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新研究报告：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并无分别

通过大量的研究，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院认为转基因食品并没有表现出比传统作物更具风险。...



美国时间3月17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院发布了一项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最新研究报告

这份长达388页的报告历时2年完成。该报告总结了过去20年以来转基因对环境、人类健康和农业的贡献，并对现有的转基因监管提出了新的建议。

该报告发布后，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包括一些微信公号都对该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报道和介绍。《科学传播人》也在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份重要报告相关的新闻，并根据其内容进行了编译。

该委员会根据过去20年积累的证据来评估现有的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好处和坏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生物学家便使用基因工程来培育具有特定性状的植物，以获得保质期更长的水果、提高果实的维生素含量和抗病能力。然而，多年以来，只有一种性状被广泛应用于商业用途，那就是使作物可以抵御除草剂毒性或者自身具有毒死害虫能力这一性状。正是因为只有如此少的性状被广泛接受，委员会此次决定避免对转基因作物的益处和风险一概而论。在谈论现有的转基因作物可能产生的各种效果时，人们通常假定这些效果对转基因作物是普适的。但是事实上，不同的性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说，当通过基因改造使一种作物富含更多的营养时，它对环境的益处和经济性就与具有抗除草剂性状的转基因作物不同。报告分析了900份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报告和其他研究成果。“我们深入挖掘文本，重新审视了关于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的现有数据，”委员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大学昆虫学特聘教授、基因工程与社会研究中心联席主任Fred Gould说。此外，委员会为听取了80位演讲者在3次公开会议和15次网络研讨会上的观点和700余条公众意见，以此来加深对转基因相关议题的理解。委员会为该报告设立了网站，人们可以在网站上找到报告中引用公众的言论，也可以找到报告中的主要论据和提出的建议。“委员会认真听取了公众的意见，深思熟虑之后给出了回应，回答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担忧，也回应了那些认为转基因作物会带来巨大好处的人的问题。”Gould说。

通过大量的研究，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院认为转基因食品并没有表现出比传统作物更具风险，没有发现任何疾病与食用转基因食品之间存在关联，也没有任何确定性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与环境问题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委员会没有在现有的研究中找到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证据。

动物实验和转基因食品化学成分的研究都表明，市面上现有的转基因食品不会比非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产生更高的风险。尽管流行病学研究没有直接关注转基因食品的食用情况，但现有的研究也没有显示任何疾病或慢性病与转基因食品消费之间存在关联。

有证据表明，转基因抗虫作物由于减少了杀虫剂中毒，对人体健康有益。此外，一些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转基因作物正在培育中，比如富含更多β-胡萝卜素的大米“黄金大米”可以防止一些发展中国家居民由于缺乏维生素a缺乏导致的失明与死亡。该报告称，抗虫或者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不会减少农田中植物和昆虫的整体多样性。有时候，抗虫作物甚至会增加农田中昆虫的种类。也没有证据表明基因漂移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委员会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与环境问题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而，即便是对于杂交作物，评估长期性的环境影响也十分困难，因而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现有证据表明，转基因大豆、棉花和玉米整体上给种植者带去经济效益，但是其产量受到昆虫数量、种植方式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影响。虽然转基因作物在种植早期可以给小型农场主带去经济收益，但是持久而广泛的效益需要制度支持，比如贷款渠道、肥料等必需品的支出、推广服务和作物进入本地和世界市场的渠道等。如果在种植抗虫作物的地方不跟进抗性治理的话，一些目标害虫会进化出抵抗能力。如果转基因作物要可持续，就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定和刺激政策来保证全面可持续的昆虫管理办法的实施。

委员会也发现，在许多地方，不少杂草已经演变出了抵抗草甘膦的能力。全面的杂草管理方式可以减缓杂草的抗性进化。在报告中，专家建议加强对杂草抗性管理的研究，以发现更好的方法实现转基因作物可持续发展。

虽然转基因抗虫作物减少了因害虫导致的损失，但在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十几年中，没有发现切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技术可以使产量增速有显著的变化。

        基因工程抗虫技术能否提升作物的增产率还不能确定。

委员会建议通过资金投入来实践各类可能使作物产量稳定提高的方法。三、更新监管方式

报告指出，任何优化植物基因的技术，不论是用转基因技术还是传统育种，都有可能引发安全问题。因此，需要监管的应该是作物本身而不是培育的过程。

在决定是否需要对一种新植物进行安全测试时，监管人员应该关心的是那些新的性状可能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的程度、潜在危害的不确定程度和人体食用该作物的潜在危险程度，而不是仅关心它是依靠了转基因技术还是传统育种技术。

理论上，美国对新植物实行的是“产品”政策，关心的正是作物本身，但是美国农业部和环境保护局在决定哪些植物需要被监管的时候，仍参考其培育过程。但是这种“过程”政策在技术上越来越站不住脚。基因工程已不再是新事物；而新出现的像基因组编辑、合成生物学之类的技术又不属于现行的转基因工程管控类别。

传统育种和转基因育种之间的边界正在逐渐模糊。

比如像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已可以实现改变特定基因上的一个核苷酸，这与通过辐射或化学诱导突变的方式异曲同工；而辐射和化学诱导方式在许多国家的监管体系中被视作传统育种。并且，一些新的植物种类从基因上将难以将它们与传统育种的植物进行分辨。通过传统育种方式获得的抗除草剂的植物和通过转基因技术获得的对相同除草剂具有抵抗能力的植物应具有相似的益处和风险。

除此之外，监管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地向公众普及基因工程技术的原理以及转基因是以何种方式被监管的，也应积极征求公众的意见和关注。报告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科学解答的。”

转基因作物政策涉及科学、法律和社会三个层面的考量。

比如，报告并不认为强制给转基因食物贴标签就可以保护公众健康。本质上，这个问题涉及选择权，而这不是技术评估可以回答的问题。

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院是一家美国科学家组成的自治、非盈利组织，在1863年3月3日由林肯总统签署法案创立。这篇报告得到了Burroughs Wellcome Fund，the 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the New Venture Fund，美国农业局和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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