尔分而治之。它们轮替周旋，成了宗教生命和世界传统的众多大时代。
圣经，这本东方最为西方的经典，只略微提到亚细亚高原。希伯莱民族的目力，超不出米索不达美亚；最远，也只是偶尔够得着巴克特里亚。印度人和希伯莱人天各一方，互不相识，分属不同的枝干。但摩西的民族很快就找回自己的谱系了。他们是耶和华之子，是至高无上诞下的头一批子嗣。他们在永恒中栖居，又何必还要为祖上操心、去追根溯源呢？
黎巴嫩文豪纪伯伦的《先知》有多个汉语译本
相反，希腊众神却是东方高原和西方第一次联姻的产物。希腊似乎本应牢记这段渊源。可它偏偏没有：留住了亚细亚教义的底色，却不知其所本。这便有了希腊社会的气质：它诞生时，浑然不觉身上那股强守传统的执念，竟至于自惊自诧；它思索那些一开始就全能的众神、一开始即已臻至美的话语从何而来。不多久，它就自认发明、构想、创造出世上的一切。而当它惊觉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一带的思想竟然与自己颇为类似时，便傻傻地咬定亚细亚盗取了它的偶像，想当然地认为世界的脉动全在它的驾驭下。
在随后的历史里，它就像自己希腊神话里皮格马利翁的雕像伽莱蒂，完全指望着雕刻家来度日。希腊，就像那尊从石料上活过来的伽莱蒂，亲临四方。首先，它碰上了埃及及其诸多宗教，可连一点火花都擦不出，它只顾笑着说：「这是我，希腊」；随后，它又和波斯搭上了话，通过色诺芬，仔细打量了波斯的太阳神崇拜，说：「这还是我，希腊」；接着，它把周围的都逛了个遍，直到遇上了基督教，遇到了一套教理。这套教理自绝于此世，既严厉又苛刻，和古希腊的节日格格不入，和它之前所好、所吟诵、所崇拜的完全不同。于是，第一次遭受到宗教的猛敲，它当着保罗的面，惊呼：「这可不是我！」
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
在希腊与埃及、腓尼基的接触中，希罗多德属于最先那几个人，记录下了希腊人抑制不住的兴奋。带着伊奥利亚的眼光，希腊继续打量着整个东方。从它这种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中，恰有了希腊在模仿时的独创。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打破这番假象。他带着满腔对未知的好奇，来到了印度边上。神一般的本能，驱使他远赴人类的摇篮。
在那里，他成了第一个首领。他探寻希腊文明起源的奥秘。回到爱琴海后，他告诉大家：在印度的众神山里，尽是希腊诸神的所本！这便是希腊精神的尽头，它惊讶得魂飞魄散时，倒也同时抛开了之前的错觉。冲出瓶颈后的希腊，就不成希腊了。然而，亚细亚高原上的思想已经渗入欧罗巴的学园；印度，离万里之外的亚历山大不再遥远。世界传统，又得以接续好一段时间。这一次，是由基督教来缝接东方和西方。
整个中世纪，这根接上的线又掉了，仿佛之前就没缝上一样！中世纪亚细亚高原和欧罗巴的才思徒手过招，各不相让。试想一下：欧罗巴的苦修和热带的奔放到底有什么相通？北方雾天时教堂裹尸布前的宗教热情，又哪里联系得上孟加拉湾的烈日？而十二世纪受苦受难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又哪里有心思想到印度的宝库？就连十字军，最远也只想象着各各他而已。欧罗巴觊觎的，无非是叙利亚沙漠附近的墓穴，基督当年苦恼的花园，当年受难时那杯倒干了的苦艾酒，甚至一块没有神认领的空地。而东方高原，凭其无限才华，一代又一代倾注在神秘主义上，仿佛这片土地注定要以情寓象，与群魔纵乐！
我们大可以认为：欧罗巴属灵的教义一直发号施令，和亚细亚高原的联系却一度中断。威尼斯走出去了一个马可波罗，摸到了印度大陆；两个世纪后，热那亚又走出去了一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可这一切都于事无补！这番牵线搭桥，很快就没人在乎了。东方和西方，依然像是被水冲刷的岸滨，松松垮垮。两者的联系，要等到十五世纪逐渐推崇手工业劳动之际，才又再次接续。
这番对劳动的推崇，可谓是终于揭开了之前好一段时间对欧罗巴诅咒的成因和意蕴。欧罗巴中世纪之终结，恰是由于好望角的发现，也由于东方的一切荣华富贵、声色犬马为西方所知晓。这时候，欧罗巴的禁欲便寿终正寝。长时期被浇灭的物欲，一下子又照着亚细亚的样子点燃。之前高颂苦修，现在却崇尚进取、专事生产。又一次，西方从东方那里偷师：一个新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欧罗巴的种族，寻回了它的根；此时的人类，找回了自己，仿佛古代神话里衔尾蛇的那个轮环！
葡萄牙、西班牙和非洲、亚洲的第一次接触
我们要仔细地把握这番变化在十八世纪的延伸，因为嬉笑中总藏着某种对东方复兴的觉察。固然，这番觉察又和欧罗巴执意要在古老东方中找到和希伯莱社会相抗衡的形态有关。我们当然也能注意到：就连百科全书派，也无非是通过希罗多德的笔触来了解波斯和印度。尤其是伏尔泰，心急地要寻回这个没落的社会。现在就有不少材料表明：伏尔泰越临近晚年，这种焦灼就越是强烈。可正是伏尔泰太想在古老东方找到能和希伯莱起鼓相当的智慧了，结果他常常栽在伪书上！他居然想当然地把一个新的宗教归到一本吠陀伪经上，还郑重其事地把这书赠与巴黎皇家图书馆！后来，人们弄清楚了：本以为比摩西早好几个世纪的伪经作者，原来是个十七时期耶稣会士。伏尔泰真的太轻信了。连「怀疑之王」伏尔泰都栽在自己的框框里，我们还能指望谁？！那时，欧罗巴对印度、波斯的想象，容易走偏。无可否认，英国的图书馆已经有了这一带民族的古语篇什。而这些古语，在居鲁士大帝时期已经不再通用。然而，那时的欧罗巴连一个读懂这些古语字母的人都没有！这个蕴藏着两大文明的宝库，便默默地孤守了几千年。这层神秘的面纱，该将如何揭开？粘住东方双唇的遮布，将怎么撕破？已经入土的言与道，到底怎么样才能焕发生机，传递出背后的思想、信仰，叫醒远东失落的神灵？是谁，能够青史留名，成为这番发现的第一人？这就要提到十八世纪的马可·波罗：安克迭·都培龙。
机缘巧合，波斯圣典里掉落的古页引起了这个年轻人的注意。他还不到二十三岁，盯着那些一时解读不了的字母，心旌摇荡。他认定，古代世界的全部智慧都藏在这堆诱人的字母里。于是他发誓，一定要把这门欧罗巴没人提到过的语言学到手。他下决心，要能在恒河边上把字母读出来。带着这份信念，他加入了志愿军，兵发印度。就这样，他出发了，自己记录着当时如何从巴黎荣军院广场上走过，头上还顶着鼓。他来到印度，行李袋里放着圣经、蒙田的随笔，还有皮埃尔·沙朗的《论智慧》。随军之余，他竟独走在印度大地，上下求索，捕捉古老记忆。腰间插一支枪，鞍间塞一本圣经，他就这样横跨了瓦拉纳西和乌木海岸！此时正值英法七年战争。
在多处不受待见后，他回到苏拉特。终于，他在那里遇到了珍藏古代祆教典籍的波斯僧侣。这些背井离乡的僧侣，有点像那些背带镣铐却处处呵护摩西圣典的希伯莱人。都培龙，就这么寻回了拜火古礼！这点余烬，没有被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所熄灭；失去故园的民族，又再吐纳起古老的元气！这个法国年轻人，起初被波斯教士看轻，不过十年下来，他终于赢得了他们中的智者赏识。帕西人把自己古波斯文的衣钵都教给了他，而古波斯文与梵文之于亚细亚高原，就好比希腊文和拉丁文之于我们欧罗巴，都是专事宗教仪式的语言。都培龙这一辈子的事功就这么铺好路了。
他捧着这些还没有欧洲人看过的圣典。借用祆教僧侣的话：「单是目光，亦会玷污圣典。」于是，他便收集好几份誊抄本，仔细研读，悉心迻译。手握跟随过大流士一世、薛西斯、居鲁士、冈比西斯的古卷，何其妙哉！他带了满满一图书馆的手稿回法国。我们甚至可以把他和葡萄牙的大诗人贾梅士相提并论。要知道，贾梅士的诗，可真是历遍海上险境。而这位都培龙，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便出版了论及波斯古教的著作。我们法国在政治上掀起了革命，人文探索又何尝不是？
安克迭·都培龙（Anquiteul Duperron,1731-1805）,是法国研究古波斯的学者。他1754年以志愿军身份远赴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érry）,期间学习中古波斯语、梵语。1762年回国后，发表有关祆教的研究。图为法国和印度的第一次接触
而另一方面，英国作为主子，用科学牢牢地控制住了印度。法国人发现了古波斯的宗教和语言。而英国人威廉·琼斯，则发现了古印度民族的语言。波斯、印度这两大文明在其重新活络后，两边都颇有点要自成一体，相互排斥。在爱奥尼亚的诸神之外，我们看到亚细亚的山脉里有两个印度。奥林匹亚的诸神躲到了喜马拉雅！慢慢地，西方便借助传教士和探险家接触到的抄本、歌咏、神话起源、宗教礼仪、史诗、法典、戏剧、哲学、神学、教法，破解这个古老世界的睿智残片。
不少古篇都尚未整理，好比彼得拉克碰上了《荷马史诗》与《奥德赛》，面对这些从君士坦丁堡带回威尼斯的荷马抄本，只好徒叹自己目不识丁，不谙古文！不妨这么认为：拉斯卡里和那些从拜占庭逃难的人之于欧罗巴复兴古希腊文，就好比威廉·琼斯和安克迭·都培龙之于我们此时此刻的东方复兴。光是第一波的发掘潮，欧罗巴的东方学者就已经勾勒出一个远比希腊罗马深沉、玄妙、诗性的古代世界。
它浮现自亚细亚的深腹。俄狄甫斯，能比得过印度传说里的毗耶娑？索福克勒斯，能比得过迦梨陀娑？柏拉图，能比得过商羯罗？奥林匹亚的诸神，会不会又要开始和东方诸神相争？抑或是，两家都偃旗息鼓，再次牵手，汇入世界大潮？古代宗教和传统所蕴含的神圣元素，现在都掺进了一团无法意会的混沌，似乎真要孕育出一种新人类。
因为，学问上的迈进反映到社会和政治层面，就更是让人眼前一亮的突破！从东方那里，西方既知晓了往昔，又领悟到此际。欧罗马向亚细亚靠拢，既是凿凿史实，又是缕缕义理；既有时势考量，又是同归一统。每个人都盼着踏上这片土地，想必连斯芬克斯也会抛出新谜。不光欧罗巴走近东方，而且东方也跨出它的万世不易，开始学习现代各种学问。
驾驭亚细亚，欧罗巴这次可不需要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披上王袍了，连君士坦丁堡也脱下了头巾。两大世界的相碰相融，各种传统的相互启发，诸门古语从墓碑中复生，这将要擦出什么火花？这一回，人类的旧约要往前增补重新发现的印度、波斯典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阻止新的事物好好发展，不让它现身说法，妨碍它一展禁锢在字里行间的情怀？假如说十六世纪的古希腊罗马复兴终结了中世纪，开启了欧罗巴新时代，假如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步调一致，那么我们今天这场东方复兴不也恰是另一场政治和宗教的重塑？深耕中的往昔，总能浇灌将来，好比未来总能毫厘不差地兑现往昔的先见！
手工业劳动的才智，科学上的发明，异域旅行，这些都不仅仅再次奠定了亚细亚高原的传统。人类的想象，连带学问，慢慢地瞄准了亚细亚，想象着一批批货船，一片片重新夯实的岸滨。这番想象，接上了西方原本麻木的指环。欧罗巴和亚细亚的和风在欢快的礼曲中散发芬芳，在平静的海上孕育出新的样式、新的精灵，为的，就是能在充满诗性的天空翱翔。哪怕看起来还不太像，我们的现代诗又带上了宗教气息，以好好缝合这道东西方的接口。希腊罗马复兴时的亮点，现在又闪烁在东方复兴上了。
事实上，凭借好望角让亚细亚为欧罗巴所知的葡萄牙人，也是首批以手工业劳动促成东西方姻缘的人。在历史上，葡萄牙人可谓是昙花一现，为的恰是完成这番奇迹！事情一完毕，他们便复归沉默了。由于放光芒的时期不长，因此他们的名篇便只有贾梅士的那册《葡国魂》。这篇史诗，包罗了黄金、末药、近东的香料，行行浸透着西方的泪。
走出地中海，这是欧罗巴诗性的头一回！他的归宿，落在了古老亚细亚的海域。不消说，希腊和基督教世界的养分一直陪这位诗人在海上闯关，桨桅从未折断。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海上险恶、乘风破浪中，贾梅士有种去国怀乡的沉痛！看他的诗，仿佛看到海面上升起异国图景，升起追悔和希冀，升起魑魅魍魉，升起西方的笛鸣，这些全绕在他船周围。所以才说，贾梅士的诗，是东西方联姻的诗。你们能呼吸到欧罗巴的印记和亚细亚温和的气息，呼吸到复兴希腊和复兴东方的相同步调！你们听到欧罗巴岸滨希腊、罗马、基督教的低吟之际，也听得到这声怒吼：大地！这声音，让十六世纪在印度和美洲的发现之际颤抖。你们能感觉到，人类的船舰靠上了期盼已久的岸滨。而你们也盼着疾风劲吹人类思想的经幡。
而此时，热带的天空正映照在曾于葡萄牙塔霍河上最地道的船艇。倘若说古文明的诸神飞舞在另一片天空，认为它们在别样的天空休憩、返老还童，那么这文明在其静默不语时该积蓄了多少风景、多少创意！有过多长时间，恒河凝聚成了《罗摩衍那》中的人！希腊的泰坦神，不管如何拦截达伽马通往未来的船队，最后也只能向热带海洋的湍流俯首，这就是印度洋和爱琴海的高下！葡萄牙语这门语言，饱含元音，既勇猛，又温柔，既城府莫测，又天真率性。
在它以前，还真没有哪门语言可以担当得起西方和亚细亚的思想桥梁。然而，桥梁既然已经铺就，我们又何需大惊小怪？一切都是诗人的心胸，是这颗大到容得下两个世界的心，才有本事把它们融合到同一个基督教，同一个人类大同，精炼成诗句中的一字千金！他的诗，深似海、广似海，接驳上两片相对的岸堤。
我实在无法漏掉贾梅士，自问难以抑制对这位伟人的钦佩！从他的生平，到他的诗、他的性格、他的心胸，他所有的东西我都心悦诚服！让我有点奇怪的，倒是我们今天竟不怎么提起他。而除了他，我还真没不知道当今有哪个诗人吟咏出我们时代的思想和情感。
因为，这首史诗既没有运筹帷幄，又没有攻城拔寨，通篇没有硝烟，可谓史诗之首例！它只盯住人类和自然的永恒对决，盯住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不太上心的主题。水手和汪洋，有着好些精彩的对话：既有彩旗飘飘、乘风破浪的人类，也有征服天涯海角、诡谲气候的工业。这些不正体现了我们的时代精神？
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可不是意大利塔索的名篇，因为它过分浪漫；也不是阿里奥斯托的，我们当中，又有谁能葆有中世纪游吟诗人的雅致、从容和微笑？可又不是但丁的那种。中世纪，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宣示十六世纪、昭示现代的诗句，恰是衔接东西方、高颂手工业时代的诗句；这时的词章，不再叙述朝圣，而是探险、远游，尤其是沟通工厂和印度商行的贸易。像《荷马史诗》里那个来回于希腊岛屿军事和工艺摇篮的奥德赛那样，我们这个时代的奥德赛也穿梭在现代商业的网络中！
澳门的白鸽巢公园（ Jardim Luís de Camões）有贾梅士和朝鲜来华神父金大建（Kim Taegon, 1821-1846）的雕像
倘若我们把目光从葡萄牙挪到法国，那么首先便会看到路易十四的世纪对亚细亚不甚在乎。圣经诗句，对这个世纪的文学想象还影响不大。大卫，无法独大，总有索福克勒斯在搭台唱戏。我们得等到拉辛的晚年，才能看到他的《阿达莉》在希腊和希伯莱形式间找到平衡。而此时，也恰是我们法国的理查德·西蒙奠定其对《旧约》研究的时代。
再过不多久，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十八世纪西方插科打诨的妙思和东方庄严肃穆的恢弘会有什么相通之处？其实，这时西方的文人，恰是为了藏住最叛逆的想法，才要披上东方正襟危坐的外衣。不过，新时代确实是打响了！欧罗巴的全部才思都聚往这个方向。很快，我们就会看到擅长揶揄的文人，预告了下一代真正大胆去用科学和思想来武装欧罗巴的天才。
都培龙之后几年，有个法国旅行家为了进入这种刚成立不久的学问，竟一下子掀起了第二波狂飙潮。圣皮埃尔的贝尔纳丁，便是这四处启程、心系远方的人。有了他，我们法国诗歌中的意象才破天荒地有了惊涛骇浪！有了他，十八世纪才有了新的文胆！从之前葡萄牙人贾梅士走过的异国海域，他带回了两个小说主人翁：保罗与维吉尼亚。
小说一开始就告诉你们：这两人呼吸着别处的空气，仰望着别样的星辰；他们的天地，囿于我们这里的城郭，施展不开他们的灵机；他们受的教育，无喜无悲，丝毫看不到我们欧罗巴的气质；就连他们的用词，也是温顺委婉，像极了环海的新岛屿上长出来的花朵。
你们不要忘了：小说里他们的对话，风格就是生活中琐碎的日常，而且还簇拥着自己亲自栽种的鲜花。他们不是通过我们西方的典籍学会了拼读，而是在远方的荒山野岭、苍穹大海、日月星辰间参透。我们甚至都可以把维吉尼亚和印度圣诗中的沙恭达罗和达玛延蒂相提并论。而且，我们也许会讶异：一个西方人何以在同一片土地、同一套环境生发和东方人几乎一样的诗才？维吉尼亚，几乎可以归到和印度史诗中的飞天同一族谱！同样的柔情，同样的性情，同样的对万物的体恤和感念，不同的，仅仅是基督教把这些描绘得更打动人。
我们还需要再提贝尔纳丁那本《论自然》？难道我们觉察不到，他对花草虫鱼的款款深情？倘若说从森林的树梢遍洒至深井的水珠都是印度人的柔情，那么贝尔纳丁不也正有着同样的情怀，取自同一思想源泉？难道这一切，不正来自一个掺杂着基督教的婆罗门？
季羡林翻译的《沙恭达罗》
我刚才都还没说，有一位大诗人比别的什么人都更懂得打通欧罗巴和亚细亚。他那头才打完仗，这头便痴痴地誊写贝尔纳丁的《保罗与维吉尼亚》。但他不仅用言语贯穿东西，而且还以其政治与军事的伟业！他脑海中，不正有了一幅从法国出发、取道波斯、连通尼罗河与恒河的图景？新的亚历山大大帝，难道不想重演旧日的辉煌？
他作了一首诗，想把族谱从金字塔一直延伸到克里姆林宫跟前！这个让欧罗巴窒息的诗人，你们知道是谁了吧？他叫拿破仑。他比谁都懂得如何在法兰西的精神内注入亚细亚的魂魄！他的战斗檄文，其实就是他的诗。当他说「你们像一股湍流，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或者「我是众军之神」的时候，这还像路易十四时的外交辞令？难道这不更像是一个身处西方的穆罕默德？难道拿破仑不正是在阿布吉尔湾、开罗、塔博尔山得到磨炼的吗？
未完待续
译者
邓皓琛 巴黎第四大学政治哲学博士生
邓皓琛 巴黎第四大学政治哲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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