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话田野是一种生活态度_【人类学之滇】

“在这个到处都一样的时代，人类学是对单一的反叛”。我们持之不渝地进入田野，是对美好的发掘与重组。用自己的生活态度去参与他人的生活，这些却是用心才能做到。...

田野是一种生活态度

杨开院

桂黔交界的苗疆绿色（笔者拍摄于2012年7月21）

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于1968年至1969年间进入摩洛哥进行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和政治研究。然而，他献给学界的不是关于北非复杂宗教政治体系的鸿篇巨著，而是一册充满艰辛与趣味的田野旅程。田野，反思，田野，感悟。拉比诺不仅研究了充满风沙与阳光的阿拉伯文化，同时也在研究自己的田野过程，研究自己在沙漠与蓝天之间铺开的心路。

正如作者所言，《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一书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①]。同时，作为同时代人类学反思思潮的坚定旗手，拉比诺在写作过程中毫不迟疑地将许多“当代的新鲜事物”卷入文笔之间，将其排列在“被反思”的阵营里。具体来讲，这些“当代的新鲜事物”包括：首先，不管是人类学家还是人类学家眼中的“他者”，他们都不是在一个静态或非时间性的文化里工作。他们都在为成为什么样的“人类”而斗争；并且通过诉求于某种知识体系而为这项民族、政治使命寻找支持，就作者和摩洛哥人而言，这种支持的起点分别来源于美国的思想与政治传统和摩洛哥的宗教政治形势。其次，就作者和他所面对的摩洛哥人而言，他们都不是对新事物着迷和自信的现代主义者。相反，他们都在努力忠实于传统的各个方面，他们的传统至今都提供着道德上和本体论上的洞察力。第三，从一种更高的哲学方式上观察这些行为。事实上，书中的人，包括作者自己都在试图以一种再生产的模式锻造着这些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而不是直接采用所谓的现代化新兴模式。很明显，作者在回溯自己的田野经历时，已经自觉地将“自我”从时空阈限中抽离了出来。这种俯瞰式的思考方式使他最终得以看到了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的真实关系。他认为，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都是极其相似的现代人。当然，也并没有所谓的“原始人”，只有其他的人群，过着别样的生活。[②]至此，拉比诺对“田野”与“人”二者关系的反思已经从哲学的视域里回到了现实空间，人类学学科的神秘光环也逐渐褪去，人类学事实上只是一件极为朴实和静谧的学说或职业。我对拉比诺的哲学田野思考深感认同。同时以此为基础，反思自己的田野经历:人类学是一个真正把学术与生活结合起来的学科，田野作业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体现。

初入人类学之门，便无过多的正式田野经历。但鼓励我继续选择人类学，并坚持将其理念作为一种人生目标的事件恰是四年前的田野事件。

2012年7月12日，我与同专业的女孩小冰背着帐篷只身来到桂黔交界的苗族村寨。这次田野的缘起是导师的项目需要[③]。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田野机会的渴求。我们依靠行动前收集到的有效信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虽然经历多天周折已经精疲力尽，但是当我看到那满山遍野的苗寨和梯田时心中的激动却难以抑制。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离开“家”，进入完全不同的他者世界，感受身体和思想被抽离的体验。刚开始，两个初出茅庐的姑娘只能够依靠事先拟定的提纲展开调查。当地的日常语言是苗语和侗语，汉语方言“桂柳”仅流行于年轻一辈之间。我不懂苗语和侗语，对于严重夹带苗语口音的桂柳方言听得极其艰难。小冰虽是本省人，无奈只能用很蹩脚的桂柳交流，时常闹出差错。在这一带少有汉人进入的地域里，普通话显得格外的奇怪，就像我们这两个远道而来的汉人学生，住在屯长家里，带着照相机和笔记本，一下子成为了整个苗寨圈里的新鲜话题。不出所料，语言成为了我们进入田野的最大障碍。值得庆幸的是，很快，一个在当地乡镇任职的侗族小伙子小成主动要求担任我们的翻译兼报道人。他当年27岁，有大学教育的背景，又是本地人，会讲苗语、侗语、桂柳方言以及普通话。在这一带，能听懂普通话的人不少，但能够讲出口并使我们听懂的人一时很难找到。毋庸置疑，这个兼具多种语言能力的小伙子将会是我们的理想报道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成基本上每天花费半天的时间使用他的摩托车载着我们在各个村寨里调查。他是当地知识精英，又在政府里就职，所以人际关系很广泛。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打通进入的语言和人际难关，收集到了可观的资料。

我们的房东，是一对60多岁老年夫妇，大伯是屯长，会讲桂柳话，还会讲苗语口音很重的普通话。伯母能听懂桂柳话，但只会讲苗语。房东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儿子结婚后又离了婚，常年在广东打工。我们住在他家期间，他们的儿子仅仅回来过一次，还因为村里的新禾节。我们每天按照计划早起，吃完房东煮好的早饭。然后等着小成开摩托车过来接我们到周边村里调查。下午四点左右回家，自己烧火煮饭，等房东干活回来一起吃。这顿饭一般要吃两个小时之久，席间与房东边喝酒边聊天，听他悠闲地讲述人生与村寨的传奇故事。每天吃完饭，我们很自然地收拾碗筷，和大伯和伯母一起喂猪喂鸡。这样的时间和故事的重复，我逐渐找到了家的感觉，而且我承认这种感觉是一种驻进心灵的真实感悟。显然，这种真实感让我在整个田野中生活得很自然也很舒心。虽然隔着语言的屏障，但房东以及村民的真诚笑意让我觉得从书本上学来的“他性”荡然无存。因为子女不在身边，加之我们频繁地对家里的琐碎帮助。大伯和伯母觉得又找了子女在身边的感觉。有一次酒后大伯向伯母宣布要将我和小冰认作干女儿。我们当时对这个不正式的“宣布”并没有在意。没想到第二天大伯对外介绍我们的口吻从“南宁来的大学生”变成了“我的干女儿”，至此，我们才感觉大伯和伯母是认真的。“干女儿事件”成为了我们融入当地的又一个催化剂。因为这层突然建构的“亲属”关系，我们得以介入大伯一家的庞大的地域亲属网络。我们小心翼翼地使用着这个“免死金牌”，也小心翼翼地体验着苗民社会里掩藏的深层意义。这段时光使我深刻地感觉我的生命有多么幸运，它总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很容易地被这个世界所接纳。这种家和异乡、熟悉与陌生的若即若离感使我感觉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以至于只有到每天整理笔记时我才得以重新回归现实，才意识到我仅仅在进行着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的生命旅行。

笔者调查村寨全景图（笔者拍摄于2012年7月13日）

然而，这种舒心和忘我的田野感受很快被一个突然事件打破。随着田野的深入，我们与报道人小成的关系被村民认为不正常。原因是小成虽然是当地的知识精英，也“很能干”，但还没有对象。小成对我们的热情关照被认为是有意在接近我们当中的某一个姑娘。糟糕的是，这些传言被小成的“表白”得到了证实。而他的“目标”刚好是我。我当时极为惊讶、愤怒和不解，当场果断表示拒绝并提议中断他跟我们的合作关系。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人，我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冲动决定的后果。那时距离离开田野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忧虑之余所着急的事情是接下来如何再找到一个报道人，而我从那以后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向村民解释我与小成的关系。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的田野工作陷入了僵局，尽管已经能够听懂绝大部分桂柳话，但苗语的听和理解还停留在零阶段。对于采访过程中人们之间刻意的苗语对话，我只能在旁边干着急。也就在这时候，小冰因事提前离开了苗寨。那一刻，我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状态。有几天时间，我除了在家里整理笔记、做家务以及和干完活后的大伯聊天外，哪里也不去。孤独与无望之感日益滋长，我时常看着屋顶的缝隙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已经把这次调查弄糟了，把老师的项目弄糟了。还好老师从一开始并没有对我们的田野资料报以多高的希望。这样一想，我决定把剩下的时间花在房东家的农活上，我每天与伯母一起出去干活。同时试图借此机会提高苗语，但却无济于事。我们就这样一路默默地来去，往返于家与水田之间。能浇灭我焦灼内心的也只有苗疆那片安静而凉爽的绿色。小冰回来时已经接近月底，也正赶上当地的新禾节。在剩下的时光里，我们与大伯和伯母穿梭于各个村寨间，观看着相同的祭祀仪式，喝着相同的米酒，吃着同样做法却不同味道的牛肉和猪肉……直到我们离开苗寨。

苗寨门前的晒谷架（笔者拍摄于2012年7月15日）

事实上，在被我冲动地决绝后，小成一直坚持继续帮助我们。我也对当时的冲动做了道歉同时也对我的拒绝做了诚恳的解释。我很感谢他对我们的无私帮助，但是自此以后我感觉我们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中间已经产生了一层无法滤去的隔膜。这种无法言说的微妙感觉让我再一次拒绝他的帮助。我把自己置于一个孤立的空间里，仔细思忖着对错是非。

这是我的第一次田野经历，也是一次感情纠葛史。将其作为一种经历放在学术背景下进行讨论似乎不太合适。但是仔细想来，很多思想的转折点其实就来自于这些不合时宜的经历。这次经历后，田野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唯美感。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一种与你当前生活不一样的生活。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体验它，它也就会以什么样方式回应你。这些回应不仅是你渴望得到的文化资料，还有一种印在思维深处的留恋。无论什么时候再想起，你的情感世界就会因为它而明亮起来。

自打卢梭起，他者的世界就是一个被虚构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对现代人的疏离感毫不知情。[④]只有真正地进入才会发现，无论眼前的一切与想象有多么的不同，我与那一群人的内心世界都一样。都有着对美的追求，都有着对未知的渴求。人的生命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人类学的生命就是对这种实践的在实践过程。“看见他者，不仅是眼睛看见，更是从身体上、精神上体验到他者”[⑤]。田野的实践意义也就在于此。只有真正的进入才可以进行反思，犹记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高原跟随印第安人迁徙过程中留下的心灵札记：

在黑暗的草原里面，营火熊熊闪光。靠近营火的温暖，这是越来越凉的夜里唯一的取暖方法。访问者第一次和印第安人一起宿营，看到如此完全一无所有的人类，心中充满焦虑与怜悯；似乎是某种永不止息的灾难把这些人碾压在一块充满恶意的大地地面上，令他们身无一物，完全赤裸地在闪烁不定的火光旁边颤抖。他们在矮树丛中摸索前行，小心地不去碰到那些在他们视线中成为火光中一些温暖的反影手臂、手掌和胸膛。但这幅凄惨的情景却到处充满呢喃细语和轻声欢笑。成双成对的人们互相拥抱，好像是要找回一种已经失去的结合一体，他走过其身边也并没有中止他们相互爱抚的动作。他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庞大的善意，一种非常深沉的无忧无虑的态度，一种天真的、感人的动物性的满足，而且，把所有的这些情感结合起来其的，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是最真实的、人类爱情的最感动人的表现。[⑥]

这段文字是列维-斯特劳斯在苦闷的热带丛林里对人类学研究进行痛彻心扉反思后的感悟。是的，人类学家“放弃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方式，花费相当大笔的金钱和客观的精力”[⑦]，甚至危害到自己的健康跑到他者的远方去，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被一两打情况悲惨、注定不久就要绝种的人物所接受”[⑧]，事实刚好相反，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能够接受和了解他们，尽可能地使世界上的其他人们能够了解和接纳他们。“我们”与“他们”只是缺少彼此地了解，“我们”与“他们”也仅仅是以不同的生活态度去丈量生命长度的人类。

确实，“在这个到处都一样的时代，人类学是对单一的反叛”[⑨]。我们持之不渝地进入田野，是对美好的发掘与重组。用自己的生活态度去参与他人的生活，这些却是用心才能做到。

注释：

[①] Paul Ricouer, “Existence et hermeneutique,” p.20, in le conflict des interpretations (Edition Du Seuil, Paris, 1969).参见[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康敏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25页。

[②] 参见[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康敏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144页。

[③] 注：本次田野调查为广西民族大学韦丹芳老师“苗族农耕”项目的分支调查。笔者参与时间为2012年7月至11月，田野调查时间为2012年7月12日至8月1日。共同调查者为同班余莉冰同学。文中田野部分涉及到的人名均已进行化名或改动。

[④] [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康敏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⑤] 参见张文艺，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n’t understand——怎样讲述人类学？来自于微信公众号《无为而无不为》。

[⑥] [法] 列维-斯特劳斯著，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⑦] [法] 列维-斯特劳斯著，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⑧] [法] 列维-斯特劳斯著，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⑨] 张文艺，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n’t understand——怎样讲述人类学？来自于微信公众号《无为而无不为》，2016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