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顺：探索古辽西——从东山嘴到牛河梁（二十三）

作者简介：郭大顺先生，中国考古学界泰斗，有“红山文化第一人”之誉。发现和主持发掘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新说。...

三.从东山嘴到牛河梁

1979年5月，辽宁省全省文物普查开始。东山嘴与牛河梁遗址都是在这次文物普查中被发现的。

好玉多磨（三）

在牛河梁调查的两天里，我们又从老乡家里收集到两件玉器，一件是马蹄状玉箍，一件是双联玉璧，承包出红山文化玉器这块地的老大爷还说，他曾在种地时捡到过一件“万”字形玉器，因为过于零碎，就扔掉了，根据以后的发现，这件万字形玉器，多半是一件勾云形玉佩。几天后由建平回到朝阳，又从朝阳博物馆的库房里找到一件过去收集的白色玉雕龙，这就是以后经常见著于刊物上的那件大玉雕龙，说也出在建平县。

至此，玉器的时代确定了，材料也收集了不少，时正值中国考古学会要在杭州召开第二次年会，馆里要我和孙守道参加，我和老孙商定，就将这次红山文化玉器的初步发现和研究成果向杭州考古学会提交，这篇论文虽然以器物考证为主，辅以考古发现，但当时手头有东山嘴和牛河梁发现的初步材料，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由于红山文化玉龙的确定，这篇文章自然引出许多新鲜观点。特别是从龙的起源引伸出文明起源。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这批玉器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点，却在从大凌河流域到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保持着很强的同一性，这种规范性现象，一定是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在制约着人们，这应该就是“礼”的雏形。这些现象同东山嘴遗址的建筑址一样，都早已不是原始氏族社会所能拥有的了。于是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了龙的起源与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问题，并干脆将文章的题目就起名叫《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一个龙的起源，一个文明起源，这是两个关系中国史前考古和上古史的大课题。在当时，这对学术界还是十分敏感的，现在由地处辟远的山海关外的辽西一项考古发现去闯这个“禁区”，而且是以前很少有人碰过的5000年前的禁区深处，大家一时感到意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学会论文集没有将这篇文章收入，我们想还是把这批材料和研究成果尽快公布出去。于是将胡头沟和三星他拉玉龙的材料也整理出来，与提交学会的论文一并寄送《文物》杂志。因为不久后就有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学术会议的召开，从辽西的发现讨论文明起源，已渐有水到渠成之势，于是这篇文章终于在1984年第8期的《文物》上发表。当年8月，牛河梁遗址发掘正式开始，在第二地点发掘到一座墓葬，出土3件玉器，这次不是玉环一类，而是更为典型的两件玉雕龙和一件马蹄形玉箍，是这类玉器的第一次正式的出土。于是，红山文化玉器终于“一锤定音”。

回顾这一段红山文化玉器的探索过程，从寻找出土地点，到确定出土关系，再到反复验证，时间并不很长，不过8年，却十分艰难。究其原因，我总结了两个方面：

一是红山文化玉器本身及其埋藏的一些特殊情况。墓葬一般不出陶器，尤其是出玉器的一些大中型墓，出陶器的机会更少。按通常的类型学一时很难判断墓葬及随葬玉器的年代。

二是积石冢的结构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按通常的地层迭压或打破的判断标准，在石头与石头之间运用起来有时也不那么得心应手。同时，晚期墓出过同类玉器。如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很容易干扰思路。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估计不足，对红山文化发展水平的估计就更加不足。尤其是对古人思维观念复杂程度的认识，可以说更是所知甚少。长期以来，对中国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是它们的原始和单一：使用效率不那么高的石器砍树刨土，住在阴暗的半地穴的房子里，制作很粗简的艺术品等等，而红山文化是被作为受仰韶文化影响的一支边远文化来对待的，应较中原史前文化更为原始，以致玉器明明已在红山文化地层里出土，也疑虑重重。原来固定的思维模式居然能左右田野考古的实践。

苏秉琦先生说，发现了不等于认识了。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过程，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认识规律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