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枸杞花开》十年纪 ——兼怀冯志远老师 端庄·教师节特辑

可是冯志远老师已经一个人带着黑暗远行而去，无法见证这欢庆的场面了。在思念的长夜里，我的眼前又闪现出那片中宁的枸杞林，成片的枸杞花固执地用火红火红的颜色，在辽阔的原野里摇曳抽搐，像是冯老师用他最后的光明点亮的万盏烛火。...

一

2006年的春天，正在东北师范大学读大二的我接到了校团委的一个通知：要为9月份即将举行的60周年校庆出个朗诵节目。能够参与校庆这样的大型活动，对于每一个热爱母校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桩大事。朗诵什么呢？再不是像《东北师大，我拥抱着你》那种肤浅的抒情诗，而是要讲一个校友的故事。

“讲谁呢？”我问老师。

“冯志远。”

哦，是冯老师，我知道他。“稿子呢？”

“你自己写。”

那时，我虽在写作上有些专长，总为学校写这写那的，但文艺性的创作实在涉猎贫乏。此前七拼八凑过一些所谓的朗诵诗，在小演出中应个景，是勉强可以的，但校庆这样的场合，说实话，当时的我接不住。偏偏老师又说了重重的一句：“好好写，这是中央2月份的批示，要求学习冯老师的事迹，也要体现出咱们东师的精神，这可是第一次把冯老师的故事以艺术的形式搬上舞台啊，看你了！”

我心里一抖，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了。

不是矫情，是冯志远这个题目实在不容易。相比其他同学，我可能对冯老师的故事更熟悉一些。因为3月开学之初，我就被叫到北苑食堂二楼的校团委办公驻地，闭门锁了两天，吃透了一沓材料，写出一篇《关于向校友冯志远学习的倡议书》，署名是校团委和校学生会、研究生会、社团联合会等几大团学组织。可能因为有一些动了情的句子，后看到电影《冯志远》“导演手记”中原封不动地放了不少倡议书中的话。

我不知已在多少场合把冯老师的故事一遍遍地讲着，如若今天再来讲，我想应该突出这样三个角度：一是，冯志远老师是东北师大上世纪50年代的毕业生，1949年入学，1953年毕业。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师范教育远未像现在这样遍地开花，老牌师范学府只有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这三所，而中文系又是东师的重中之重，是延安鲁艺的余脉，公木、杨公骥先生是创始人，萧军、舒群、穆木天、李辉英、吴伯箫、唐圭璋等先生均曾在此任教。冯志远的求学生涯正是汲取了最为丰厚的给养，且他本身博闻多才，属于那种有光芒的学生。他若在大天地里施展，可想而知将会是怎样的前途。

二是，冯志远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的中学教书，新婚不久的1958年，响应国家支援西部教育事业的号召，自愿去了宁夏中宁，一人教语文、历史、地理、俄语四门课，与学生同吃同住。那个奉献光荣的年代，这样无私的支教老师很多，冯志远只是沧海一粟，但谁也没有要求他们一辈子在边远地区支教，随着岁月的变迁，别的支教老师都陆续迁回了，只有冯志远留了下来，一呆竟是整整42年！这其中，最深的纠葛就在于他与家庭的关系，长期与妻儿分居两地，假期偶尔才得相见，使他没能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一辈子只是做了一个好老师。这是冯志远一生吞咽的剧痛，也是他唯一可能被指摘的理由。

最后一个角度，也是人们众所共知的冯老师积劳成疾，在语文讲台上双目失明，又在黑暗中摸索着，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继续给学生上了几年课，直到世纪末全身瘫痪了，实在不能上课了，才被妹妹接回了长春老家。回顾他的从教一生，没分过房子，没评过职称，没涨过工资，却培养了超过一万的学生，有的已成为北大教授、上影导演。

电影《冯志远》中，张嘉译扮演的冯志远让太多人泪流满面。据说母校每一届新生都会观摩这部电影，它告诉学子师范精神的伟大。一个朋友观影后曾对我说：“这是中国最伟大的老师，没有之一。”我乍听以为他情绪激动，把话说大了，静下来想想，数十年来我们对教师模范的宣传实在太少了，恐怕连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都说不出。如果硬要举一例出来，或许冯志远恰当不过。





二

那次校庆临危授命，大概是我文艺创作生涯的一个起点。我钻进资料的瀚海，搜遍网络上一切视频、报道，可由于缺乏生活体验，总也找不到状态。今天的我责问自己，要写冯老师，为何不去拜访一下冯老师，当面听他讲一讲呢？可当时的确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根本不懂得创作要深入生活的道理，看了新闻，见全是领导在慰问，没有想过自己一个毛孩子也要去打搅一下病床上的老人。就硬着头皮，昏天黑地地写。

基本的构思是，节目中应该有冯老师的话，这自然是由我来完成表演，而与冯老师直接相关的人物就是学生，显然这不是一个自说自话的独诵。这时候，我的同班同学王洋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节目组。此前我们是校内外各种比赛的对手，只是在一次演出中，搭档朗诵过纪念巴金先生逝世的一首诗。王洋的介入，为我注入了旺盛的灵感，她是属于那种自己怯于动笔，但提出的建议、思路总能高我一筹，遇到我不好的句子，也能一眼识破，大加批判的那种搭档。浩如烟海的资料，如此负重的一生，如何串联在短短几分钟里？我们忽然想到，冯老师的支教地宁夏中宁是枸杞之乡，他培养的学生成千上万，就像枸杞花一样成片地绽放——多美的意象啊！《枸杞花开》的初稿就这样一气呵成了。

我与王洋兴奋地冲进广播站，一口气录出了样带，并状着胆子试播了一下。那天下着蒙蒙春雨，我们青涩的声音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里讲述着冯老师的故事。因是雨天，以为不会有几个人听到，没承想竟有同学闯进广播站，泪眼汪汪地问道：“是你们播的吗？这故事是真的么？”我们无法作答，因为此刻，泪水也早已浸湿我们的脸庞。做了两年的播音员，听众因为感动闯进站里的事儿还是第一次遇到。对这个作品，心里有了底气。

随着演出临近，稿件几易其貌，几乎每次都是大手术，但真的一遍比一遍真切许多。导演组对节目的期待越来越高，因为别的节目都是音乐学院编排的歌舞，基本都是获奖作品，水准上乘，只有我们这个唯一的语言类节目，一切都要从点滴编排，演不好，可能给全场拖后腿，演好了，却可能成为点睛之笔。

排练中，舞蹈系最厉害的两位学生孙庆龙和梁婷，根据我们的意象即兴创作伴舞，有点类似《两棵树》那样的意境，但由于朗诵的情绪每次都发生变化，忽快忽慢，与舞蹈动作很难契合，导演组决定舍弃双人伴舞，改为由东北师大附中舞蹈专业的中学生们跟着音乐进行群体伴舞。看着孩子们那么艰苦的排练，我们更有了压力。

多次排练下来，总导演王稼之先生终于不乐意了，生气地吼着：“作品没高潮，没有集中的线索，缺乏感人的力量，这样怎么能镇住两万人的体育场！再给我改！”我几乎要哭了，一个大二的学生，要生活没生活，要经验没经验，脑细胞已经榨干了，实在是改不动了。就哀求稼之先生：“要不还是您出马吧。”估计稼之先生那时也实在是无语了，便在休息间歇在音乐厅的座位上，细看起稿子来，看了两分钟，嘴中就念念有词，我赶紧如获至宝地记下来。

先生的建议是：要把冯老师的矛盾心理作为情感火力点，矛盾是什么？就是“走”还是“不走”。首先是学生对老师说，“你不愿走”，老师也承认如此，但又说“我何尝不想走”， “每次接到家里的来信，我的手就开始发抖……”这就还原了真实的人性，说明老师和普通人一样，并不是一个不想家、不顾家的铁石心肠。然而，虽然想走，但想到学生们，他实在“不能走”，“我得看着你们这些碎娃娃，开成最美的宁夏红……”

接下来，就是最见功力的一刻，尽管冯老师不能走，但“终于有这么一天，我得走了！”为什么呢？于是有了下面一段感人肺腑的对话，可以说是稼之先生给出的原话——

女：为什么老师，你不能走！

男：我的眼睛不行了，我看不见你们了……

女：我在这儿！我们在这儿！

男：我的腿也不行了，我下不了床……

女：我扶你！我们都扶你！我们给你挑水，给你喂饭，给你穿衣，我们养着你！

男：不，我还是得走，我教不了你们了！

女：你能教！你在教我们学做人，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好人……

老师失明、瘫痪，不得不走，学生极力挽留，老师却极力要走，怕给学生增添负担……情感的层层递进，实现了表演的戏剧化，使作品有了灵魂。这次修改，是《枸杞花开》日后得以流传的基石，是用力最重的一段。因此我执意把王稼之老师的名字放在创作者的首位，尽管他从未这样要求，甚至可能至今也不知道我这样的做法。三

终于迎来演出的时刻！

2006年9月10日，教师节。长春五环体育馆，两万多名东师学子和四海宾朋屏息倾听，我伫立在追光里，扮演着尽管已经熟悉、但其实仍很遥远的冯老师。

“我的眼睛不行了，我教不了你们了……”

“我在这，我们都在这！”

伴舞的女孩们全都从地上爬起来，冲到了我的身边一齐大喊：“我们养着你……”

掌声雷动。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哭了，青年学生哭了，摄像师的手颤抖了。

昼夜两场演出下来，打开手机一看，全是各种祝贺短信，说节目太感人了，演得太好了……那一刻我毫无曾经听到表扬时的那种洋洋自得，相反和王洋交流了一下，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觉得负罪难安。怎么会是我们演得好呢？一切都是因为冯老师的故事实在太震撼了，换任何人来演，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说到底，我们是在沾冯老师的光啊！这样的荣誉，谁敢接受？

一个月过去，是第九届齐越节的赛期。我和王洋决定去试试，也不写什么新作品了，就带着那朵清澈如水的枸杞花。那是东北师大第一次参加这样高水平的全国性朗诵大赛，我们又没有受过专业的朗诵训练，听了外校选手的语言面貌，心里特别恐惧。我们怕的不是自己落选，怕的是万一排在倒数第一怎么办，我们不怕自己没面子，就是怕给母校的声誉抹了黑，怕给冯老师丢了人。在珠江绿洲旅馆的地下室里，有一面大镜子，我与王洋就不分昼夜地站在镜子前面苦练，互相严厉地挑毛病，逼着自己提高。我们鼓励对方的最管用的话就是：“为了把冯老师的故事带到更大的舞台上，我们必须往前走！”

说来这样的理想主义，在今天好像有点古怪得令人发笑了。谁参加齐越节，不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可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与王洋的枸杞花，只是为了冯老师而开放的。

命运垂青了善良、干净的孩子。《枸杞花开》十分意外地以京外组第四名的成绩闯进决赛。我们没有感到胜利的狂喜，因为又一个深深的担忧袭来了。当时广院还保留着哄台的传统，复赛中我们就见识了广院嘘声的威力，凡是来自外校的、与广院风格不一致的、露了一点怯的，都要被嘘声哄一哄。我们是决赛第一个出场的，最担心的不是拿不到名次，而是一上来就被嘘声掩盖，那样我简直是无法再朗诵下去了，因为我感到站在大礼堂上的那个我不是我自己，而是我身后成千上万的东师人，代表着病床上的冯志远老师——怎样侮辱我都是可以的，但我的冯老师，他经不起这样的侮辱！

那次决赛，我们果然没有拿到更好的名次，但对于我们更高的荣誉是，《枸杞花开》没有受到任何一声挑衅。我想，那是因为师德的崇高让一切高傲的心，感到了谦卑。

后来，在北京，在重庆，在许多大大小小的舞台上，枸杞花不知开了多少遍，每开一次，场上场下都是泪流成河。渐渐的，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了这个作品，纷纷朗诵起来，有的获了奖，有的出了名，有的靠它考上了艺术院校。单是我知道的流传过的高校，就有几十所之多。按理说，自己创作和首诵的作品“红”了，被那么多人喜欢和传播，是件很幸福的事，可是我总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敏感地觉得太多的传诵者都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朗诵的作品，而对于作品背后的那个人，缺乏低微的理解与关怀。



四

转眼就要毕业了。

因为《枸杞花开》的滋养，我与王洋在有声语言艺术的道路上一路相伴，去北京拜师求学，珍惜大大小小的一切表演机会，就这样积累了不少的作品。就想着搞一次毕业朗诵会，为大学生活作一次总结。几经斟酌，朗诵会题目还叫《枸杞花开》。因为没有哪部作品，还能比它对我们的影响更重要。朗诵会结束后，我们笑着对彼此说：“这一次，枸杞花终于要凋谢了。一个人的舞台，没有枸杞花。”然而，时任校团委书记的郝运老师却说，枸杞花不能凋谢，要永远开下去！

2008年7月1日，是我的毕业日。就要和母校、和长春告别，留给我的众多遗憾中，最深的一条就是，还没有看望过冯志远老师。如果是现在的我，一定会努力创造这样的见面机会，可是当时作为学生，的确没有这样的魄力。郝运老师好像看出我的这个心思，主动叫上我和王洋，随同母校第十届支教团五位即将赴中宁支教的同学，还有从那里支教归来的学生，一起去吉林省医院看望冯老师！至今我还在吟味着郝老师把这次见面安排在毕业日的寓意。

一时局促不安，不知该怎样迎接这突然到来的初见，抑或重逢。

我们轻轻地走进了病房。

我看到了他！

冯志远老师躺在雪白的床上，一只眼睛半睁着，可是暗淡无光，左臂紧紧地贴在胸前，粘合在一起，动不了。他不仅是作品中写的那样失明和瘫痪，还增添了股骨头坏死、脑血栓等一堆顽疾。我和王洋送给他一只收音机，他用衰老抖动的手摩挲不停，口里微弱地道着感谢。

应大家的要求，我们当着冯老师的面，朗诵起那首被传诵太多的《枸杞花开》。枸杞花原来真的没有凋谢。今天，她又一次红了。

“她红的时候，像一串烧红的玛瑙，叫人心里头发烫……”

我们不敢用夸张的表情，尽管他看不到；不敢用洪亮的声音，尽管他听不清。在那一刻，面对冯老师张着的嘴和孩子般的表情，我们稍微一动感情就会泣不成声，那样对老师的病情不好。我只看见王洋豆大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在地板上，而我则强忍住鼻头的酸楚。

那是我最粗糙的一次朗诵经历，却是千锤百炼的枸杞花第一次真正地开放。冯老师一直微笑着，艰难地蹦出“好”“感动”“真不错”这样的词汇来。大家都掉了眼泪。

我是冲出病房以后号啕大哭的，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这种大悲。那感觉仿佛是这位共和国最伟大的人民教师就要离开我们一样。至今清楚记得当时跟老师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带着枸杞花走了许多地方，让许多人热泪盈眶。但《枸杞花开》不属于我们，它只属于您一个人。不是我们朗诵得好，而是您的故事感动了人们。”

王洋压抑着泪水，接着我的话说：“我们没有上过您的课，可我们特别想当着您的面叫您一声老师，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冯老师听完这句话，面部明显地抽搐起来。我们怕极了，马上嘻嘻哈哈打个岔过去，便匆匆辞别了。一路上，满脑子都在想着冯老师听朗诵时的表情，心潮难平。

记得郝运老师说过，十年以前，他曾接到一个老人打来的电话，声音喑哑而滞重：“我想知道现在母校的孩子们还有没有人在支教？可以让我见见他们吗？”提出这个恳求的老人正是冯志远老师，当时很多人还并不知道他的事迹。如今，母校的研究生支教团已经在全国赫赫有名，学生自发的公益支教活动也很频繁，冯老师如果知道这些，应该感到欣慰了吧。

然而，今天的支教，和冯老师的支教，是一回事吗？五

毕业以后的日子，我因工作需要，去西北的机会多起来，心里惦念着，一定要去中宁看一看冯老师支教过的学校，看一看带给我无限荣誉和精神鼓舞的枸杞花。

2011年6月，这愿望实现了。我在去西海固的路上，专门在中宁下了车。倒着中巴，找到镇上的鸣沙中学。这是冯老师最初来到中宁时躬耕过的学校。学生正在放假，校园里空无一人，还是和门卫说清，进去走了一圈。风物应已改，这空阔的土地上还会保留着我想要追寻的记忆吗？

问中巴司机，问小卖铺的老板，问土路门口闲坐的老奶奶：“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冯志远的老师吗？”他们的答案令我惊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知道冯志远，而且一个老人说，她年轻时候还见过冯志远，走路腿抬得高高的，生怕绊倒的样子（冯老师早年的确患有夜盲症）。老人叹息说：“那是一个好人啊。”

一个好人，这简单的评价不正是《枸杞花开》中的语言吗？

黄昏时分，镇子远处隐约响起了邦克声，我才注意到，中宁这地方虽然以汉族为主体，但也散居着不少的回族。如此，当年冯老师的万千学生中，也一定有回族的身影。这是冯老师对宁夏的恩，对回汉人民的恩啊。

我又央求司机师傅把我带到有枸杞的地方。司机笑了，说这里到处不都是枸杞吗？我一望窗外，原来原野里成群连片的绿色植被，就是我苦苦寻找的枸杞啊。六月里，正值花期，可是我怎么没有看到火红的一片呢？凑近些，走到密林深处，发现那些花蕊都是紫色的，而不是我所写的红色。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当初创作时，因为缺乏生活阅历，见网上把枸杞说成是“火枸杞”，“火红的一片”，就想当然地把枸杞花描述成了红色，殊不知，火红的是枸杞果，而不是花。真正的花应是紫色或粉红色的！

这个迟到的秘密把我击溃了。一个低级的玩笑竟开了这么多年。我更加感到几分羞愧，终于明白真正的艺术创作应该如何地向土地学习了。

2013年5月29日，好人冯志远在长春逝世。

与王洋通话，两人陷入久久的沉默。谈论人的离去，本来是应该悲伤的，但冯老师的离去，好像让我们悲伤了好长时间。因为我们成长的道路、收获的荣誉，甚至我们精神品格的熔铸与养成，都与冯老师的默默教育有关。这是一份属于我们二人对冯老师的独有感情。手足无措的我，除去为校友会寄去一则平生第一次所写的唁电之外，就在和王洋思量着，去追悼会，送一送冯老师。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商量，还是按常规送一副花圈，写一幅挽联吧。

一声恩师尽湿两面几度悲声诵枸杞，

两身荣誉只归一人毕生赤心传师魂。

当时的王洋已留校任教，我也常在艺术课堂上带课，我们都从学生成长为老师了。这“传师魂”已不是一句空话。花圈是王洋代表我们俩去追悼会现场敬献的。她告诉我说，所有的花圈写的都是“沉痛悼念冯志远同志”，忙碌的人们无心写下再多的心言。

今天，母校已迎来七十校庆，距离《枸杞花开》首演的日子已过去整整十年。

十年，应该可以作一个纪念了吧。

可是冯志远老师已经一个人带着黑暗远行而去，无法见证这欢庆的场面了。在思念的长夜里，我的眼前又闪现出那片中宁的枸杞林，成片的枸杞花固执地用火红火红的颜色，在辽阔的原野里摇曳抽搐，像是冯老师用他最后的光明点亮的万盏烛火。

原载《银川晚报》2013年6月3日

2016年9月10日教师节，再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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