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丨兼并思想的王者

王者兼并了思想者，成了思想者王，有了思想者王，就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了，还要什么思想者！...

这是战国时代，与《史记·秦本纪》里那些列祖列宗相比，嬴政似乎更象是吕不韦的传人。不管他的血缘遗传来自哪里，他的文化慧根一定来自吕不韦。

他是吕不韦的儿子吗？郭沫若认为，那是汉初吕后为了篡汉造的谣言，如果嬴政为吕不韦子，那秦便是吕家天下，吕氏篡汉，便是物归原主了。

不过，嬴政作为王者和思想者，终究是他吕不韦一手造就的。他本是个商人，把王权当作一单生意来做，他成功了。商人以奇货可居，他的“奇货”是秦王。可这还不够，他还要用这“奇货”易天下，将买卖越做越大。

这就要求他的“货”，不光是王者，还应当是思想者。因为当时秦统一六国的障碍，不在军事上，而在文化上。文化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山东六国合纵抗秦的主要原因。

武力只能兼并，统一要靠思想。于是，吕不韦着手编纂《春秋》，欲以天下学养，培育思想者王，如古希腊征服波斯之前，欲以亚历山大为思想者王。亚历山大以亚里斯多德为师，可没有迹象表明秦王想过要以吕不韦为师。

吕氏书成，悬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损一字者获千金，竟能无人响应。对此，后人有说不能，或言不敢。汉人以为高妙，增减都难；宋人以为愚民，鄙唾“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其实，吕不韦所为，如商鞅徙木立信，其意路人皆知。商鞅立信，有王权支持，其意在推行法令，而吕不韦欲以千金立信，推行他的思想，就无人响应了，何也？此为士人所不齿，亦为王权所不允。用今天俗语言之，这叫“炒作”，商人底色曝光了。

《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含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被列入杂家。其所谓杂也，乃各家并存，对诸子一视同仁，无所主宰。正所谓“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吕不韦原非治学之人，对于诸子之学，最多略知一二，哪有贯通鉴别的眼光，仲裁取舍的手段？他却迫不及待地悬挂出去，露馅了。他从统一思想出发，结果却走向集思广益。

于是，有很多人就会问：

如各家可以并列，岂非各国亦能共存？

如各家不定于一，那还统一思想做甚？

如各国不定于一，那还统一天下做甚？

这一问，就问到了大一统的根本，吕不韦经不起这一问。

《吕氏春秋》并非出于吕氏本人，而是各家学说汇编。战国末年，各家纷纷入秦，连儒者宗师荀子也来了，这本书也是生逢其时，带着时代思想的印记。荀子赞扬这一士风：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多元并存。这样的士风，就是三代以来的古风，在山东六国已经看不到了。但荀子颇为遗憾，那就是秦无儒。没有儒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秦欲兼并天下，以耕战之力，用术士，行霸道即可；如欲大一统，就要用儒生而行王道。他主张文武并举，礼法并用，王霸并行。

其实荀子作“无儒”之叹，含有门户之见。孔子弟子中秦祖、壤驷赤、始作蜀等人都来自秦国，与商鞅辩论的甘龙、杜挚亦颇知儒术，赵良以“恃德”劝商鞅，堪称通儒。

荀子叹秦“无儒”，是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并非秦真的“无儒”。倒是他的学生在秦国随机应变，跟着潮流转化为术士了，围着帝王转，典型如李斯。

李斯跟他学儒学帝王术，学成后，与老师告别，说：

我听说啊，机会来了就不能懈怠，要抓紧时机。当今之世，各国相争，游说者主事，尤其是那秦王，老想吞并天下，称帝而治，为我们这些布衣之士，提供了游说的机遇。

最不齿于人的莫过于卑贱，最令人悲哀的是贫穷。我不能老是处于卑贱之位，困苦之地，我将西行矣。

李斯入秦后，为吕氏门下舍人，他应该参与了《吕氏春秋》的编撰工作，当吕悬书于市，以一字千金标价时，一场危机正悄然来临。

吕不韦以权要身份，拿来诸子学说，又以重金为饵，启发学术争鸣，这一套是东方的玩法，秦王不喜欢。秦王嬴政另有眼光，他没有看上《吕氏春秋》，而是看中了韩非，除了政治原因，还有思想原因，因为吕氏并非真正的思想者，不能建立本土化的思想。

不愧为思想者王，他早想明白了：兼并东方，要靠秦国本土力量，统一思想，也要用秦国本土思想。“秦无儒”有什么关系？不是还有法，还有道么？东方有孔子，我们西方不是还有老子么？老子出关时，留下五千言而去，他还做过孔子的老师呐。

在东方，《老子》为“隐学”——隐士之学。

在秦国，我要让它成为显学，它是兵法，是权术，本于道。韩非不是写了《解老》、《喻老》吗？写得多好！秦国道统，从老子开始。老子不是教导我们要“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吗？这才是秦国思想的根柢，我们要走在老子的“道”路上，使天下“定于一”。

老子不是出关了吗？那就让他一直往西去，不要让他回东方，要让他销声匿迹，不知所终。黄帝的老根在西边，老子西去，可是道统与帝系的合一，这样秦统一，不仅在道统上有合理性，在帝系上还有合法性，黄老之治始于秦。老子出关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韩非的出现，如一柄利剑，刺穿了吕不韦的拿来主义，各家学说，不过“五蠹”而已，而且“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理应驱逐。《吕氏春秋》兼容了各家思想，而韩非子则是兼并了各家思想。

一种新的君道同体的王权主义在秦国诞生了，韩非子以法术势加老子的“道”――以道为体，以君为用；以君为体，以民为用；以民为体，以耕战为用；以耕战为体，以兼并为用；耕战合一，全民皆兵；法术势合一，集诸子思想之大成，执诸子牛耳。

这样的国家哲学，凌驾于诸子思想，俨然思想者王。孰能为之？舍韩非其谁也！舍秦王其谁也！秦能统一，条件早已备矣。秦王能知韩非，出于李斯推荐，而李斯推荐韩非，并非推荐人才，为韩非着想，而是推荐思想，把他的思想献给秦王，提供思想武器。

韩非口吃，可思想却高效简洁，无比犀利，如“奥卡姆剃刀”，能把复杂的难以言喻的“非常道”，化作简洁的工具理性，法术势其操作性，胜过马基雅维利，因为他对君主本质及其属性的理解更深入。

一 国君王，为了求得一位思想者而出兵，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占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财富，而非占有思想。

可是，不占有思想，怎么当思想者王？占有了韩非的思想，他就是思想者王！王是一把刀，把思想也变成刀，有了韩非这把剃刀，秦王对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弃如蔽履，而且剃掉了他的思想体系，还有他的脑袋。

思想斗争，不能光靠政治权力，还要用思想武器。政治如弈棋，李斯如卧槽马，登吕不韦堂，入韩非室，秦王用他将死了吕氏和韩非，而自为马后炮，马后炮往往引而不发，却含有杀机。王者兼并了思想者，成了思想者王，有了思想者王，就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了，还要什么思想者！何况韩非的思想，正是要取消思想的思想，连思想都取消了，还要思想者做甚？作为思想者，就要为自己的思想而死。韩非死在自己的思想里，可谓死得其所。

商鞅曾经作法自毙，韩非呢，只能如此。卸磨杀驴本来就是历代秦王的拿手好戏，自商鞅至范雎、吕不韦，连后来李斯，都不得好死。

    关注 文化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