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百凇：在自觉、互动和对话中传承回儒精神端庄书院_【端庄文艺周刊】

讲述明清回儒的“文化自觉”，以儒家的视角，将伊斯兰哲学与儒家哲学内涵加以比较，探讨了一个颇为引人深思的深层意义上的文化命题——回儒精神。...

编者按：

“大陆新儒家”学者访谈，作为端庄书院新“回儒对话”的系列活动之一，我们近期邀请了三位“大陆新儒家”学者，对他们分别进行访谈。今天，我们刊布安徽工程大学讲师刘百凇博士的专题采访，刘百凇博士是一位80后儒学新秀，学养深厚，意境高远，他从理性思辩的角度，讲述明清回儒的“文化自觉”，以儒家的视角，将伊斯兰哲学与儒家哲学内涵加以比较，探讨了一个颇为引人深思的深层意义上的文化命题——回儒精神，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将它刊发出来，宣告回儒的对话立场，追溯回儒的文化传统，让当代人聆听明清回儒的心声，以期引起读者及理论工作者的关注与审视。

刘伟，字百淞，西历一九八二年生，河南灵宝人。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现任安徽工程大学讲师。从事儒家思想研究，习行儒学优秀传统，专著有《儒学传统与文化综合创新》、《天下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等。

马文军：最近十年国内儒学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气象，从书院、祭孔等活动来看，儒学确实发展得很恢弘、很蓬勃。但与此同时，媒体对儒学的报道立场、以及知识分子对这样一些与儒家相关新闻的评论，有时候又是持批判立场的。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儒学真的迎来黄金发展期了吗？刘百淞：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儒学似乎迎来了发展机遇。大量的书院、私塾、民间读经组织浮现在人们的视野，开始发挥社会动员的力量。儒家经典文本被拆成零散的读物，与佛老文献混杂，糅合了大量的民间信仰的成分，悄然进入儿童和成人的阅读范围。一些体制内的专家学者，原先从事儒学研究，在业界赢得了相当高的声誉，由于世潮润及己身，也出现了明显的态度变化——从研究儒学转向信仰儒学，甚至不遗余力地传播自己重构的儒学信仰体系。

从表面上看，儒学在现代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浮现出复兴的征兆。其实，这些都是“虚热”的表现。为数众多的儒学从业者并不一定都是儒者。致力于儒学研究的人员并不一定具备儒家的素养。质言之，儒学研究、民间读经、祭祀孔子……一系列文化符号频繁出现，夹杂着市场经济的喧嚣与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层层剥开，最终能找到几位敦实力行的儒者？这恐怕需要我们洗耳拭目、察言观行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喧嚣的文化炒作并不能着实推进儒学发展，更无法迎来儒学发展的黄金期。儒家的本职工作是“正德，利用，厚生”，而不是颜习斋厌恶的高谈阔论、虚乏无力。

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学热”带动了各种样式的披着儒学外衣的社会行动。先将各自动机悬置不议，如果将儒学视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重要手段，汲汲于利润和效益，那么侈谈儒学复兴将无异于梦呓。如果儒学依然是专家学者及其学生的科研对象，日益远离百姓日用，忽视现代平民的生存境遇和切身感受，那么它将继续朝着“博物馆化迈进”，直到无法全面进入社会生活。

质言之，儒家现在亟须做三件事：一是回到经典文本的语言，不能再用西方世界的学术标准肢解自家学问；二是切实践履，重新展示礼乐的魅力，让世人看到儒者能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萌生诚挚的敬意；三是走出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进入大众生活，为道德教化创造社会根基和组织结构，与民众同甘共苦，改善世道人心，而不是文山会海、自说自话。

马文军：今年十一月，端庄书院在北京成立，我们以回儒精神为根基，谋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以期回儒思想在现代乃至未来中国能有一个大的发展，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刘百淞：平心而论，我对端庄书院的理论探索报以礼敬和赞美，对回儒精神的重光充满了信心与期待。目前，儒家并没有完整的社会组织，信仰体系依然残破不全，社会行动的感召力微乎其微。但是，有一批仁人志士秉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在世俗化的浪潮中坚守圣贤的道义，力量薄弱，声音细微，但不容忽视，不可小觑。德不孤，必有邻。回儒群体的再次出现是历史的转折点。这需要我们以历史的眼光进行分辨，以正信的勇气不断奋斗。明清之际，中华大地涌现出许多彪炳青史的回儒，他们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勤勉好学，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回儒带来的不是刀剑，而是和平；回儒显扬的不是纷争，而是喜悦；回儒禁止憎恨与断绝，主张孝敬父母、接续骨肉、和睦邻里；回儒带头行善，鄙弃作恶。从学术交流层面讲，许多回儒精通“五教”，以“天方之经”和圣训协调差异，为文化综合创新做出巨大的贡献。时过境迁，真理不变。身处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多元文化的迅猛发展，端庄书院坚守认主之道，坚忍力行，不失时机地发掘回儒的智慧源泉，不仅能够使自身蒙益，而且可以促成儒学复兴。这是我们最想收获的丰硕果实。

马文军：您是从何时起开始关注明清回儒的思想的？您如何评价明清回儒的思想史其义?

刘百淞：我从小居住在回族聚集区，充分感受到了伊斯兰教对回族生活的深刻影响，许多场景至今难以忘怀。大学期间读过一些苏非主义的书籍。2005年开始系统学习《古兰经》、《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对伊斯兰教有了初步的认识。2008年我开始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将大量精力放在研究方孔炤、方以智的易学思想，其间涉及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学者的论述，有一天我突然被“贞夫一”的义理困扰了，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里所说的“一”是“数一”，还是“独一”。这个“一”与“于穆不已”又是什么关系？类似的问题一下子浮现出现。许多同学喜欢套用《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的模式，生硬解释，令人疑惑。方孔炤、方以智对“一”的理解与释教的解释存在明显差异。于是乎，将相关史料手书成册，每天揣摩。偶然之间，遇到深圳大学的问永宁先生，听到他在讲述王岱舆与刘智的学术差异，我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似乎对“真一”、“数一”和“体一”有所感触，当下向问永宁先生求教，顺带陈述了自己的疑问。问永宁先生循序善诱，阐发奥义，让我有了拨云见日的感觉。后来，问永宁先生从深圳寄来一本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的合订本。我如获至宝，悉心学习，许多问题迎刃而解。撰写博士论文之余，我翻阅苏州大学图书馆中的回儒著作，敬佩他们的学识和素养。

在我看来，明清回儒开启了伊斯兰教在华夏世界生根发芽的全新局面，增进了异质文明的互信与对话，更有助于儒学的自我完善。在传统社会中，儒学遭遇各种歪曲与冲击。明清之际，儒释道三教之外还有“愿教”与“跖教”，二者对儒家构成极大的冲击。“愿教”就是乡愿的虚伪言行，足以泯灭德性，混淆是非；“跖教”就是肆无忌惮、鲜廉寡耻的赤裸宣教，足以败坏世风。二者交织在一起，诱发形形色色的“以物配主”，致使社会失序，生民涂炭。回儒的信仰、学术和社会实践为儒学自新提供借鉴。

马文军：“认主独一”是伊斯兰的核心理念，而通常人们对儒家学说的印象是“敬鬼神而远之”或者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回儒集大成者刘智却说“天方之经大同于孔孟之旨”。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表面上的对立以及刘智的阐述?

刘百淞：过去，学界惯于从西方学术的话语体力讨论“儒家属于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这样的话题，看似严谨的论证都难免陷入困境。因为这样的讨论都是以偏见作为剪刀，剪裁儒学史料，再将支离破碎的儒学史料塞入特有的模型之中，进而贴上有神论或无神论的标签，以供批判研究。现在，我们必须从儒家经典的义理结构讨论鬼神问题。儒家主张的“敬鬼神而远之”，非常值得我们玩味。首先，儒家从阴阳二气的角度讲鬼神，鬼为“归”，神为“神”，一变一化，姿态万千；其次，儒家巧妙地接续了先民的鬼神观念，以“敬”的态度对外先民精神世界进行约束，为“神道设教”奠定社会心理的基础；最后，儒家没有将人事与鬼神打成两截，而是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以免百姓陷入无休止的迷信和虚妄。孔子不谈论“怪力乱神”，正是慎重的表现。反之，如果百姓沉迷于鬼神信仰，受到“怪力乱神”的左右，那么整个社会将会沦为多神教的领地，昊天上帝的崇高与至大就会遭到湮没。伊斯兰教反对“以物配主”，反对多神教，都有助于儒家廓清各种民间信仰和淫祀的干扰，确保儒学体系的完整性。

我们可以将儒学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大同小异”：（1）儒家认为人伦起于夫妇，将“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视为天道的基本内容，伊斯兰教力主婚姻的神圣性，《古兰经》三十章二十一节昭示：“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她们，并且使你们相互爱悦，相互怜恤”。（2）儒家主张“百行孝为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必须履行孝道。伊斯兰教主张孝敬父母，《古兰经》三十一章十四节昭示：“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他的断乳，是在两年之中——[我说]：‘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惟我是最后的归宿’。”（3）儒家盛赞孔子具备的“温良恭俭让”等美德，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和《圣训》中反复教导穆民应当具备美德。穆圣曾讲：“你们中最优秀者，就是品德最好的人”。《古兰经》七章一百九十九节昭示：“你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孔子及其弟子怜悯穷苦民众，穆圣和其他先知也是如此。穆圣说：“不怜悯人者，就得不到安拉的怜悯”。（4）儒家主张圣贤在位，造福百姓，否则就以“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作为评判标准。穆圣说：“如果没有奉公守法，恪尽职守，到了复生日，那就是凌辱和悔恨”。（5）儒家强调担当意识，仁智勇被称为“三达德”，孟子也有“舍我其谁”的魄力，这些大丈夫的气概与伊斯兰教的“吉哈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动心忍心”与“坚忍”可以互通。（6）孔子与穆圣有着许多共同的美德。孔子“厄陈蔡”、一生颠沛流离，却能发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感慨。穆圣安贫乐道，一生没有接连三天饱食过大麦饼，却能告诫穆民“人们常说：‘钱啊，钱！’其实，他们从自己钱财上只享有三个方面：，只有吃进腹中的饭、穿在身上的衣、舍出去的财。除此之外，都将虚幻逝去而留作他人。”这是何等的智慧啊！

马文军：回儒的思想谱系肇始于明朝中后期，而胜于清初。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天主教耶稣会进入中国，代表人物利玛窦同样采取“以儒释耶”“以耶补儒”的方式来会通天主宗教和儒家文化。以天主教的经验作为参照，您认为，回儒与利玛窦的思想范式是否在形式类似的表面下存在着什么不同?

刘百淞：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非常注重对士大夫进行宗教观念的宣传，利用儒家经典中有关鬼神、上帝、祭祀等资源为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扫清文化心理方面的隔阂。利玛窦极力否定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学说，指出：“贵邦古经书孰有狎后帝而与之一者？设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称与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比肩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我们不难发现，利玛窦在坚持耶稣会的宗教信仰的前提下，悄然进行了一系列的话语调适，将“三位一体”的天主置换为儒家经典中的“帝”或“上帝”，进而假设儒家原先是信仰天主的，后来却不断地远离他，甚至背离他。可以说，这是耶稣会士故意设计的理论陷阱。这一计谋早已被方以智等人看穿。后者将目光转向了对儒家经典的全面解读，藉以排斥耶稣会士的曲解。

在《周易》经传中，“上帝”一词多次出现。例如，从《象》的记述来看，就有“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从《彖》的记述来看，就有“鼎，像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再者，从卦辞来看，《萃》所涉及的“王假有庙”属于祭祀祖先的情况。从《象》的记述来看，“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属于祭祀上帝的情况。因而，方以智引用《潜录》中论述，讲道：“《萃》以祀先，《涣》事上帝。儒者尊大原于穆之天，不得已而以人间之尊称表之曰“上帝”耳。谓天处色界者，指苍苍之天，而所以为天者高一等焉，表法也，犹“礼本于大一，分为天地”也”，可以看出，“上帝”只不过是对“苍苍之天”的称呼，而不像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后来明清之际出现的“索隐派”，所信奉的天主。

历史证明，耶稣会士以及后来的索隐派的曲解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位一体”的宗教理论无法兼容于儒家伦理。因为坚信“父父子子”的儒家无法接受圣父与圣子之间的混同，不能接受创造主化身为人，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更不能相信有人子号称自己是创造主的儿子，后来流义人的血，洗恶人的罪。如果耶稣会士转换口径，讲耶稣是先知，天主是天主，二者并非同一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大，世人应当洗净污垢，回归清洁，那么深受儒学熏陶的民众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种讲法就变成了伊斯兰的口吻，耶稣会士和索隐派都无法接受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回儒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非常明朗，“认主独一”、“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尔萨是先知”等信条与儒家伦理并不产生冲突，也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今后，回儒应该在消除虚妄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多做贡献，让更多的民众享受福利。

关于明清回儒的思想范式，通常的说法是“以儒释经”和“以回补儒”，这些做法都有其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以儒释经”有助于儒家文化圈的民众理解伊斯兰教的经典文本，消除以往的诸多偏见和无端猜测，为坚守主道提供助力。“以回补儒”有助于儒家摆脱多神教和民间信仰的干扰，避免出现“以物配主”的致命错误，更好地推进善世化俗的工作。伊斯兰的宗教信仰（伊玛尼）、宗教功修（伊巴达特）和美德善行（伊赫萨尼）能够为重建儒教提供参照。

儒家讲求“不愧于屋漏”。穆圣说：“善就是良好的品德；恶就是你内心忐忑不安，唯恐别人知晓”。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在局部地区呈现出强大的破坏力，如何彰显“笃信安拉，遵循正道”的真实涵义，如何践行“仁者不忧，智者不虑，勇者不惧”的教诲，依然需要我们戮力奋斗。

回儒，不仅具有光辉灿烂的过去，而且会迎来中华文化复兴的新曙光，更会在伊斯兰的正道上慷慨前行，蒙受慈恩。端庄书院，重任在肩，必将成为胜利者。

马文军，端庄网站长，端庄书院创始人。从事文化创意工作，习行明清回儒思想，当代新“回儒对话”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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