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地上的寓言》：第一章文学（或小说）的“存在理由”_【小意达】

------第一章文学（或小说）的“存在理由”------

文学（或小说或西部小说）为什么可能存在？它的“理由”是什么？它与纷繁驳杂的人类生存世界具备怎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微妙但又很实在的问题。

所谓“文学的存在理由”，其实是一个可以归属于文学观念范畴的课题。文学观念具有某种多元性的特质，或至少可以这样说，文学观念是一个建构复杂、层面丰富、色彩多样的认同领域，而这种情状也就决定了文学的存在理由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当然，处于各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或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文学的存在理由也不可能相同。譬如说，处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中的文学，它的存在理由也就与抗战的现实休戚相关。这叫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生活的现实制约文学存在的可能性。不必讳言，文学的存在理由总是带有命定的色彩，尽管在个人选择方面，每一个具体作家都拥有“自我认定”的自由，但这是一种不自由中的自由：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并基于充分的理由而获得发展与延续，其中的重大原因则在于全部社会历史文化的制约——很自然，这种制约之中同样包含了文学自身的诸多因素。

于是，我们可以坦率而又简单地说，西部小说的可能存在，其主要理由不能不归结于西部生活的特别性。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并不涉及文学（或小说）特质的区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存在理由也就是西部小说的存在理由，这其间并无根本性的差别。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倘若我们阐释清楚了某个西部小说作家的创造及其作品的存在理由，也就等于把文学的存在理由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因为谁都可以理解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文学观念的核心问题，往往是以“文学是什么”的诘问开始的。实际上，“文学是什么”的质疑之中不能不包括“文学为什么可能存在”的内容一但在我们的文学思索过程中，往往忽略这一内容的探究。

（我想，文学界之于这一内容的探索，不仅是无始无终的，同时也是难以获得完整而可靠的结论的，但探索的重要件并不在于结论的摘取，而是在于这一过程所可能提供的思考。）

每一个从事小说（或西部小说）创作的作家，都拥有一种审美创造的内驱力，即他或她为什么要写小说？在这里，也就弥漫着“文学的存在理由”的选择。无论是研究作家还是阅读作品，我们都可以领略到这种选择之于文学创造的微妙关系。写了《遥远的白房子》的西部小说作家高建群，之所以要把“新疆的西北角”的边地生活当作自己的小说对象，并如此倾心尽力地进行那种只属于自己的虚构与传达、描写与表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拥有那样一段刻骨铭心的军旅生活经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朴素的只处于原始状态的驱力。冈为对于小说作家来说，他还应该具备更深刻的动机，而这种动机也许更能体现“文学的存在理由”。这位生活于黄土高原上的作家很推崇一位当代苏联人的话：“现代科技可以搬动一座喜马拉雅山，但不能使人类心灵增加一份善良，因此，不能没有文学家这种职业。”因此在他的文学观念之中，创造的驱力也就多了几分更为悠远沉？“它就是引导人类走向成熟，走向高尚，脱离兽性，脱离自私，脱离苦难。它就是将一支不客气的笔，伸向人类的灵魂深处，同时也伸向自己的灵魂深处，在里边寻找痛苦的症结，寻找滋养和补给。它就是经历和智慧的总结者和传递者。它向那些饱受苦难的灵魂抛去救生圈，它给那些保不住自己门前草地的孱弱者以思想铠甲，它就是人类的同情心和良心。同时，它向那些恶人举起投枪和诅咒，迫使他们在暗夜里为自己的灵魂堕落而哭泣。”这就是“文学的存在理由”的一种选择，或一种小说创造动机的表达。他不可能不选择或不表达。他必须选择或必须表达：这是命中注定的程序，除非他不写。小说。存这里，怎样表达或以怎样的方式选择，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或彻悟到了自己为什么要从事创造小说的“苦役”？

在阐释“文学的存在理由”的逻辑过程中，“动机”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以个体的方式揭示着“文学的存在理由”：当一个作家进入小说创作的程序时，他一定意识到了某种或某个方面的文学创造价值的可能性，否则，他何必要辛苦尽力地去印证自己的创造能力呢？或者说，他何必要去进行那种无休无止的精神冒险与情感折磨呢？可以这样说，倘若一个小说作家自觉意识到了或者悟到了自己所要进行的文学创造的价值可能性，也就实现了某种文学的“存在理由”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所体现的，正是一个小说作家的文学观念的中坚内容。

我时常感到，文学不过是行驶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条孤孤单单的航船，它有风平浪静的时刻，也有那种历尽惊涛骇浪或腥风血雨的日子——它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未来的时光将赋予它怎样的使命（我们尽管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诸如小说发生学或小说叙述学之类的理论，但理论终究只能是理论）。毫无疑问，小说的全部发展史只是依靠现实的可能性抒写着。这正是“文学的存在理由”的悲凉之处，但这种悲凉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人类存在景况的折射与写照。但无论怎样说，文学（或小说）作为人类生活的精神现象，它之所以可能存在，可能以历史的或现实的方式获得生生不息的繁衍与发展，并在奇异的“传宗接代”之中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陛及连续性的审美接受对象，其中的原因，即它的“存在理由”要比我们所设想的情景更为充实与强大。

生活在青海湖畔的小说作家杨志军曾经有过这样的判断：“……当全世界都被物欲壅塞的时候，西部因为痛苦和寂寞而成了人类的最后一个精神王国。在这个精神王国里，西部叛逆着‘文明’，而文学的性格只能是叛逆……难道不应该歌颂繁衍么？难道不应该歌颂生命力的强悍么？难道人类生存的危机存这里还不明朗么？难道西部的‘十万硬汉’也应该去‘媚俗’么？尤其在文学贫血甚者阳萎的时候……西部的作家正存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捕捉着人类的命运。面对死亡而讴歌死亡，面对残酷而讴歌残酷。自然和生命的断裂如此惊心动魄，我们的生命状念让我们明白：我们正在被地球抛弃——西部作家拥有了最辉煌的现代意识。”生活的现实与文学的现实都启示着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开始究诘与探索文学（或西部小说）的“存在理由”的时候，或者是存梳理小说观念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把文学的创造与人类的生存史及现实景况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与掂量，即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无休止的文学创造，那是为了人类的自身存在。人类的精神生活需要文学，人类的存在需要文学。而一切文学（包括西部小说）的创造，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点，都不可能离开人类生活的存在景况（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过去是这样，现在与将来也是这样。古代的人类曾创造了无数的神话传说，那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我们的先人们于严酷的生存处境中企图主宰自己命运及征服自然力量的一种大胆的幻想么？

但人类的早期文学的创造动机，也像人类的其它事物一样，不断地受到人的某种卑鄙的污染与侵害，甚至被涂上异化的色彩。譬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宫廷文学”的说法，而在现当代则有“帮闲文学”、“阴谋文学”、“广告文学”之类的范例。就“宫廷文学”而言，这是一种既为以皇帝为首的宫廷权力或宫廷趣味效劳，同时也为“文学”制造者自身利益服务的“文学”：献媚是为了取宠。这都是一些明明白白的事，或驱使文学创作去扮演某政治的工具，或驱使文学创作去扮演某种特别功利的角色，那文学的纯洁性与崇高性——就如我上面提到的高建群、杨志军的小说创造动机所包含的意义，也就流失得干干净净了。当然，这种受到了污染与侵害的文学，这种被异化了的文学，其存在的目的性或许也可以视作一种“理由”，但这是一种难以体现文学特质的“理由”，这是一种与文学的审美规律性无。关的“理由”：就如“文明”的诞生，它总是伴随着惊人的进步与惊人的堕落。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因而，这种不便直接表述的“文学的存在理由”，也于打扮之后作为一种文学的观念而出现在文学世界。也就是说，在持这种文学观念的人的心目中，文学就是这般模样的。当然，这仅仅是一些人（也许是少数人）所认同的“文学的存在理由”，而很多很多的作家作品，则以正常而健康的姿态传达着这方面的“理由”，就如我们时常读到的许多“创作谈”那样，其中所透露的“表情”是令人欣慰的。

在我看来，文学（或小说）的最重大的“存在理由”，固然在于人类的存在及人类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但这种说法毕竟抽象了一些，因为就满足这种需要而言，其间还存在着文学功能的发挥问题。或者是经由怎样的途径实现这种精神需要的问题。所以我想说，为了实现这种人类的存在的需要，也为了把人类的这种精神生活的需要转化成文学的创造，那作家就得卷入现实——只有卷入现实才能介入现实，才能以个性的方式向人类的精神生活实现相应的提供。也就是说，只有有把动机变成审美创造的时候，“文学的存在理由”才可能成为“存在”。文学为了人类自身的现实，这是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的一个基本点。“文学是人学”的说法，尽管有点儿抹煞文学自身特质的嫌疑，但它毕竟体现了“人的概念”，它至少要比“齿轮与螺丝钉”的说法更接近文学的真谛，也更接近文学（或小说）的“存在理由”。

索尔·贝娄是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犹太作家，他很赞赏普鲁斯特的观点，即“坚持认为艺术是一种生活必需，是一种伟大的独立存在，一种巨大的魔力”。可是在索尔·贝娄的印象中，很长时期以来的艺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和人类的主要事业息息相关了”。所以他说：“按照黑格尔的见解，这种纯艺术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它摆脱了过去承担的责任，不再是‘严肃’的了，而是通过‘宁静的形式’，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的局限之中’。我不知道今天谁会对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要它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索尔·贝娄还认为，“作家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有头脑的公众对他们是非常宽宏大最的，继续看他们的书，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总是期待着从艺术那里听到他们从神学、哲学、社会学那里听不到的和不可能从纯科学那里听到的信息。”在这里索尔·贝娄一方面肯定了作为艺术的小说对人类的精神活动所可能实现的功能，一方面则抨击了“纯艺术”的令人失望之处——实际上，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或小说），一旦当它不再“严肃”而仅仅强调“宁静的形式”，并摆脱了那种“卷入现实”的痛苦，那它也就失却了“存在的理由”——“还是康拉德说得对：艺术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这是索尔·贝娄在那篇著名的《受奖演说》中的最后的表达。索尔·贝娄是一位被称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现代派小说家，但他的文学观念却极其典型地体现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小说之所以是小说）的奥秘，同时也以鲜明而深刻的方式向我们诉述了文学（或小说）之所以可能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卷入现实”是索尔·贝娄的文学观念中的最能体现“文学的存存理由”的一个概念。

“卷入现实”是什么意思呢？特别是，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现实”这个极为普通的词呢？不言而喻，这里的“现实”并不是指局部的人们所进行的那种局部的生存努力，也不是指那种隐去了本质的表面生活——起码不仅仅是如此。我觉得，这里所说的“现实”，应该是一种人类的生存状态或处境。诚然，无论是人类的生存状态还是人类的生存处境，并不是一种空洞抽象的东西，它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具体的民族、每一个具体的地区，乃至每一个具体的城市或村庄组合而成的，而所谓的“人类的生存状态或处境”也是经由这种“具体的”内容而获得体现的——但指出这种差别，可以使作家实现不同的关注层面与不同的洞察视野，从而使作品所包含的思情意蕴产生不同的走向及可能性。就如杨志军的中篇小说《环湖崩溃》，倘若仅仅是故事、是情节、是局部的生活或者仅仅是一种只能归属于“环湖”的“现实”，那就不可能是一种严格的承担了人类生活责任的“卷入现实”——或者说，它只是反映了生活、再现了生活。在这里，我还可以从索尔·贝娄的《受奖演说》中引出一段话——索尔·贝娄说：“那么现在居于中心地位的到底是什么呢？眼下，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而是人类在混乱与默默无闻中要决定究竟是坚持生存下去还是走向毁灭。全人类——每一个人都不例外——都卷入了这种行动。在这样的时刻，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轻装上阵，放下各种包袱，包括教育的包袱和一切头头是道的陈词滥调，就是要独立作出判断，就是要独立采取行动。”作为一种承担了人类生存责任的恩情境界，这可以认为是对于“卷入现实”的可靠注解。毫无疑问，它与文学（或小说）的“存在理由”，也拥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其实，这里所表达的全部意思，可以简单地转述为一个伟大作家所应该具备的那种社会责任感，以及那种文学创造之于人类生存景况所应该包含的使命与义务，而“文学的存存理由”，也是因为这种责任感、使命与义务而成为“理由”的：否则，文学就可以不存在。

但这里需要重复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强调文学（或小说）的“存在理由”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乃至把文学（或小说）创造的视野与思路引向如索尔·贝娄所说的那种人类无法回避的处于“中心地位”的“现实”之中去，这不仅是因为文学（或小说、甚至是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的历史状况是如此，而且也是现时的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一种必然的需求。不过，这里所强调的文学宗旨，并不与文学创造过程中大量存在着的那种近距离的、不断与周围直接生活情状相碰撞的洞观或关注相冲突，也不与那种涂上了政治色彩的社会生活问题的揭示及描写相矛盾，更不可能与那种体现了文学审美特点的细致入微的形象刻画或情感表现相悖相离——我在上面说到了，人类的生存景况——作为“现实”——既不空洞也不抽象：这种包括社会人性内容在内的生存景况的“整体图像”，实际上就隐藏在人们的普通而又平凡的“世俗生活”之中（当然也潜伏于诸如政治生活、战争生活之类的“非世俗生活”之中）——不言而喻，它也浸泡于被称为“西部生活”的混沌而浩荡的生活河流之中，而且存中国的这块西部高地上，人类生景况及人性内容的“整体图像”的隐含或显现。并不像现代大都市生活所普遍存在的某些异化现象而呈示一种扑朔迷离的倾向，它的商品经济也相对地不甚发达——因而其鲜明性与把握的可能性、也就成为一个不难理解的问题。我们的作家都生存在一种特定的不可摆脱的充满了历史惯性的文化环境之中。假如我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及其文化背景——例如西部生活——越趋于理解，那么对这种“整体图像”的感知与把握越具备可能性，或者说，它可能显现得更生动更清晰更富有审美意义，而“文学的存在理由”也会趋于更充分更强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之于生活的发现、作为“发现”它不仅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整体意味。而且还不断地体现着一种永远不可穷尽的品格：作家的这种“发现”不可能枯竭。而文学的延续也不可能断裂，这样，文学的存在也因此而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永恒。否则，我们也就难以想象人类世界会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作家，创造一批又一批的伟大作品。

于是我们很容易想到，西部高地上的小说作家或热衷于西部生活题材的小说作家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就西部小说作家的创作状况来说，一个相当严峻，也相当窘闲的问题就是单纯追求“写实”——固然，“写实”于现实的社会接受场而言，倒不是一种过时的描写方式，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很切时宜、很见效果的传达途径，即使是现今的一些很著名的小说作家。如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哈福兹（埃及），198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塞拉（西班牙）。他们听运用的描写方式也大都是倾向于“写实”的，更不用说那些古典的或者是那些20世纪前半期的小说作家了——问题不在于是否运用了“写实”的描写方式。而存于缺乏一种把富有“当代性”的“眼前现实”或一般的社会生活状况当作人类存存处境的“整体图像”的审视目光，于是只能走向就生活而生活、就故事而故事，就人物而人物的狭窄胡同。当然，这种类型的“现实描写”，譬如一些描写“社会问题”的小说，一些再现当前改革生活的小说，一些刻画战争场面的小说，倘若论其“当代性”或“现实意义”。应该说是强烈而浓厚的，但还应该说的是，这种“当代性”或“现实意义”是具有局部性与限时性的。它们缺少一种可以体现“整体图像”的时空感，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情状或趋势，即相当一部分于彼时彼地被认为是“优秀作品”的西部小说，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就失却了征服读者的光彩——怎么能说这样的小说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呢？这种过眼烟云式的小说命运，不仅向我们诉说着“文学的存在理由”的奥秘，而且也以惩罚或提醒的方式告诫着作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使命。毫无疑问，在“文学的存在理由”之中，也隐含着具体的作品之所以可能延续及传世的原因。如果我们的小说创作（或西部小说创作）只注重表象性的“现实描写”，而不去于时空方面扩大“现实”这一概念的深层含义及其覆盖面积，或者说，根本感悟不到“眼前现实”与“周围现实”、乃至“亲历过的现实”的表象下面所隐含的那种与人类存在景况息息相关的思情寓意，那种体现着人类命运及人性可能的“整体图像”，那我们的小说怎能产生永久的艺术魅力而世世代代存在下去呢？不过，如果我们乐意翻阅80年代以来的西部小说——这里包括西部作家创作的西部小说，如张贤亮的小说，柏原的小说，杨志军的小说，扎西达娃的小说，张冀雪的小说，张弛的小说，邵振国的小说，时培华的小说，以及部队作家唐栋、李镜、李本深的小说等等；同时也包括那些现时的“户籍”并不在西部，但他们因熟悉西部生活而创作的西部题材小说，如王蒙的小说，张承志的小说，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马原的小说，陆天明的小说，等等，我们仍然可发现相当数量的可以无愧地存在下去的作品。就是说，当我们重读这些很多年前诞生的作品，依然可以感受到它们的生命力的光彩，依然可以领悟到这些作品的征服读者的可能性，依然可以获得一种提醒：那就是小说之所以可以存在、之所以可以以具体作品的形态而继续提供给人们阅读，其“理由”。究竟是什么？

这里还可以提及的，就是小说之所以可能以小说的方式存在，那是与小说自身的审美独特性分不开的。否则，小说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小说可能表达的极值意义，在其它文字表达方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环境保护、新闻之类）中也可能获得传递——所以说，小说就是小说，小说的表达方式是不可替代的。虽然人类所面对的生存课题是一致的，而且就思考与探索的走向，也无非是人类生活的命运及前景，但小说所可能实现的理解与把握，是不同于其它任何一种方式的：不仅不同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宗教、新闻之类，而且也区别于同属文学世界的诗、散文、报告文学的传达手段与表现形态。这种小说的描写与表现的独特性。即小说创作在谋求与探索人类生存景况的“整体图像”的过程中所必须体现的“文学性”，如小说的结构手段、小说的人物刻画、小说的语言艺：术、小说的叙述情调、小说的视角处理、小说的寓言寓意寓情的可能性，等等，都应该成为小说存存的最具体的“理由”。但值得说明的是，小说的存在过程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或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过程，一个在实现主体性（自我）方面拥有较大自由可能的过程，因而这里所说的独特性及“文学性”，并不是某种既定的规范或某种束缚自由创造精神的禁忌——“小说就是小说”这句话的灵活性与伸缩性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之所以是小说，或小说为什么作为小说而存在，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所以小说从开始自己历史的那天起，它就是一种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小说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上帝恩赐的，它是变成小说的。小说的创造从来就是自由的，无论是表达还是表达方式——但我们没有充分享受这种自由。所以，小说创造的自由精神与更新品格，同样是小说的存在——它的发展之所以显得永恒而生机勃勃的重要原因——这同样是文学（或小说）的“存在理由”。

我想，当我们在热情洋溢地谈论西部小说的时候，当我们在为西部小说的创作状况传达某种见解——无论足喝彩还是忧虑的时候，严肃而冷静地把“文学的存在理由”视作一个重要的探索课题，并切合实际地寻找其中的奥秘，那无疑可以在一个新的天地里截获到各种新的启示与新的彻悟。

199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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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母婴育儿小说 《高地上的寓言》

作者：周政保
现有字数：14万字
最后更新于：2016年08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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