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沃尔玛工人

汪中求：人心柔软与市场残酷

事不关己时，站在道义的一边很容易；但在两难选择的情况下，简单表态却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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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关己时，站在道义的一边很容易；但在两难选择的情况下，简单表态却没有任何意义。

有很多善意的举动反而带来不尽人意的结果。

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女性的权益，体现对女性从业者的公平，规定给女性员工延长带薪产假，结果导致雇主压低女员工的薪酬或尽量避免招聘女员工。因为在劳动力供求关系不平衡的背景下，雇主对用工成本是有严格限制的，羊毛很难出在牛身上。

很多地方提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出发点显然不用怀疑。但是，如果最低工资标准不符合当前人力资源的实际，造成人为抬高劳动力价格，其结果必然是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导致失业率上升。最低工资标准的受害者可能反而是最需要保障的弱势群体。著名经济学家彼得·希夫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有人提出将沃尔玛工人的薪水上调到15美元/小时。于是，希夫亲自到沃尔玛门口蹲守，问走进来的顾客：“你同意给沃尔玛的工人涨薪吗？”绝大多数顾客都表示“当然同意”。他接着问：“那你愿意额外支付15%的商品价款来支持沃尔玛的工人涨薪吗？”结果无一例外地全部遭到了拒绝。

事不关己时，站在道义一边很容易；但在两难选择的情况下，简单表态却没有任何意义。

还记得2010年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吗？自1月23日出现第一起工人跳楼，至11月5日，富士康先后发生14起工人跳楼事件，当时舆论一片哗然。绝大多数人轻易地选择站在“道义”一边，谴责富士康工作强度大，造成工人压力过大，批判郭台铭是“黑心老板”。

但是，富士康的大多数打工仔、打工妹实际上是欢迎加班的，因为“赚的钱里面，加班占到一半”。风波过后，富士康不敢强调加班了，但也不可能在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前提下加薪，导致“打工就是为了挣钱”的工人失去了挣更多钱的机会，他们反而不高兴。

而且，富士康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基地遍布廊坊、北京、昆山、成都、郑州等城市，到2010年员工人数已高达80万人，谁又能保证所有人的抗压能力都强呢？人心柔软而市场不免残酷。置身于社会层面思考，正因为有规则才构成市场的魔力，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在不考虑自身利益时，绝大多数会扶贫济困，照顾弱小，给予公平，维护正义。

但是，一旦置身其中或者需要首先付出时，人们就有可能马上捂住自己的口袋，先维护好自身利益，至少降低损失，表现出彻底自私的一面。

“私”不是错，善之不为或未及为之，不犯罪；对抗规则甚至触犯法律，才需要否定甚至给予打击。正因为如此，约翰·洛克才说：“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当今社会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从1862年英国颁布《公司法》开始出现的，其对“公司”做出的定义是：以盈利性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并明确指出开设公司是每个英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法律上的基本权利保护公司以盈利为目标，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理性。

西方政治家认为，当人们没有了真正的财产支配权，真正的人格独立也很难得以支撑，因此就不得不转而依附于某一个自己不能掌控的系统，哪怕这个系统不尽人意或者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

当然，现代文明下的公司制，提供了更多的激励和契约，以尽可能保证它不会疯狂掠夺财富，不至于为利益而不顾一切。激励有三大驱动力，除了荣誉还有恐惧和制度。契约也分为三类，不仅有以公司法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型契约，还有其他书面契约，更有心理契约。这样一来，普通民众在“私”的路上越是努力奔跑，就越是对他人和社会作出了更大贡献。

《光明网》2020年7月10日发表的文章指出，我国外卖小哥接近700万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为1%，即有约7万硕士生在当外卖小哥。有些人站在至高点评论“硕士生送外卖屈才”“这将造成社会总体的人才浪费”等等，一连串的“劳力者治于人”的陈词滥调。

且看近年来研究生不断扩招的趋势，如何能保证研究生依“理想”就业？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再看，饿了么曾发布的《2019大学生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2019年暑期，全国各地有9896名大学生加入兼职骑手行列，他们中约有50%是大二升大三的学生，另有超过300人将进入研究生行列。无论读书多少，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劳动力商品，由市场自主配置，完全不必“咸吃萝卜淡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