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红枣喂羊而产生的联想

前年玉米一块二毛钱一斤，还不够卖，村民们见到了实惠，去年增加了种植面积，结果是七毛钱卖不出去，今年玉米纷纷改种黄芪了！...



三哥按：5月5日，这天是生在德国、死在英国、自称世界公民的犹太人马克思先生诞辰198周年纪念日，官方没有相关活动，媒体也没有关注这个日子，这位在世纪之交被英国民众评为上个一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似乎注定要经历一段沉寂期，然而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以致我这个八杆子打不着的生活在中国底层社会的老百姓，也在当天上午写了这篇短文来作点私人的纪念，写完后统计字数，正好1818字，巧了！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育，至今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我的认知，范围着我的思想，这也许算是我的马克思情结吧？


前些天回村里，吃饭时主人端来两盘红枣让客人佐餐，为此她还有些不好意思，问原因，原来这些红枣是四毛钱一斤从产地运回来喂羊的。虽然是干枣，可有光泽、圆润，品相很好，要是在大超市出售，少说也得十块钱以上。

红枣喂羊，乍一看，这确实是供大于求，供给侧真的出现了问题。枣树栽得多了，增加了产能，不仅是增加了，而且大大超过了需求，需要把超出需求的这个产能去掉，才能保持供需平衡，继续保持枣市的活力，否则四毛钱一斤，打击的是生产者的积极性，继续下去，负面影响最终连累的还有消费者。去产能——砍掉一部分枣树；去库存——把摘下来储存在仓库里的枣子想法卖掉，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可是我们不得不从需求侧考虑一下，因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总是处在需求侧这一端。我为什么不能买到这么好，这么便宜的红枣？四毛钱一斤，不指望：一是我不可能为了三、五斤红枣要跑去产地购买，那样成本太高；二是这是产能过剩情况下的不得已价格。我们假设正常情况下的价格是四毛的两倍，八毛钱。作为消费者，我们能不能买到比产地价格八毛钱高五倍，每斤四块钱的红枣呢？若此，我这个低端的需求者，就可能考虑会把红枣作为日常食品之一，其消费量就完全可能比现在望枣兴叹高出何止十倍！即使减去一半，也多出了五倍的消费量，如果是这样，这个红枣的产能是不是还过剩呢？

这就得有人给做个服务，从生产者手里，弄到消费者嘴边。这服务就叫流通领域，包括采购、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把产品变成商品，再把商品变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应该就是物流。因为有物流，方便了生产者，也方便了消费者。而生产和消费正是供给与需求两端。我吃不上物美价廉的红枣，是因为红枣生产过剩了吗？恐怕不全是这样，因为他每斤卖四毛钱与我无关，不是我吃不了造成的，而是因为我吃不起，我买一斤红枣得十块钱以上，这远远超出了我日常消费的能力。换句话说，我是有这个消费需求而没有这个消费能力，如果我有了这个消费能力，他这产能就不会过剩了，也许还供不应求呢！

怎么才能让我有这个消费能力呢？两种办法，一是我自己有钱了，能买得起；二是红枣降价了，我能买得起。如果我们讨论的问题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我会用第一种办法比较容易地解决；然而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让全体消费者都能买得起，这是一个政府的长期任务，说得书面一些，这是国家的远期战略。所以可供选择的办法只剩下一个，就是降价。四毛钱怎么变成十块钱的？物流成本为什么这么高？政府的文章要从这里做起。

我自己的感受是改革的关键不在需求侧，也不在供给侧，而在两侧之间。

今年，因为政府“十个全覆盖”的好政策，我有幸为父母的危房进行改造。然而遇到的是工料全面涨价。砖每块涨二分，水泥涨50元以上，钢筋每吨涨800元。人工方面，原来浇铸一平米屋顶35元，现在涨到40元，还是送人情。去年，乡里鼓励统一施工，招标每平米1000元以下，每户需要个人补贴16000元，今年变成了20000元。乡长说，1100元招不到标，因此鼓励政府补贴，个人自建了。

为达到抗击八级地震，政府规定普通平房也要做混凝土框架，因为价格上涨，我只好降了标准，就想凑合着满足达标要求（验收不达标不给补贴）。

供给侧改革的结果是成本转嫁到了需求侧，作为消费者，我再次为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什么会感觉枣树栽多了？为什么总会周期性地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政治经济学教书上告诉我们，是因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当然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七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地区猪仔价格一度涨到了一百块左右，这在每个工分几毛钱的时代，极大地调动了大养母猪的积极性，于是猪仔遍地，我们村的王存宽老人，一窝猪仔五毛钱一只没人要，自己又养不起，悄悄倒在河里淹死了。这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家庭养猪业只是补充，成不了气候。现在是市场经济，由市场指导，生产资料私有化又有相当的规模。还拿我熟悉的自己村里的事来说明，前年玉米一块二毛钱一斤，还不够卖，村民们见到了实惠，去年增加了种植面积，结果是七毛钱卖不出去，今年玉米纷纷改种黄芪了，我真替他们担心，黄芪是药材，哪有那么大的消费量，是不是明年还得重复供给侧改革，又来一次去产能呢？

根本的问题是小政府不是无政府，市场不是无计划，短期内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管好投机行为，规范市场规则，降低营销成本，释放红利给供给和需求两侧，鼓励生产和消费两个积极性。至于如何破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干预之间的矛盾，不是本文所能解决了的。（写于2016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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