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的两税法,唐朝真的是没钱花了吗
上一集历史崔讲了唐朝的大诗人杜甫,他被称为诗圣,因为杜甫的作品写得是老百姓的普通生活,是安史之乱后,平民大众...
文/历史崔
上一集历史崔讲了唐朝的大诗人杜甫,他被称为诗圣,因为杜甫的作品写得是老百姓的普通生活,是安史之乱后,平民大众居无定所四处流浪,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对朝廷的质问,也是对现实的无力。
杜甫的诗能那样的写实,因为这就是他生活的常态。
杜甫是悲剧的,从富家大少中央部长的女婿,到居无定所,想做官,却找不到门路,他的儿子因为没有食物,饿死了,晚年想回家看看,从重庆到河南,却越走越远到了湖南,最后死在了回乡的小船上。
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安禄山,还是李隆基?
国家是皇帝的,老百姓生活不下去,皇帝的位置就坐不牢,水载舟的道理一百年前魏征就已经提过,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大唐的宰相们也是想尽了办法。
刘晏和杨炎,是两位唐朝中期的宰相,搞经济的专家,一个通过改革盐政,实现了低成本的粮食运输,一个通过改革税法,提高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前面讲过刘晏,那么这一集历史崔讲讲杨炎,和他的两税法。
聊下面的话题前,先熟悉下前面的章节:
1、杜甫很忙,是忙着养活老婆孩子
2、刘晏,安史之乱后的经济危机是怎么解决的
3、袁晁领导了安史之乱结束前后最大的农民起义
4、从落选秀才到唐朝宰相,元载到底经历了什么
两税法是公元780年杨炎向唐德宗提出的,为什么要叫两税法呢,因为这个税法的核心,是一年收两次税,时间在每年的夏天和秋天,对应农民的夏收和秋收。
在此之前,朝廷对农民征税按照的是租庸调制度。
两税和租庸调,很难说哪个更好,只是侧重点不同,更适合当下的环境而已。
租庸调是按照人口征税,人口从哪里来,有多少人,征多少税,这就是人口普查的重要性,进行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大城市的人口统计相对简单,但是农村呢,偏远山村呢,这就需要一支专业的队伍,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去进行。
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是两种用于人口普查的方法,开始于隋文帝时期,通过农户上报人口以及县令自查加上定期抽查的方式,保证人口统计的准确性,但是到了唐朝,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情况变了。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尤其是山区的人口统计,以及大地主的雇佣人口,县令得不到第一手的户口资料,只能按照自愿上报原则统计人口。
在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公元755年,据流传下来的史书记载,唐朝的人口为890万户5300万人,但是到了唐肃宗的乾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60年,大唐的人口是193万户,大约1600多万人口。
前后相差了3700万,这么多人都是因为战争被杀了吗,不完全是。
战争导致的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原先的地方统计不能用了,新的人口普查又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只能靠自觉上报,你说家里有几口人就有几口人,人口统计的误差大。
既然人口暂时没有能力统计,那就换种方式,现有的衙门统计几块地,开垦了多少地,哪些地的收成好,哪些地收成不好,这些国家还是有能力知道的,于是两税法就出现了。
对于那些没地的,比如做生意的商人,杨炎的办法是征收所得税,税率是多少呢,官方的说法是三分之一,平均卖三个包子,有一个包子的钱,得上交国家,税率算是很重的了。
改变了税收的方式,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国家也有钱了,原先的地主日子就难过了。
改革,也是一种杀富济贫。
既然是杀富济贫,就会受到反抗,地主们都不是吃素的,事实上,杨炎的宰相确实没当多久,公元779年随着唐德宗一起上台,只过了两年,到公元781年,官没了,甚至连命都丢了。
杨炎死了,但是死的过程很戏剧化,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
杨炎的老家在陕西的凤翔县,是出生在大家族的幸运儿,在父亲死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辟收留,在他那当了个办公室文员。
杨炎很聪明,脑子好使,长的很帅,有亲和力,谁都愿意见面多说几句,关键是他有个在中央当领导的亲戚,那个帮皇帝刺杀了两任大太监的宰相元载。
有元载在中央撑着,杨炎的仕途很顺利,礼部侍郎、中书舍人,直至吏部侍郎。
杨炎的文笔好,也有才华,如果能再熬几年,接替元载,成为宰相,似乎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人生有几个但是挺好,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平凡的默默无闻,生活就应该有点波澜。
但是,杨炎的伯乐元载在公元777年被皇帝抓起来,名义是贪污,连着家人一起被扔进了监狱,随后被判处死刑,杨炎接受了元载的提拔,自然就要接受元载被贬后的惩罚。
吏部侍郎没了,在中央待不下去了,被赶出长安,去道州,湖南的南部,担任司马。
杨炎是公元777年丢的官职,到了公元779年,两年的时间还没到,就迎来了新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新皇帝,唐德宗李适继位了。
唐德宗的母亲是睿真皇后沈氏,传说中的沈珍珠小姐,在当年的安史之乱中消失了,后来唐代宗宠幸独孤贵妃,希望立独孤为皇后,是元载据理力争,保住了李适的太子之位。
做了太子,老皇帝驾崩,自然就接手了整个帝国。
当上皇帝后要感谢亲友团,元载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已经死了,他曾经的亲信们至少也要官复原职,加上宰相崔佑甫的推荐,杨炎从湖南又回到了长安,这次官更大,直接担任宰相。
太子成为皇帝,中间等待的日子是最难熬的,随时有可能太子被废,所以对每个支持过自己的人,太子都很感激,反过来曾经支持其他王子的官员就惨了,比如刘晏,为了讨好唐代宗,刘晏是支持独孤氏册立为皇后的。
刘晏支持独孤氏这个事,唐德宗知道,杨炎也知道,至于第三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江湖传言是杨炎捅出去的,原因是他不想背,害死刘晏的黑锅。
继续说杨炎,有皇帝罩着,又有老上司帮忙,本身也是才华横溢,杨炎度过了一段春风得意的日子,随即趁热打铁推出了两项新政策,将国库从皇帝的小金库里分离出来,实现公私分明,同时还提了一个原始的预算制。
具体的方法是,按照上一个年度国家花费的总额,设立一个基本的额度,上下浮动后,把今年国家要花费的总额算出来,再按照这个标准去征收赋税。
改革是好事,国家需要,皇帝也需要,那么究竟是谁要致杨炎于死地呢?
公元781年唐德宗的年号建中二年,在长安的大理寺接到了一封告密信,内容是杨弘业受贿。
案子是大理寺的副院长严郢(读ying,原意是一个古城的名字)审理的,杨弘业是杨炎的儿子,身为宰相的杨炎,到公元781年,崔佑甫已经死了,常衮也被贬到了地方,论资历论人望,杨炎都是政事堂的第一人。
作为大理寺卿的严郢是如何对待这位第一宰相的呢?他连夜秘密提审了杨弘业。
公元781年杨炎是54岁,作为儿子的杨弘业合理的年龄应该在30多岁,年轻,没受过挫折,严郢的皮鞭一亮相,杨弘业把有的没的都招了。
严郢对杨弘业那档子事不感兴趣,问的问题都是针对他的老子杨炎,问了半天,好像也没什么作奸犯科的事,唯一有点瓜葛的,是杨炎把一套房子卖给了河南尹赵惠伯。
杨炎卖的,是自己在洛阳的一套别墅,因为要建一个豪华的家庙,需要钱,就委托赵惠伯把那套房子给出手了。
赵惠伯的官是河南尹,相当于河南的省长,能爬到这个位置,自然懂得官场上的规矩,以河南省政府的名义把这套别墅给买了,作为办公用地。
突审杨弘业,已经把杨炎给得罪了,现在拿不到宰相犯罪的证据,自己的官肯定保不住了,命还能不能留住,也不一定,唯一能抓住的,就是赵惠伯。
严郢连夜逮捕了赵惠伯,对他进行突击审讯,结果也只是一桩普通的交易,可能中间有点金钱往来,但是对于杨炎这么大的官,向皇帝道个歉就过去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
严郢放弃了,另一位更大的人物出场,他的名字叫卢杞,宰相,主管御史府。
卢杞和杨炎有过节,公元781年是卢杞担任宰相的第一年,但就像吃了兴奋剂,严审了赵惠伯后,对杨炎不依不饶,不是买卖房产吗,那就是经济问题。
要钱来干嘛呢,建家庙。
建庙?是建祖坟吧,已经是宰相了,还要改善风水,想干嘛,宰相再往上,那就只能是皇帝了。
卢杞的推测很有道理,至少皇帝相信了,看着赵惠伯的画押,唐德宗把杨炎贬到了崖州,位置在海南,似乎光流放还不满意,在路上,唐德宗又下了旨意,海南行也免了,直接给了杯毒酒。
杨炎死后,卢杞升了官,成为政事堂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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