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书架上的那本《禅与生活》
小时候，这本《禅与生活》就静静的躺在我家的书架上，究竟是母亲还是舅舅所购，已不得而知。那时的我，据说在同龄人...
小时候，这本《禅与生活》就静静的躺在我家的书架上，究竟是母亲还是舅舅所购，已不得而知。那时的我，据说在同龄人中也算博闻强识，但偶尔翻翻，还是全然不解。毕竟，那个时候，既不懂得禅，更不了解生活。
异地求学和工作以后，假期回家偶尔也能瞥见这本书，但那时的自己，时而沉湎于学业和工作的躁动，时而向往彻底看破放下的精进，始终也没有翻阅这本书的心境。再后来，这本书好像也不知所终。
周末，在静谧的上天竺佛学图书馆又一次看到这本书，有一种与久违的儿时伙伴重逢的感觉。虽然对禅意仍然是一知半解，亦不敢说有对生活有多透彻的理解，但翻起这本与自己结缘多年的书，还是颇有不同的感悟。
如果按照现在的流行的“知乎体”，写这样一个问题：“有很多学佛的家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我应该相当有发言权。从外婆开始，三代亲属中，以修习佛法作为人生大事的不下五六位。从我记事开始，家中的佛学读物的数量一直超过其他书籍的总量。
曾经不太理解他们的选择，毕竟，在正当年之际，不为稻梁谋，不为子女计，和一个茫远的未来较劲，荒疏了不少平淡中的幸福，还不时因为修持不得要领有着颇多烦恼，价值到底几何呢？但从年少时不解、年青时的纠结直至当下的感恩，我的心境逐渐发生了变化。
而这种变化，主要缘自我与禅宗思想为代表的佛学理念结缘后，所感受到的种种澄明和喜悦。鲁钝如我，对于这种喜悦，很难用言语充分表达；很多感觉亦不过是稍纵即逝，但一旦窥得其中的点滴，就不可抑制。即便有再多的春风得意，再多的鲜衣怒马，也完全无法与之相比。期间冷暖滋味，自非这一篇小文所能承载，只能略述点滴。
在神话传统影响相对淡薄的华夏文明中（虽然也有盘古、女娲、夸父等神话形象，但很难如西方神话一般，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人们有着更为现实的生活追求：敦伦尽分，恪守本位，他日博个出仕入相，最好能够封妻荫子，盖馆定论时再留下个美名，这一生也就相当完满了，这种文化的浸染下，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难免受到种种打压。相对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阐述的西方因为对原罪的认知衍生的种种思想和行为模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前生来世的问题似乎则更习惯进行模糊处理。当年集入世思想之大成的孔老夫子说的好：“不知生，焉知死”。是啊，子都不语怪力乱神，咱们还瞎操什么心呢？
可惜，不愿面对并不等于不需面对，无论是身边的亲人故交，还是媒体上的各路精英，无可避免的或正常或意外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这也无情的警示着我们，生死二字，如影随形，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多年来，四大佛教名山以及其他的佛家圣地，香火鼎盛、游人如织。但这种繁盛，更多的是来源于人们对于心灵慰藉和人口平安方面的渴求。相对于这些形式，佛家更加本质的一些思维，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单单是对“四法印”中两条“诸行无常，有漏皆苦”的细致思维，就难免让很多人脱离自己的“心理舒适区”。不遭遇意外时就需思维无常，身心安乐时却要视为乐苦，听起来确实有点大煞风景。
略微遗憾的是，“不立文字“的禅宗，以其卓尔不群的风范折服了不少文人，却也因为中国文人过分热衷谈玄说妙的积习而衰微。本来与行走坐卧息息相关的禅，却沦了不少人的“口头禅”。一个简单的例子，《红楼梦》中宝玉在情感纠葛的琐碎中，也会写出“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的偈子。很多对于禅宗公案的解读，成为了脑筋急转弯似的“斗机锋”，恐怕与昔日大德的初衷已大相径庭。
有趣的是，正如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一样，更多营养植根于中国的禅宗思想，却是经由师法中国颇多的邻国日本实现了中西贯通，引发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禅宗思想在西方世界的风靡。其中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两位suzuki”：本书的作者铃木大拙和稍后的铃木俊隆（《禅者的初心》作者）。
铃木大拙（1870-1966）早年师从临济宗的释宗禅师，有着禅修的亲身体验，同时精通英文，谙熟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具有作为禅宗传播者的各项充分条件。在其长寿的一生中，作为中西文化传播的桥梁的，有“世界的禅者”之荣誉。当然也不乏争议，比如以“科学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佛学的胡适，就和铃木大拙之间有一场颇为激烈的论战。但无论如何，铃木大拙凭借他坚韧的毅力，使古老的禅宗思想和我们更为熟悉的西方科学话语体系得以对接，这本出版于近七十年前的随笔，我们今天读起，仍然颇为受用。
书摘
禅希望我们张开“第三个眼睛”去看那由于自己的无知而未想像到过的境界。当迷雾消散，那无边的天空就会展现出来，我们便可以见到自己的本性。现在，我们知道了生命的意义，知道生命不是盲目的奋进，也不只是原始冲动力量的展开，而是当我们并不了解生命究竟意义何在时，其中有些东西使我们在生活过程中感到无限幸福并在其整个发展中感到非常满足，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或产生任何悲观的疑云。
禅是诉诸个人经验事实而非诉诸书本知识来提出解决加办法的。明显地产生着有限和无限间的斗争的人的本性，是要用一种比理智更高的能力去把握的。因为禅认为，最初产生那自身不能解答的问题的是理智。因此我们应该将它撇开而让位于某种更高和更有启发性的东西。由于理智中具有一种特别不定的性质，虽然它产生许多足以扰乱我们心灵宁静的问题，但往往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答。它扰乱我们天真无知的快乐平和，但却没有提供别的东西以恢复事物的先前状态。由于它指出我们的无知，所以常常被认为是启发性的，可是事实上它只是扰乱，在其发展的路途上不一定带来光辉。它不是最后的，要等待某种比它更高的东西来解决它不顾后果而带来的一切问题。
要想了解印度的觉悟说或目觉说如何演变为中国禅学，首先要知道中国人与印度人的不同所在。这样，我们将会知道禅是中国土地上最目然的产物，尽管两个民族的环境有许多差别，然而佛教却从印度成功地移殖到中国来了。一般地说，中国是一个最讲求实用的民族，而印度却是一个喜欢幻想和倾向高度思辨性的民族。也许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没有想像力和缺乏戏剧感，但和佛祖出生地肘印度人比起来，便显得相当深沉，相当阴郁。
每个国家地理上的特征，都在人民身上反映出来。热烈丰富的想像与冷漠阴沉的讲求实用，显然是对立的。印度人精于分析，也富于诗人的想像力；中国入则重视世俗生活，他们辛勤工作，从不想入非非。他们的日常生活是耕田、捡柴、挑水、买卖、孝顺父母，履行社会义务以及展开一套最复杂的礼仪。在某种意义上说，讲求实用，就是重视历史，纵观时间的进程而如实地记录留下的痕迹。中国入很可以说目己是伟大的历史记载者—与印度人之缺乏时间感正好相反。中国人对白纸黑字的书本，意犹末足，还耍把目己的事迹，刻在石碑上，因而发展出一种特殊的金石艺术。把事件记载下来的习惯，发展出他们的文学，而他们也都是精于文学并澈底厌恶战争的；他们喜欢过一种和平的文明生活。他们的弱点是可以为文学效果而牺—牲事实，因为他们不太讲求精确和科学。对优美词藻的爱好，常常淹没他们实用感，但这里便也产生了他们的艺术。尽管如此，他们的冷静却从来没有达到我们在大多数大乘经论中所遇到那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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