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河东河西

当我们感慨人事盛衰兴替，言及世道变化无常时，经常用一个俗语叫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过这一俗语的人不少，但未必知道这一俗语其实出自韩城的黄河滩。...

读史笔记：河东河西

辛农

当我们感慨人事盛衰兴替，言及世道变化无常时，经常用一个俗语叫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过这一俗语的人不少，但未必知道这一俗语其实出自韩城的黄河滩。

黄河自北向南，流经晋陕峡谷，由禹门口奔出，河床成了一片宽阔的河滩，由于枯汛交替，水流缓急不定，加上泥沙淤积，导致河床变化，使得河流主干周期性东西移摆，从这一自然现象，人们比兴出一个俗语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另一个说法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又作“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河，无疑是指黄河。而黄河只有在晋陕之间是由北向南流动，在禹门口之下河床才有东西之变化。因此，这一典故只能是出自韩城及以南的一段河滩。

这一俗语应用很早。清朝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中有这样的话：“大先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气势，我是亲眼看见的。”增广贤文里也有这个说法：“为人莫作千年计,三十河东四十西”。当代国学名家季羡林关于东西文化的一本著作，书名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书的主旨，正如书中所说：“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此论是否靠谱，尚有待时间验证。

河东河西这一自然现象，除了丰富了人们的语言，也为两岸百姓造就了一大块河滩地。河水主流移走之后，留下肥沃的淤泥，可以种植多种作物，为两岸农户带来不少经济收入。但是由于气候难以预料，如果赶上汛期发洪水，滩地的农作物就可能被水冲毁。因此，种滩地实际是一种风险投资。

尽管风险很大，预期的收益也导致两岸农民争竞。争竞的焦点，主要在河津、万荣（荣河）与韩城之间、永济与大荔（朝邑）两个区段。荣韩之间的争议，史书有多次记载。

乾隆元年（1736），黄河向东冲蚀，万荣县永安营沿河一带冲塌过半，韩城人“霸种靡遗，荣民赴滩力作，发生争斗”。经过荣河县令周遐龄与韩城县令共同协商审勘划定界限，平息争议。嘉庆初年黄河东迁，两岸在河西之滩地的老滩、新滩地互相争种，结讼不休。至嘉庆九年（1804），河东道、潼商道勘察协商，将老滩断给韩城，新滩断给荣方。嘉庆十年（1805）朝庭派钦差刑部侍郎瑚素通阿会同两省道、府官员勘察，立界定案，将老滩断给韩方，新滩断给荣方，并划定界址，挖筑壕埂。划界分地后，又各自埋立界石，在高塬上固定明显自然或人文标记、绘地形图、村与村之间立畔石碑记等。道光四年（1824），黄河主流东迁，韩城农民黄兰等与荣河县农民樊俊彦等又争控滩地，经官府协调，并挖壕立界。民国九年（1920），荣、津、韩沿河村民因滩地起了争议，各不相让，斗殴焚掠，讼狱繁兴。此次解决争端与划界的办法是：1、各县长、绅士、滩地代表召开禹门会议，两省省长委派官员会同荣、津、韩三县县长，随带测量员沿河各村长到滩履勘，分别熟滩、草滩、沙荒之地，实地测量制定三县合图。2、确立界线。3、划分土地。4、分立界碑，并在分界处挖壕种树。5、将实际测量绘制的详图，分存省县立案。6、勒石于东西两岸不变动处，以免日后再有争执。”

以往的界限，均是固定界限，靠挖壕立碑与丈量为依据。但是河滩里沙陷水冲，挖壕立碑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丈量也不是普通农民可以随时实施的，这些划界协定，始终不能长久有效。

1949之后，滩地的纷争依然存在。1953年国家政务院作出《政务院关于陕西、山西两省解决黄河滩地问题的批复》，文件中明确表述：经两省代表和专家协商决定，“自禹门口，南至风陵渡间，以黄河主流为界。主流以东地权属于山西，滩地归山西农民耕种；主流以西地权属于陕西，滩地归陕西农民耕种。”“主流变动后，原主流与新主流之间应随之而转移地权之滩地”，当年如一方农民在主流变动前有耕种之农作物时，即本谁种谁收原则，准由耕方农民收获；收获后，耕方应即将耕地交与对方，不得再在原地继续耕种。以黄河主流为界是个聪明的做法，不会像壕沟与界碑那样经常被河水冲毁。

自此，河东河西有了一条牢固而明确的界线，秦晋之间再无争竞，邻里之间从此和谐下来。而这条以黄河主流做的界线也是个活动界线，依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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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韩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