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缺乏陈忠实般的抉心自食

 

陈忠实缺少莫言式诡谲多变的感觉,也没有贾平凹那种弥漫古文化气息的雅士品位;王蒙的智慧、汪曾祺的老到,离他的世界很远;他的笔力与先锋派的作家也有很大的距离。但上述作家们却很少像陈忠实那样有沉重的生活质感。...



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陈忠实缺少莫言式诡谲多变的感觉,也没有贾平凹那种弥漫古文化气息的雅士品位;王蒙的智慧、汪曾祺的老到,离他的世界很远;他的笔力与先锋派的作家也有很大的距离。但上述作家们却很少像陈忠实那样有沉重的生活质感。

倘若他仅仅醉心于对乡土文化的体味,那么《白鹿原》很可能变得单薄。陈忠实转向了文化层面。但这种转向,不同于莫言的取于意象、贾平凹的重于韵味。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反省,它甚至可以说带着抉心自食的苦涩。



4月29日著名作家陈忠实于西安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4岁
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1962年高中毕业,在乡村做中小学教师和区、乡政府干部二十年。1982年调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事文学创作。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1982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乡村》。《白鹿原》获1998年茅盾文学奖。

文/ 孙郁

《白鹿原》不像以往的长篇小说那样单纯地叙述故事,它呈现的是一个带有宗法社会和民俗社会特征的历史长卷,是浓缩了古中国儿女的一部精神史。而对这一精神现象的解析,已脱离了先验理性的模式,它是血腥的体悟、生与死挣扎后的大彻。回到农民的心灵中去,回到古中国儿女半是图腾、半是禁欲的精神意象中去,给这部作品带来了混杂迷离的文化色泽。

陈忠实似乎特别欣赏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确,他是把《白鹿原》作为一部民俗长卷来写的。那些恢宏的场景,血淋淋的画面,漫长时光冲击下的古老的传说,都在作品中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中原农村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表征,以及隐语符号,几乎都在作品中呈现出来。寺庙、书院、中药堂等,这些古老的实体在作品中具有很深的表意价值。而多难的村民的一切,又几乎都与此密不可分。陈忠实大概觉得,这样才找到了表达国民心态的文化底色。因为,在封闭的乡村社会里,维系村民灵魂的,恰恰是这些古老的东西。如果忽略了祖先观念中最基本的儒学价值走向,我们就无法把握国民心灵最实质的东西。小说对白嘉轩执著的信念、耿介而近于愚拙的个性的把握,可以让人感受到中国农民非凡的忍受性、自律性、顽强性等悲剧性格。白嘉轩是集大难厄运于一身的人,是在祸福之中辗转拼命的人,他的生命之根,一直延续到儒道释的悠远的梦地。对于在封闭的乡间土生土长的村民而言,社会的变更、外来观念的袭扰,似乎无改乡土社会人心灵的本质,因为已被几千年文明固定下来的先验模式,除了可以同化外来的精神形态外,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其稳固性。陈忠实看到了这一点,这或许是他的传统长篇小说绕开了庸俗社会学观念的原因吧?拨开了这一层价值之网,中国农村最隐秘的东西就昭然于世了。白嘉轩的世界,让我们省悟到中国人内心的文化纽结的内蕴,他生动地体现了农民的文化性格和“乡村文化集结”的特性,其认识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白鹿原》试图在两个家族交错盘结、晦朔相间的历史演进中,去把握那一段辛酸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外在过程,即大文化背景下的风风雨雨,统统被陈忠实一笔带过。重要的不在于外在的社会思潮如何,而恰恰在于面临着社会变革的混乱局面,在血腥中挣扎的中国百姓们如何生存,如何做人。自律、变态、畸形的人生处在不可预知的强大社会风潮袭扰下,国民们被莫名其妙地推向血的角斗场。《白鹿原》写的是一曲雄奇、悲怆的渭河平原的交响曲,它把中国国民的性格很逼真地解析出来。这价值,在当时不是一般作家可以达到的。

白嘉轩这个人物的为人之道、治家之道、应变之道,是衰弱的古文明在现代农民身上悲剧性的演进。白嘉轩心目中的“神圣”“合理性”事务,恰恰是中国人精神最压抑人性和悲剧化的存在体。那篇写着“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的《乡约》,那些因背叛《乡约》而受白嘉轩罚跪、鞭打的触目惊心的故事,是乡村文化中的神祇性的象喻。中国农民心目中的“天地人格”、不违天命的观念,有时是夹带着宗教色彩的。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内心有了什么要求,一旦与这个神圣的观念发生冲突,都将遭到道义和肉体上的惩罚。这个罩在人们头上的灵光,是至高无上的。但陈忠实通过曲折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恪守信念还是目无法规的人,都在生活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乡土文化的理性内核,已丧失了维系村民的凝聚力。这既是白嘉轩那一代人的悲哀,也是文化的悲哀。明于此,我们才会懂得,改造乡村在中国是多么重要的文化课题。

我觉得《白鹿原》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开始真正独立地对农民王国进行文化的透视。单一色调的价值审视在这里是看不到的,作者把对农民的认识还原到浑浊的生命嘈杂中。田园的、纯情的小调消失了,处处是不和谐的、相悖的精神冲突。小说在宗法观念、天人观念、政治观念和性心理观念上,为当代人展示了层次多叠的图景。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黑娃、孝文、兆海、兆鹏、灵灵等,联系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各种精神脉络。这是从原始走向现代的一个纷纭复杂的舞台,在这里,人的天性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扭动着,变异着,发展着。小说的故事是动人的,但这动人的故事背后,恰恰形成了一个富有寓言价值的精神结构。而这个结构,在我看来,是全书最动人的所在。陈忠实在小说里,找到了一种与社会、人生,与乡土社会对话的途径。这便是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家族秩序以及原始的生命冲击与人格价值的冲突。陈忠实对战争、匪患、党派之争的描绘,是以世俗文化的分化、流变为起点的。在天灾与人祸之间,他看到了中国文化心理最动人、最沉重的画图。当他以平静的笔触去描摹这些现象时,实际上是把矛盾的、悖论的精神无情地抛给了人们:在天伦地道的交糅和轮回过程中,我们能逃出文化的宿命吗?在对主人公无数次丧妻的描写里,在对霍乱病横行乡里的表现中,在对干旱与兵乱的描绘中,我们几乎可以听到陈忠实近于残酷而痛苦的心声。对乡下人求雨祭礼的勾画,在压抑里表现出神奇。读了这段文字,我们差不多可以感受到民俗文化最迷人的存在。中国人是通过对一种绝对理念的膜拜而确立自身的,而这种确立自身的原始的企图,是生存欲。在白鹿原,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孩子、族长与贫民,其正常的合理的生存欲,却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外在精神所摆布,令人窒息的社会理性使每个人都成了受虐者。人们进入了自我戕杀、互相否定的轮回里。陈忠实从农村破败的文化现象中,看到了古文明存在的问题,小说因此获得了一种文化批判的力量。作品完全是从带着泥土气息的中原大地中升腾出来的,它凝重,它浑浊,它怪异。东方世界特有的神异境界,在陈忠实的拷问下被形象地烘托出来。

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陈忠实是一位厚重型的写实派代表。他缺少莫言式诡谲多变的感觉,也没有贾平凹那种弥漫古文化气息的雅士品位;王蒙的智慧、汪曾祺的老到,离他的世界很远;他的笔力与先锋派的作家也有很大的距离。但上述作家们却很少像陈忠实那样有沉重的生活质感。他的作品的画面、结构、人物、底蕴,都不是靠聪明的灵感和哲理的演绎才出现的。

陈忠实的朴素、平实,使他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把自己深深埋在故乡的文化之中,并从较高的现代人文主义视线里去咀嚼历史。陈忠实的作品丝毫没有书卷气和贵族化的吟风弄月。他踏踏实实站在地平线上,但又不同于赵树理、柳青、浩然诸人,在他那里,没有满足于对农民生活情同手足的认可上。倘若他仅仅醉心于对乡土文化的体味,那么《白鹿原》很可能变得单薄。陈忠实是老老实实地在选择中认同,在体味中反省,把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农村变革进程的认识,从阶级的或政治的层面,转向了文化层面。但这种转向,不同于莫言的取于意象、贾平凹的重于韵味。陈忠实的步履是沉稳的,他进行的差不多就是对风俗文化的批判。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反省,它甚至可以说带着抉心自食的苦涩。只有真正了解农民世界的人,才可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历史。陈忠实尽心竭力地提炼生活的真意,他所要向人们传达的,大约就是这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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