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等级制唐朝

菊与刀，日本的民族性浅析

看到《ChrysanthemumAndSword》这本书时，脑子里闪现出的第一个...

（2008年10月）

看到《Chrysanthemum And Sword》这本书时，脑子里闪现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唐朝乐队的那句“菊花古剑和酒”，倘若这本书翻译成《菊与剑》的话，就与那首歌更吻合了。不过，这本译为《菊与刀》的作品却与盛唐没有丝毫关系，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武士刀则是最能代表日本武士精神的象征。菊与刀分别用来象征日本文化中这最具特色的两个方面，这才是书名的真正由来。在这本书中，Ruth Benedict以严谨的笔触对日本文化的特征进行了详细认真的分析。这样的分析让本书枯燥而深刻，作为一本大众读物显然不合适，但却能给那些希望对日本国民性有系统认识的读者许多清晰的有价值的参考。

我之所以会联想到大唐盛世，完全是受那首曾经广为传唱的《梦回唐朝》影响。只是，顺着这样巧合的思路走下去，却也能硬生生从这种巧合中找出点历史的必然来。大唐是中华文明的巅峰之一，日本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把中国的佛教、茶道乃至官制、兵制、田制、学制、税收、法律一股脑儿统统搬了过去。在唐朝之后，中国在技术与体制方面并没有多少进步，但文化上却不断翻新变革，许多曾经广为流传的东西逐渐消亡，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然而，日本却将借鉴过去的那些东西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当然，在许多方面，日本所继承的只是外在的形式性的东西，对其中的内涵从未真正理解，然而，与本土的消亡殆尽相比，这些留存在日本的残缺而扭曲的文化断片，依然是研究消亡已久的大唐文明时极为珍贵的参考资料。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谓日本最具特色的两个象征菊与刀，或者也是从唐朝那会借走的也未可知。

在从唐朝引进先进的文明之前，日本没有书面语言，没有永久性的宏大建筑，没有像样的官阶、品位和律令。然而，她把中国的象形文字拿来，并据此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字，一种完全不同于象形文字的新文字；她把佛教整个拿过来，作为“保护国家的最好的”宗教；她以中国的首都为原型，建造了一个新的首都——奈良。作者Ruth Benedict感慨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日本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引进文明，这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任何别的地方找到这么做的任何别的民族。”

然而，无论是日本还是任何别的民族，所能从其他民族身上汲取的只能是表象的东西，这种舶来品并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特性，而是会被加以修补以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即使日本曾经从中国继承了所有的习俗与传统，日本人依然是日本人，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两者永远泾渭分明。

Ruth Benedict笔下的日本所具有的最鲜明的特征，似乎包含以下几点：（一）对精神与意志的信仰；（二）对“各就其位”的严格秩序与等级制的依赖；（三）对“忠诚”与“情义”的执著；（四）对名声的看重。

依据这些基本特征，作者对日本人种种特定行为进行了解释。总体上，日本文化属于“耻感文化”，做某件事的合适与否，主要在于是否合乎所在圈子的规则，是否会受到他人的耻笑。而这里的“他人”，则往往是个并不存在的假设。为了避免名声受到损害，日本人自上而下在每种关系、每种场合都有详细的规则，在这些规则之内生存的日本人，自我感觉是安全的，他们也逐渐依赖于这种种的规则的限定。

日本的民间故事，有相当大部分是关乎忠诚于情义方面的。“大义”与“私情”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冲突的关键。在日本的故事中，鲜有大团圆的结局，取而代之最通常的结果，是主人公为了“还债”，以不得已的方式解决完问题之后自杀。受“忠”与“情”的思想支配的日本人，往往不愿意欠上人情债，因为在日后，这样的人情债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偿还，因此，他们通常会客气的要命，处处用“给您添麻烦了”之类的话，以避免欠下情债。

“在日本迅速接纳西方新技术，迈入强国俱乐部之后，她为身边的国家缺乏秩序而不满，因而希望将自身完善的等级制附加在身边这些国家身上，使得朝鲜与中国不再受西方侵略，而是生活在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等级制之下。”在这本书中，作者这样解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动机。这样的战争，当然不会受到其他民族的欢迎，然而，对日本人来说，朝鲜与中国的不理解与反抗，则是无法理解的行为——虽然在大东亚共荣圈里，朝鲜和中国将处于最低的等级，但毕竟不会再受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是一起走向繁荣啊？日本人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放在东亚之首的地位，俨然以救世主而非侵略者的姿态进犯中国大陆，这样匪夷所思的想法，恐怕也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理解吧。

Ruth Benedict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进行分析的，因此，对她来说许多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看来似乎更容易理解一些，毕竟，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比起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来要小很多。作者在某些地方的理解，肯定是有所偏差的，不过，考虑到她的西方背景，能对一种文化挖掘到这样的地步，也已经很不容易了。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基本上可以照着她的思路来剖析日本。

我不知道这本书写出的具体日期，但看其内容，应该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写下的，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方便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接管。从这样的目的出发，这本书在观点上当然有不少局限性。而且，从二战到现在，转眼间已经过去了60余年。在这日新月异的半个多世纪里，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英国人，其国民性都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不少变化，旧的腐朽的东西消亡，新生的特征出现。从这一点上说，这本书中描写的日本国民性，反应更多的是日本的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不能简单的用在当今的日本人身上。正如今天的中国人，与汉唐宋元明清的中国人，在国民性上也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

然而，在国民性方面，无论什么样的变化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了解过去有益于理解现在及预测未来。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剖析，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日本，依然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如今，在这个日渐变小的地球村里，中国与日本这对邻居，既相互竞争，又彼此依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相处”这一问题对双方都极为重要。显然，愤青派的盲目排外与哈日族的无条件追随都不是好主意，不过，究竟什么样的主意最好，我也拿不准。只是，无论双方要怎么相处，彼此理解都应该是第一步。而在缺乏相应材料的今天，《Chrysanthemum And Sword》依然不失为一本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珍贵资料。

我期待，在今天，有人依然能写出《Chrysanthemum And Sword》这样的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