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一条名叫Silvers的编辑狗

一个编辑最高的美德，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

“有一次，我在纽约参加晚餐会，”已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他的自传随笔《记忆小屋》中写，“有人问我心目中美国最强大的三件宝物。我迅速回答：‘托马斯·杰斐逊，查克·贝里和《纽约书评》’。”言犹在耳，纽约的摇滚巨星查克·贝里在3月18日以90岁高龄去世，两天后，罗伯特·B.西尔弗斯，《纽约书评》的前掌门及在位时间最长的当家编辑，也去世了。《纽约书评》是托尼·朱特从书斋走向公众，成长为全球左派公知的主要平台，他对《纽约书评》的评价很值得一读，他说，它是“纽约黄金时代的最后遗孤”：“今天我们有《伦敦书评》、《布达佩斯书评》、《雅典书评》，还有人提出要办《欧洲书评》甚至《犹太书评》，这不是偶然：每一本都是对书评鼻祖的致敬。然而每一本又都力有未逮。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书评刊物再怎么努力，也还是会带着刊名所示的地域性气质，不是选书眼光褊狭，偏于地方性的趣味，就是文章过于反映某一类（通常是精英的）立场。《巴黎书评》胎死腹中，据朱特讲，是因为巴黎人怀疑出版商借机炒作自己的书。这怀疑很有道理，但也很巴黎。

只有《纽约书评》是世界性的，最好地寄托纽约的特质：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纽约书评》得到了从读者到图书出版商，尤其是大学出版社的一致支持，出版商刊发付费广告，并没有人很书生气地认为商业在侵害思想。朱特写道：

“《纽约书评》的特点，恰恰在于它写的不是纽约——写作的人主要也不是纽约人：它像城市本身一样，与地域、出生的关联是薄弱的。纽约之所以被称为‘世界之都’，并不是因为第二大道上的乌克兰餐馆，也不是因为来自乌克兰的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布莱顿海滩……而是因为，身在基辅的乌克兰有识之士也会去读这本纽约最著名的期刊。”

浪迹四方的朱特最终落脚纽约，纽约大学提供了优厚的待遇，《纽约书评》给了他最好的公共表达平台。2003年，朱特正是在这本刊上发表了他公共知识分子生涯里影响最大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篇文章：“以色列：选择”。朱特说，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事实上已是从文化到血统都高度混杂，不可能分离出一个单一的“犹太国”，不如想象一个两国共存的方案。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以巴两头都不讨好，西尔弗斯的办公室里堆积了如山的抗议信，他自己也提笔作评。人们都看到了，西尔弗斯，这位罗马尼亚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通婚的美国后裔，完全反对朱特的提议。

主持一份影响力刊物，腾出显赫位置刊发与自己的政见完全相悖的观点，这样一位主编，如何不让人感兴趣？这样的《纽约书评》，如何不体现一种包容百家的“纽约精神”？

别人一般以“鲍勃”称呼西尔弗斯。他是《书评》的绝对灵魂，可以最终决定选什么书，评怎样的事，雇用怎样的作者，让版面呈现怎样的风格。年轻时的西尔弗斯，面貌酷似大影星奥逊·威尔斯，1959年，他正在《哈珀斯》杂志当编辑，读到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罗伯特·洛威尔之妻，洛威尔也是跟《纽约书评》关系最密切的美国诗人之一）在该刊上发表的“书评的衰落”一文。哈德威克数落了一堆《纽约时报书评》的不足，说它已经沦为一份地方性的文学日报，那些文章缺乏代入感、没有激情、没有个性和独创性，“总之就是缺乏文学本身的腔调”，然后得出结论：编辑很重要。

一个理想就此产生。三年后，1963年2月1日，在《纽约时报》的全额资助下，《纽约书评》问世，封面上的人名星光熠熠：英美世界数一数二的诗人W.H.奥登和洛威尔，诗歌&小说俱佳的南方文学代表罗伯特·潘·沃伦，小说界的一时俊彦诺曼·梅勒、威廉·斯泰伦、戈尔·维达尔，左派批评界的急先锋玛丽·麦卡锡，“自白派”诗歌的旗手约翰·贝里曼……在早期的刊物中，哈德威克本人自然是最热衷的撰稿人，索尔·贝娄、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津、德怀特·麦克唐纳、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埃德蒙·威尔逊这一干位居全美顶尖的人文知识分子兼文章家都给《书评》供了稿，这些稿子当然不都是狭义上的“书评”，它们本身都是一等一的优秀随笔。

它发表了罗伯特·休斯的“安迪·沃霍的崛起”，发表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发表了桑塔格的“论摄影”，发表了琼·迪迪昂的“在萨尔瓦多”，发表了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发表了以赛亚·伯林的“爱因斯坦和以色列”，发表了斯特拉文斯基的“生命之泉”……这里有来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有澳大利亚艺术批评家，有英国哲学家，有俄国音乐家，有旁征博引的政论，有第一手的社会纪实，有访谈，有人物特写。萨尔瓦多内乱，西尔弗斯委派对那一块颇有研究的琼·迪迪昂去采写见闻。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玛丽·麦卡锡领命前往。

西尔弗斯几乎从未给《书评》写过编者按，除了第一期，要给杂志“定调”。“本刊……不会扮出一副涵盖了当季所有书的样子，甚至都不会假称我们评及了当季所有重要的书，”他写道，“不过，本刊不会为那些眼光低浅或影响很坏的书花费任何时间与空间，除非有时候需要给被吹过头的书降降温，或者引读者关注一桩骗局。”至于文章，西尔弗斯的团队从不强调作者的名气，但有几个不成文的衡量标准：必须不落窠臼，作者的头脑中不能有固有的思维和观念框架；作者可以有政治立场，但立场不能戕害了文章的智识色彩和思考的深度。

同为《书评》的作者，可以在刊上你来我往地打笔仗，最有名的一件事，发生在两个火药桶——诺曼·梅勒和玛丽·麦卡锡之间，梅勒把麦卡锡的小说《队伍》狠批了一顿，麦卡锡反击，闹得不可开交，西尔弗斯一封电报，问麦卡锡愿不愿意去西贡与河内报道下越战，争端才告一段落。麦卡锡发回的文章，那般辞言义正，咄咄逼人，仿佛把梅勒带来的憋屈感，统统发泄到了美国人发动的错误的战争头上。《纽约客》的名家亚当·戈普尼克就说，西尔弗斯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越南战争尚未受到公众集体的道德抵制之时，就把《纽约书评》打造成了一个无条件地反对越战的知识分子平台。

围绕《纽约书评》发生的另一桩著名的笔战，是纳博科夫与埃德蒙·威尔逊之争。纳博科夫把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翻译成了英文，声称原作的韵律无法完全重现于英文，因此他翻成了一个无韵体，还加了漫长的、够得上一本书篇幅的注释。威尔逊，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巨擘，几乎以一人之力向美国读者推介俄国文学，美国大学的图书馆，甚至因为威尔逊的影响而专门开设了俄国文学专架，如今看到纳博科夫的译文与注释后，给《纽约书评》发来了长长的一篇文章，“那个我们所知道的纳博科夫”被盗号了！他说，翻译《奥涅金》的，是一个“烦人的、让人厌倦的”家伙。

虽然《纽约书评》发表过形形色色立场的文章，但还是被人冠以“偏保守”的定位。西尔弗斯自己说，《书评》的定位应该是“批判”——“critical”，一种永远在寻找问题、细察细究的立场。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免于察究、免于分析的。上世纪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在刊中受过不止一次拷问。对于新潮的文学与文化理论，比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书评》发表过犀利的批评文章，但要说那就是“偏保守”可不太合适，实际上，在一种新理论流行的时候加以批判，恰恰是挑战性的，偏激进的。在后现代主义小说蔚然成风之时，《书评》很是刊发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另一些始终对新生事物很有兴趣的作者，例如文学批评名家迈克尔·伍德，同样得到了充分的版面以表达自己的支持态度。像西尔弗斯这样的工作狂是不会轻言退休的。亚历山德拉·舒瓦茨是他聘用过的最后几名助理之一，进入《书评》团队时他已82岁，舒瓦茨在《纽约客》上撰文说，鲍勃的作息极有规律，他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如果到不了，他总会在上午10：30左右打电话到办公室，要任何一位秘书告诉他，他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了些什么样的重要邮件，并口述下自己的答复。他不看电脑屏幕，总是把邮件打印出来看，手写回复让秘书输入。比作为纯工具的电脑更不容易让他接受的是社交软件，“我们好像处在一个浩瀚的词语海洋的边缘，这个海洋不断扩张，却没有任何批评性的视角相伴随。我作为一个编辑，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缺席。”他在晚年接受《纽约杂志》的访谈中如是说。

一个编辑最高的美德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在公众场合说话会让西尔弗斯烦乱，他也很少接受专访，接受之后，还要把访谈稿拿来改了又改。改稿子是他的习惯，文字一旦变成铅字，被纸张所承载，在他眼里就具备了某种永恒的价值。这价值是属于作者的，编辑只是服务者，可以尊敬和崇拜作者，却不可有须臾认为自己厕身作者之列。每当有人俗套地称赞他五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为美国的智识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西尔弗斯就会回答：“这是一份狗干的工作。”他是一位素食者，所有狗都是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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