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红薯饭

难忘那红薯饭文/尹伟华红薯，亦称地瓜。在人们生活日益改善的今天，红薯已作为一种保健食品在推崇，...

红薯，亦称地瓜。在人们生活日益改善的今天，红薯已作为一种保健食品在推崇，特别是早几年宝岛台湾一林姓营养学、医学人士，还专门跑到大陆各大媒体来作红薯的专场报告，讲红薯是理想的防癌保健食品，鼓励国人多吃红薯，一时引得红薯身价倍增，洛阳纸贵。



我不论这林姓人士对红薯的极力追捧，是否存有自我炒作目的。但，红薯作为五谷杂粮、绿色食品，确是一种被老百姓接受的填充食品。



记得小时候，由于生产队所分稻谷难以应付三餐，一年到头家里要少几个月的粮食，一到红薯采挖季节，我们便随着大人在地里边拣边吃，根本顾不上红薯上粘满了泥土。红薯队里分到家里后，生的、煮的、蒸的、晒的，红薯片、红薯条、红薯丁，冷的、热的都吃。天天吃，餐餐吃，实在咽不下了，奶奶就和一点大米做白米红薯粥，外加一点盐或辣酱，增加一点口感。由于红薯淀粉含量高，我们这些农村伢子吃红薯还能增加些体重，有的甚至像吹了气的球，迅速发胖。老人们见着众口一词地说：这些细伢子发了红薯体。由此可见，红薯的好处不是姓林的说出来的，而是早已被事实所证明了的。然而，红薯这么好的食品，在“一届红薯半年粮”的年代，我尽管是闻着它的香，吃着它的甜，咬着它脆的长大的，我却非常讨厌它，甚至到了刻骨的程度。有段时间，闻着街上推着卖的烤红薯香，都像妇女刚怀孕一样，作心地反胃，想呕吐。这种现象，我想没吃过红薯和靠吃大米饭长大的孩子是难以理解的。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家里是“四属户”。父亲在外工作，一个月只有几十块的工资收入，每月必需得拿钱（当时的说法是投资）给生产队才能分到一些粮食。妈妈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虽然干的事并不比队里男人们少，但工分却只有男劳力的80%，分粮时自然要比其他户要少。况且，那个时候，粮食产量原本就不高，队里人多田少，人平仅有5分来田，所以每年分到我家的粮食完全不够吃。加上我们有四姊妹，年龄悬殊不是很大，梯级型排列，爷爷、奶奶年事已高，不能出工做农活，就形成全家出工的少，吃饭的多，寅吃卯粮的现象时时出现。母亲很勤劳，为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常在一些山地空隙开荒种下一些红薯。即使这样，全家缺吃少粮问题仍然难以解决，还得到十几里外石牛山区的外婆家去挑一些干红薯条、红薯片回来，方能勉强填饱全家人的肚子。从我懂事起，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为省口白米饭给我们兄妹四个吃，自己一年到头，基本上是啃吃红薯，特别是到冬季，煮熟的红薯冷了最不好吃，母亲由于起早贪黑地劳作，大多时候没有和我们兄妹同桌吃饭，回家后，经常吃的是冷红薯，有时冷红薯还被我们四姊妹吃光了，就只得咬个生红薯当一餐饭。现在回忆起来，总觉得那时太不懂事，太不懂得关心母亲了。俗话说：“少吃多知味，多吃冒滴味”。红薯吃多了，同样如嚼糟糠，没有一点胃口，甚至形成条件反射，我一直吃到14岁，所以一见到吃红薯就反胃。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尔后，我参加了工作，一日三餐基本远离了红薯。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吃的东西大都精挑细选，可谓花样百出，吃红薯尽管有放不完的屁，但讲究营养搭配，提高生活质量的城里人和农村人却将红薯当个宝，能吃个烤红薯什么的，还是一种时髦，这与三十多年前吃红薯当饭全然不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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