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留声:敦煌乐谱复活记

 

古谱静默如谜...





昨天和一位老师聊到中国古代琴曲是“不需要明确节奏”还是古人“不具备有量记谱的思维能力”,而敦煌谱的形态则证明原因应该是后者。

古谱静默如谜。敦煌琵琶谱抄于公元933年,三种笔迹。20世纪上半叶日本学者林谦三首次对它作出解释,陈应时教授的译谱侧重考证,而叶栋教授的译谱则更显艺术性,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叶栋打谱的《伊州》使音调染上印度的色彩,无论是否符合古代原貌,它本身都是一件很杰出的艺术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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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曲《琵琶行》,在描述一位歌女悲惨人生经历的同时,也将琵琶这一乐器推广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千年后,《琵琶行》依旧是中学生的必背唐诗。或许,众多的唐诗读者在读《琵琶行》时,根本没想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大唐琵琶曲。这就是敦煌藏经中的唐五代琵琶曲。

这些唐代古乐谱是如何走出敦煌经卷的呢?这要从一百年多年前的一件事说起。

1900年,敦煌,一个神秘的洞窟被打开,无数古代文书重见天日。其中,一份卷子的背后,写着神秘古怪的文字非常难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破译,才初步判断,神秘天书是唐代琵琶曲。



敦煌乐谱记谱使用的符号是所谓"宴乐减字谱",形似日文的假名。如:一、人、工、只、七、儿、作、十、上,等等;谱字旁边,还有几个可能是表示时值或句断的符号。

这批乐谱的背面抄着经文,专家们根据笔迹和原卷的情况,判定这是为了抄写经文,把三张不同人在不同时间抄写的谱子随意粘连在一起了。



目前,敦煌曲谱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从敦煌藏经洞带走了大量的经卷,其中有三卷经卷比较特殊,这就是P.3808、P.3719、P.3539。经卷的正面分别是《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尔雅》、《佛本行集经》,经卷背面分别是今人难以释读的《敦煌曲谱》。

前述三份经卷中,以P.3808背面最为主要,这是长兴四年的一个卷子。“长兴”是后唐的年号,为公元933年。这份卷子似乎是当时为达官贵人讲解经文所用,不知何故,在背后记录了古乐谱。

这些古乐谱分为一段一段,每段都有标题,有急胡相问、急曲子、又慢曲子等等。而记录曲子的文字像“五六七”,但细看却又掺杂着注音符号“ㄣㄒㄛ”这样符号。人们断定,这应该是曲谱,因为标题写着曲子,但究竟是什么曲子,却无人可知。学者们作出种种推断,有说是笛子曲,有说是管子谱。后来,才确定这是琵琶谱。



对于古曲谱而言,仅仅知道名字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演奏它们才是最为关键的。可是,越往前走,难度就越大。

从本世纪30年代起,最早致力于敦煌古谱解读研究的,是日本人林谦三,接着是中国人任二北、杨荫浏、饶宗颐、张世彬等。他们通过艰苦的研究工作,基本上解决了谱字的音高问题。



80年代初,叶栋发表《敦煌曲谱研究》一文,并将25首乐曲根据自己研究所得,全部解译付诸演奏录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一批国内研究者异军突起,有陈应时、何昌林、关也维、席臻贯等,学术空气空前活跃。陈应时的新译谱1988年曾由"上海古乐团"演奏。席臻贯的新译谱,于1992年录制音带在国内外发行。各人的译谱均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敦煌乐谱共有25首乐曲,其曲名分别为:《品弄》、《倾杯乐》、《急曲子》、《长沙女引》、《撒金砂》、《伊州》、《水鼓子》等。唐代歌曲典雅古朴,风格多样,音调独特。如第六首《急曲子》是充满阳刚之气的武曲;第十二首《倾杯乐》又情意绵绵,朴素真切。第十五曲《慢曲子心事子》委婉深情。第十六曲《又慢曲子伊州》凄切悠长。被编为女声合唱的第十八曲《水鼓子》,庄重肃穆,雍容华贵。第二十二曲《撒金砂》似有禅意。



附:黄安伦之《敦煌古谱四首》

《敦煌古谱四首》创作于1997年,是由黄安伦根据叶栋对敦煌古谱的25首译谱版本,选其中4首的旋律音作为改编素材而成的一首二胡与交响乐团作品。

黄安伦,现代中国作曲家,1949年出生于音乐家庭,5岁开始随父母学习钢琴,7岁已完成其第一册钢琴曲集。代表作品《C小调钢琴奏鸣曲》、《金瓶似的小山》等。



《敦煌古谱四首》是黄安伦反向寻根,从古老中国的音乐元素中找到创作的新方式,并为古老的乐谱找到新时代的新出路。黄安伦的音乐与创作理念让《敦煌古谱四首》有别于一般狭义的中国音乐作品,成为全世界都能欣赏的音乐作品。

这样的一种创作高度,使得《敦煌古谱四首》最终将成为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 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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