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中国为啥没有“工匠精神”?

 

打动90后的不是风口的猪,是坐得住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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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纪实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瞬间红遍大江南北,“工匠精神”一词成了全民膜拜的神话,其流行程度甚至超过了李克强总理将其收录在《政府工作报告》之时。

下面这句话透露出他们的想法——

打动90后的不是风口的猪,是坐得住的工匠。



从非学术的角度讲,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它不像工业4.0那么复杂,也不像大数据云里雾里,走红背后实则暗含着这样的事实:咱们没这个东西。

关于为何德国、日本有工匠精神,各种学者众说纷纭,最终却往往归根于严谨的民族性上。且不说这种“生物决定论”犯了平权主义者的大忌,仅从历史角度考证一下就会发现站不住脚:20世纪中叶,同样由日耳曼民族组成的东德,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正是产品质量差,失去社会主义阵营市场又经受不住西方的竞争。


东德纺织女工
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并不是做不到“工匠精神”,而是不能这么做。

速度为王,这是过去中国制造思维的精华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有106家企业从零开始,挤进了世界500强。这是中国急速奔跑的一个缩影。我们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这个速度和规模难以想象。对这样一个飞奔的巨人,他怎么可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正如博尔特跑出9秒58世界纪录的同时,若还想保持姿势优雅、欣赏沿途风景,绝无可能。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形成工匠精神,但是中国制造思维却把另一样东西做到了极致——“速度为王”。



一个领跑者,精耕细作是维持优势的必须;但作为追赶者,要忽略其他细节因素,通过急速扩张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在你前面的领跑者,因为组织规模过大、市场份额急速缩小,就可能被淘汰掉。

“速度为王”,这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历史上的伟大实践,也是中国制造思维的精华。但当下的问题是,中国制造在世界格局的位置已经易位,支撑高速发展的成本优势已然消弭,“工匠精神”将取代成为制造新思维。

机会太多,固执就是愚蠢?

因为30多年的急速奔跑,中国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新旧两个时代的并存。这代人的一生都处在新旧时代交换的地平线上,既能看到新时代的朝阳,也能感受旧时代的黄昏,面临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交迭。
在由“工业1.0”飞奔进“工业4.0”的大时代里,永远都有更有价值的社会分工、技术进步出现,而人的协作却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制度漏洞太多,套利机会太多,过去的中国是冒险家的乐园,而不是工匠的田园。

80年代作为小商贩赚钱,90年代股票就起来;刚进入股市,00年代房地产又暴涨;房子还没捂热,10年互联网风口又来了,各种概念层出不穷: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人工智能……正如看过《古惑仔》后用十年磨刀的你,却发现大家已成为《太子妃升职记》的粉丝。

当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大家自然是追逐新机会,而不是耗费在产出低又可被随时替代的事情。在过去的中国,固执地守在自己的世界里精益求精,不是精神而是愚蠢。

中国企业家没有安全感

在中国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一部分市场和价格充分竞争,另一部分市场和价格处于垄断,这个巨大的断层形成了历史性的制度套利机会。中国老一代企业家的崛起,多数依赖于这种制度套利,政商关系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从实质上讲,很多企业家或多或少具有“原罪”。依赖于政商关系而非产品质量,企业未来存在不确定性,自然与严谨、坚持、耐心的工匠精神背道而驰。

速度过快、机会过多、制度套利,因为这三个原因的叠加,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不是很可惜没有工匠精神,而是压根就不该有工匠精神。



微笑曲线是伪命题,需要的是工匠制度
至于很多人说“没有工匠精神是因为处于产业链低端”,我完全不能苟同——价格从来不是理由。中国制造业缺乏工匠精神,但在大多免费的互联网行业却非常普遍:产品经理对于产品的极致追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个功能、每步操作甚至要经过几十版的迭代。

所以,精益求精这件事本身,跟价格和利润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它是由竞争标准决定的。开放的互联网行业里,用户体验不好就没人用;而在封闭的制造业里,评标专家们靠关系投票。
产业链的位置更不是理由,微笑曲线从来都是伪命题。代工贴牌并不是天然就比品牌科技低级,在价值链条上,“设计”、“品牌”和“科技”可以称王,“制造”、“集成”、“物流”未必就不能称霸。真正能够占据价值链主导权的,是最终能为整个价值链创造增值的环节,和价值链的位置从来就没有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制造已走到追求工匠精神的当口,“工匠精神”却难以做到?

“工匠精神”为什么不叫“工人精神”?因为工匠是独立人格,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果,所以重视细节。而工人是对“领导”负责,只关心领导关心的事,而领导恰恰是最不可能关心细节的人。不关心实际,只揣测圣意,必然会形成浮躁、短视、投机,这是制度使然,无关人品。

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叫“举孝廉”,可是“孝廉”不好判断,最终结果就成为了权力寻租:比如四世三公的袁绍就变成了世袭。“工匠精神”的道理一样,它之所以没办法实现,因为它是“德”,而不是“才”。“德”这个东西只能主观理解,却不能客观判断。



仅靠道德感化和形象宣传,无异于“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形式大于实际。而德国和日本这种工匠国家,与其说他们有工匠精神,倒不如说是一种工匠习惯。这个习惯,由一整套高品质高标准的工匠制度,和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构成。以“德”为社会标准,人治大于法治,建立不起工匠制度;就没有工匠习惯,更不可能有工匠精神。

制度——习惯——精神,这是中国制造文艺复兴的必经之路。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来源:疯狂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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