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眼中的农村变迁

前段时间，笔者赴山东开展农村社会调查。通过走村入户，笔者走访了许多归乡的农民工，了解他们眼中的农村变迁过程以...



前段时间，笔者赴山东开展农村社会调查。通过走村入户，笔者走访了许多归乡的农民工，了解他们眼中的农村变迁过程以及对当前农业农村问题的看法。

受访人赵大爷是潍坊市临朐县人，年龄五十岁，家有一儿一女，大儿子在国企工作，现居武汉，小孙子刚过一岁。二女儿在南京上大学。家有八十四岁老母亲。赵大爷因体弱回家务农，继续耕种三亩土地。

农村经济变迁

就农村经济发展而言，其家乡在潍坊中并不算富裕，农业经营类型单一，农民上楼还不普遍，经济发展受限。村庄处于山地与平原交界处。山地多为荒山，土壤贫瘠，青石遍布，人均6分土地。原来村集体实行“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原则作为土地的调节机制，但是后来国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一下子打乱了原本约定俗成的自由调节机制，导致人口与土地不匹配，也加剧了土地细碎化。和有机蔬菜之乡寿光市相比，该村仅有一户种植经济作物大樱桃，三四亩一年可赚七八万。

比较视野下的农业水利供给

该村自然环境尚可。地下水资源不多，机井挖到三十米才有一点水，农业灌溉主要靠水库。当地政府全额拨款修建的“小农水工程”，在自家地头就可以随时拧开阀门浇水，相比以前大水漫灌，既节省水资源，又缩短了时间。跑表收水费，测量更加准确。相比笔者之前调查的德州，同样是缺乏地下水，德州市依靠国家力量引黄灌溉，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无财力支撑县域和村庄的小河小渠建设，致使农民看见大河有水就是引不到自家田地。另外，国家调配资源的力量有限，无法根据节令气候异常而随时调配水资源，也无法准确测量水资源的利用状况。而最终造成一方面国家力量常做无用功，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农民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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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老年化，第一代农民工失去市场价值回归乡村，再次“独撑”整个家庭，而年轻一代（子女一代）流动性大、尚未承担其家庭功能。应该说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农民是改革开放后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他们为求生存而甘愿接受低工资。他们曾是走出农村的冒险者、家庭致富的顶梁柱，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时隔三十年后，他们老了，无论体力还是技术、知识，都被市场淘汰了，这时只能选择回家。虽然回家住进了靠前些年打拼换来的新房子，但子女一代都搬出了农村，可以说第一代农民工的剩余价值被市场占有，同时无私地奉献给了家庭。事实上他们即使回家，也是退而不休，他们要侍奉老母，照顾孙子，耕种三亩田地。赵大爷感叹再过二十年农田将无人可种。

农村政治变迁

现在是对农民最有利的政治环境。赵大爷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交税费，要承担义务工，不然就罚款。之后中央取消了农业税，惠农政策越来越多。当他谈到村民自治这项发源于基层的民主制度时，用了三个词概括这项制度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分别是创立之初的“兴奋”，成熟之时的“热闹”，发展阶段的“冷落”。上世纪80年代公社撤销，生产队也跟着消失了，治安、保护公共资产的责任就落在村里几位老党员身上，随后乡镇推广村民自主建立村民治安会，后来上世纪90年代省里通知要进行民主选举，选出当家人。那时候参加选举的年轻人还很多，大家都很兴奋。直到1998年成立了村委会，村里的集体企业也开始赚钱，选举也更加激烈，大家感到很“热闹”；而如今集体企业已成废弃工厂，年轻人上学、打工、居住都去城里了，剩下的“老家伙们”有心无力了，参加投票的人也少了，选举走个形式，村委会的管理基本上就是村党支部的老党员管理，这些年不搞开发、不征地的村庄中村民与村委会接触很少，村民自治被“冷落了”。

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民普遍富裕了，但仍然是建立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剩余价值之上。如今的农村发展已不是主要在于家户之间的竞争，而是城市化、市场化对农村的外部竞争。城市化、市场化对农村资源的吸引，导致传统家庭代际结构严重分离，功能也发生扭曲。中老年农民整体幸福感是积极的，政治认同度较高。总之，未来乡村发展需要新的既可以承担现代化任务又可以传承农村文化的阶层，也许是农村年轻一代，也许是城市人归乡做新农民。如何平衡农村与城市关系将是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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