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麟｜余光中《乡愁》说略

什么是乡愁？乡愁是一种印记，江南雨，塞北雪，长江水，黄河谣，大漠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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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乡愁？

乡愁是一种印记，江南雨，塞北雪，长江水，黄河谣，大漠烟；乡愁是一种味道，羊肉泡馍，重庆火锅，南昌炒粉，高邮鸭蛋，酸菜粉条；乡愁是一种风物，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乡愁是一种方音，吴侬软语，掷地秦腔，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乡愁是一段亲情，母亲的叮咛，父亲的注视，奶奶的慈爱，爷爷的硬朗。

在余光中笔下，乡愁首先表现为空间距离，是一种地理的乡愁。“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表现的是自己外出求学，母子之间的距离。“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表现的是自己外出求职，夫妻之间的距离。“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表现的是阴阳陌路，生死之间的距离。“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表现的是族群割裂，两岸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从母子，到夫妻，到生死，到族群；从生离，到死别，到割裂。程度一步步加深，距离一步步变远。乡愁，恰如春水，渐行渐远渐无穷。

乡愁其次表现为时间距离，是一种时间的乡愁。“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分别刻画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幼年求学，成家谋生，壮年失恃，暮年去国。这四个人生阶段，很容易让人想起宋代蒋捷的《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词人写了少年、壮年和暮年三个阶段。时间不同，风景各异，乡愁的滋味也五味杂陈。

我们发现，乡愁产生于距离，既有空间的距离，也有时间的距离。当空间与时间这两条坐标轴相交时，历史的乡愁就诞生了。余光中生于1928年重阳节，自称“茱萸的孩子”，《乡愁》这首诗作于1972年，那一年，诗人44岁。诗人经历了离家、别妻、失母、去国，饱尝了思乡之愁，别离之苦，去国之痛。当个人的身世，与国家的分裂碰撞到一起时，乡愁就不再是个人的、自我的，而是族群的、家国的。我们称余光中的乡愁为“历史的乡愁”，就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具体的空间与时间，两岸的政治现状，以及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最后一节“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那么，《乡愁》的感人力量将会大打折扣。因为它书写的还只是个人的记忆，上升不到民族的记忆。好的诗歌，必须超越小我，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乡愁的第四重意蕴，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是文化的乡愁。乡愁，是人类的宿命，是对现代化生活的反拨，对传统文化的寻根，对民族精神的眷恋。它所指向的，不再局限于一村，一城，一地，而指向人们普遍的文化记忆，人类永久的精神家园。一个具备人文情怀的读者，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出对传统的回归，对祖国统一的期盼，对宁静家园的向往。乡愁，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其中涌动的是文化的潮水。

正是因为有了地理的乡愁，时间的乡愁，历史的乡愁和文化的乡愁，乡愁，才变得立体、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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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一诗，所用的意象也很值得玩味。诗人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四个意象作为乡愁的载体，都很奇特。

邮票，代表的是家书。在古诗词中，家书这个意象特别常见。“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以鱼传书；“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是托雁寄书；“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写出了家书的珍贵；“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写出了对家人的思念；“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写出了亲人的牵挂。余光中选用“邮票”这个意象，是对古典诗词家书的致敬。但他又不是简单地沿袭古典意象，以鱼雁、家书来代替，而选择了现代生活中邮票这个意象。邮票这个意象，出自日常生活，化俗为雅，暗示了邮路的两端，将母与子系联在一起。

船票，象征了漂泊。古诗词里，与船有关的乡愁，所在多是。“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写游子至日暮而倍添乡愁；“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写钟声安慰寒夜中的游子；“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写游子睹舟思人；“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写尽游子的漂泊之苦。船票，在余光中看来，代表了印信，将夫与妻系联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不用机票、车票，来表示乡愁呢。机票、车票，带来的速度都太快了，无法凸显距离感。只有船票，既古典又现代，彰显了夫妻之间的距离。况且，船票令人联想到船，载不动，许多愁。

坟墓，象征了隔绝。“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写坟墓的孤独；“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写逝后的无奈；“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写亲人的愁绪。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子最大的悲哀。如今，只有面对那坟墓，来诉说乡愁。

邮票、船票和坟墓这三个意象，都发源于传统意境，又注入了现代生活内涵。余光中说：“它必须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必须先是现代中国的，然后才是现代世界的。”[1]海峡，则象征了割裂，是一个全新的意象，非古人所能道。

四个意象之间的关系，也由小及大，由浅入深。邮票和船票，还只是生离，毕竟，物理距离可以跨越，母子、夫妻仍可以沟通。坟墓，却是死别，生死暌隔，无法跨越，不可沟通。而海峡，则是咫尺天涯，本来可以跨越，却因为特定的政治因素无法跨越。有家不能回，有国不得归。所以，显得更加无奈。这种乡愁，就愈发浓烈了，潮涨潮生，潮起潮落。

现代诗歌，特别注重对意象的修饰。邮票是小小的，船票是窄窄的，坟墓是矮矮的，海峡是浅浅的。前三者犹可说，海峡何以浅浅的呢？孙绍振认为余光中是化用《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句：“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是以物理距离，写心理距离，表现民族悲剧。[2]这个说法，无疑看出了余光中对传统的点化。诗人极言其小，其窄，其矮，其浅，无非是要说明乡愁之大，之宽，之广，之深。小、窄、矮、浅，是显性的；大、宽、广、深，是隐性的。

在数量词上，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对应一枚，一张，一方，一湾。有人说，一“方”坟墓不如改为一“座”坟墓，这就有违诗人原旨了。“座”，只是纯粹的量词，没有任何特色。“方”，既可以写出坟墓的状态，在音节上又能与“枚、张、湾”统一为平声，与数词“一”形成音韵的起伏。

无论是意象的选择，还是意象的排列，直至意象的限定，余光中都是煞费苦心。

[1] 余光中《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余光中散文选集》第1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第285页，1998年。

[2] 孙绍振《余光中的四种乡愁》，《语文建设》，2011年，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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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因《乡愁》闻名两岸，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是《乡愁》，而不是其他诗歌，让他成为“乡愁诗人”。这自然与《乡愁》的章法有关。

我们都知道，《乡愁》采用了《诗经》重章叠唱的手法。抒情主人公和抒情对象，分别是儿子、丈夫、游子、台胞，母亲、妻子、母亲、祖国。前者是一般意义上的男性，后者为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当然，祖国作为母亲，是更深层意义上的。正如《诗经·秦风·蒹葭》，抒情主人公“我”，要溯洄从之，溯游从之，寻找那“所谓伊人”。抒情主人公和抒情对象，也是男性与女性的对应。这种对应，反映了对母性的依恋，对家国的热爱，对理想的渴望。

《诗经》重章叠唱模式喜用三个章节，与之不同的是，《乡愁》采用了四个章节。母子隔离是“起”，夫妻隔离是“承”，生死隔离是“转”，海峡隔离是“合”，暗含了起承转合的为文规律。这不能不说是诗人有意为之的。《诗经》里的重章叠唱，往往是程度加深，意思递进，缺乏转折的意境。《乡愁》，因为有了“转”与“合”，在意境上要更加深沉厚重。

再看《乡愁》的抒情模式，我们几乎看不到人物的任何活动。它既不是望月思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不是沐风思乡，小楼昨夜又春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既不是登高思乡，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也不是远望思乡，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既不是日暮思乡，日暮途且远，游子悲故乡；也不是夜阑思乡，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既不是梦忆思乡，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也不是节日思乡，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意象是静态的；我在这头，母亲、新娘、大陆在那头，人物是剪影的。在静态与剪影之间，诗人留下了巨大的留白，等待读者去填补。求学的艰辛，求职的辛酸，漂泊的困苦，羁旅的愁思，思乡的痛彻，生死的离别，族群的割裂，都隐藏在诗行之间。

再加上语言骈散结合，音韵回环，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建筑美与音乐美的结合，成就了《乡愁》。

《乡愁》这首诗，无论是主题、意象，还是章法，都值得细细品味。《乡愁》，是中国人的思乡曲。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故乡是回不去的。

此心安处，即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