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是读书治学入门之学。我国古代学者认为治学之道在得门,得门而学，事半功倍，并认为书目即学问之门径，...







目录学是读书治学入门之学。我国古代学者认为治学之道在得门,得门而学，事半功倍，并认为书目即学问之门径，书海之舟揖。古今凡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成就者,没有不是在积累,消化理解和利用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苦心探索之后获得成功的。但是许多学人终其毕生奋斗不息，竟然一无所成,原因在不明目录学的缘故。

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学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种作用：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疑；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古典目录学》中总结了古典目录的功能和作用有：

一、掌握古籍总的基本状况；

二、了解图书的本身状况；

三、粗知学术源流；

四、考辨古籍的依据；

五、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综合各家观点，目录学知识于学术研究之功用可归纳为：

一、读书治学入门之学

我国典籍，卷帙浩繁。要进行某一学问的研究，需要读哪些书、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这些问题是每个初学者都要遇到的，不得其门者，则终身无得，著名学者也不例外。目录学，可以担负指导读者阅读的任务，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目录可帮助读者挑选自己需要阅览的书籍，解决如何读书，先后缓急的问题，所以说目录学的运用是做学问的基础工作，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治学之道。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初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又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深,方能得其门而入”。

遍观古今中外巨子硕儒，凡从此入门读书治学成就卓著者，屡见不鲜：

梁启超

梁启超九岁曾到广州应童子试，名落孙山，第二年他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找出门径。第三年，十一岁的梁启超再次到广州院试，考中秀才。后来又拜康有为为师，进一步学习目录学，研究文史，成为中外闻名的学者。



陈垣

牟润孙在回忆其师陈垣治学的路径时，亦论及目录之学：先师自言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四库提要》，以此为阶梯而去读他所要读的书。他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必须要读的书目。因为懂得目录的功能，以至陈垣养成了凡读图书馆必先求该馆庋（gui214）藏图书目录的习惯，事半功倍。



因为目录学对读书、治学至关重要，1961年5月陈垣在和北京师大历史系应届毕业生座谈时，就自己的经验提出：一是从目录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二是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要求甚解。他说：“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柳、韩，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

余嘉锡

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余嘉锡自幼刻苦读书，早有著述之志，然于学问之事实未有所解。后来他看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茅塞顿开，想尽一切办法，购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穷日夜读之不厌，终于成为著名学者。他深有感触地说：“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之学，以津逮，较其它学术，尤为重要。”

季羡林

季羡林在《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中，亦有类似的论说：“中国清代的朴学大师们以及近代的西方学者，研究学问都从书目开始，也以此来教学生。寅恪先生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书目，在他的笔记本中，我发现了大量的书目。比如笔记本八第二本中有中亚书目一百七十种，西藏书目二百种。此外，在好多笔记本中都抄有书目。从二十年代的水平来看，这些书目可以说非常完全了。就是到今天，它仍然有参考价值。”

以上的例子无不表明，目录对于读书、治学的重大作用。懂得目录之学，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不同门类的书目有系统的了解，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拓展自己喜欢的书目的范围、钻研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人们已研究出来的具体成果，以及可往哪些点或面进行深入探究或者推翻前人的某些观点或看法；在做学问上，还时刻提醒我们，应该严谨、细心、不怕吃苦。

二、了解学术源流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学术源流，了解其某些图书的基本内容，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古今史学家，在治史，治目录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目录即学术史，学术源流得力于目录学。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

我国目录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书籍内容，表现它的价值，学术源流，表现作者的学术成就，流派、师承等。

目录书有三种类型：

一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

二是有小序而无解题;

三是有小序，解题都没有，只著书名。

无论是有小序，有解题还是无解题者以及小序、解题皆无的目录书都可起到“辨章学术、改镜源流”这一作用。有小序有解题的对图书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来达到“辨章学术，改镜源流”的作用。有小序无解题者是充分利用小序使读者先从学术上得一概貌，进而便于了解和掌握每一种书。小序和解题都没有的目录书，主要靠“类例分明”，使学人能窥视学术之源流沿草。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近代著名文史学人都极为重视利用目录这个“工具”，以书目了解学术源流，辨别一书的学术流派和学术价值。许多学者对目录学这一功能给予很高的评价。

补充：目录学的发展、沿袭

目录学是研究书目的编制、利用并使其在科学文化事业中有效发挥作用的一门学问。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目录学的作用，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就撰有《别录》、《七略》等书，开创了我国图书目录学之先河。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氏父子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艺文志》，成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专著。从汉以后，历代学者无不重视目录，如《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等，至清代，章学诚著成《校雠通义》，更总结了目录学的丰富经验。反映我国古代著述规模最大、最全的目录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现代各科著作的目录更是众多。

目录学过去曾在我国许多著名学者的治学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日，继承我国目录学的光荣传统，总结它在治学中所起的作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谁，治学都离不开目录学。撰写论文，完成某一科项目时首先是根据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确定归属的时代地区与范畴；其次分析课题涉及的科研的范围；再次，明确课题拟采用的类型，检索图书馆的目录和工具书，在此基础上，开始翻阅图书目录中有关的标题与款目，查找期刊论文索引中的有关类目。这样便省掉许多的暗中摸索之苦，在最短时间查找到课题所需要的文献资料。

科学研究本来便是一代接一代不断延续的过程，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的。目录所给予人的启示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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