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崩塌，因为人们再也读不了书了

专访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






▲布鲁姆一生打过四次笔仗。反对“新批评主义”、反对解构主义、反对女权主义、反对“哈利·波特”文学。但是，四次战争他都失败了。（Greg Johnston/图）全文共4711字，阅读大约需要7分钟。

• 尽管讨论政治可能有助我们理解和欣赏但丁、埃斯库罗斯、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李白，但这有什么意义？
• 政治问题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长存。
• 人类的角色早已存在，人类的性格也是。但是没人知道如何去描写，甚至不知道怎样去认知人的不同个性，除了莎士比亚。
• ——哈罗德·布鲁姆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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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岁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住在纽黑文镇一条安静小街边的一栋别墅里，他已经许久不出门见人了，出门往往就是到医院做手术。但他还给学生上课，通过Skype。他搬到一楼来住了，用扶手椅在房间里慢慢地移动。他吃了一块饼干，喝了一口水后，颤抖的手好不容易才把茶杯放到桌子上。但是他眼睛仍然放射出睿智的光芒。

哈罗德·布鲁姆，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刚刚出版了第46本著作《福斯塔夫》。这是他的“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个性丛书”的第一本。这套丛书第一批共有5本，布鲁姆口授，助手协助，以每半年一本的速度写作和出版。

早在1973年，43岁的布鲁姆在美国出版了《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引起欧洲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一举奠定了他西方文坛批评大家的地位。他独树一帜的“诗的误读”理论，成为很多人运用的思想谱系。布鲁姆发现，后代作家总是无法避免前代经典作家的影响所带来的焦虑，他断言弗洛伊德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其实是对哈姆雷特情结的有意误读。

1994年他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收入了从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到贝克特的26位西方作家，这部五百多页的厚书，其实是他为文学经典唱挽歌。因为经典书没有人读了。他在《西方正典》中预言，文学在经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之后，有一个混乱时代，然后重新开启一个神权时代。

布鲁姆一生打过四次笔仗。第一次是反对“新批评主义”，第二次反对解构主义，第三次是反对女权主义，第四次是反对哈利·波特文学。因为挑起一次次的论争，他被称为“抬杠批评家”。但是，四次战争他都失败了。他现在不想跟任何人打仗。

为什么反对哈利·波特文学和斯蒂芬·金？哈罗德·布鲁姆的理由是，你读了这些三流作品，就没有时间读一流作品了。劣书会挤占好书的时间。在他眼里，厄普代克、卡佛、门罗都是二流作家。他极力推荐他的好友菲利普·罗斯，虽然罗斯一次次错过诺贝尔奖。“在世的美国小说家里只有四个人，作品将会流传，菲利普是其一。”布鲁姆说。

布鲁姆认为美国从小布什以降，就在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根本的原因是教育的衰落。而现在美国基础教育的问题是读书太少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崩塌，因为人们不再阅读。”

“从我是个小男孩起，我就有一种很奇异的记忆力。看着一页书，我读给自己听，然后我的耳朵就能记住一切我自己读的。”布鲁姆讲课的时候，甚至不带书。他曾告诉他的耶鲁同事孙康宜，他是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忠实信徒，圣奥古斯丁以为天下万事均得靠记忆，一个人是靠记忆来拥有一切的。所以他现在还在写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一本书《记忆附体》（Possessed by Memory），这大概是他的第51本书吧。

2017年4月15日下午四点，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纽黑文镇的家里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南方周末：你的第46本书写福斯塔夫，为什么如此欣赏莎士比亚的这个戏剧人物？

哈罗德·布鲁姆：这是我的《莎士比亚的人物个性》系列的头五本，每六个月就会出一本。下一本写克丽奥佩特拉，接下来是李尔王，然后伊阿古，最后是麦克白。我欣赏福斯塔夫，因为他实在有一种原始并洋溢的激情。他既含蓄又直白地教导我们：生命本身是唯一的财富。就圣经奥义而言，他得到了神的福佑。他就是完整的道德生活之典范。

南方周末：你现在的阅读习惯是什么，这么多年来有变化吗？做不做笔记？

哈罗德·布鲁姆：总体来讲我的阅读习惯没有变化。这周二我准备在课上讲《暴风雨》。明年秋天我会讲莎士比亚的悲剧，后年我会再回到对莎士比亚全集的讲解，通常是历史剧、晚期的传奇剧以及悲剧。我常重读莎士比亚，朗诵他，教他的作品，以及写他。当然，我也做其他的事，但这是我的中心。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说莎士比亚“发明”了人？为什么你说莎士比亚、但丁、惠特曼、弥尔顿、华兹华斯等诗人的特质是今天的女性主义批评家难以接受的？

哈罗德·布鲁姆：我不想讨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文学评论。我已经卷入了太多的争吵，我不想再被叫成厌女症了，我是什么都行，但不是厌女症。我不想讨论无稽之谈。女性主义，忘了它吧。莎士比亚，很多人误解了那本书的名字，《人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我的英雄偶像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诗歌的精华即是发明。所以当我说到莎士比亚创造了人，当然不是指像爱迪生发明了个电灯泡那样的发明，我是说，人类的角色早已存在，人类的性格也是。但是没人知道如何去描写，甚至不知道怎样去认知人的不同个性，除了莎士比亚。不过乔叟是离莎士比亚最近的那一位。莎士比亚有100个主要人物，1000个次要人物。最让人吃惊的是，100个和另外那1000个人物，每个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语调，每个都有自己的性格。没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有时候别人会生我的气因为我说：世上只有一个神，他叫威廉·莎士比亚。



▲布鲁姆43岁时在美国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一举奠定了他西方文坛批评大家的地位。（资料图/图）南方周末：你年少时立志要做哈佛和耶鲁的诗歌教授，并在51岁那年得成夙愿。为什么会有这种具体的心愿？

哈罗德·布鲁姆：这个我倒还记得，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叔叔，撒缪尔·费尔德曼，他经常带我去看棒球赛。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那时候我也就五六岁，我叔叔就问我：“赫谢尔，你以后长大了想当什么？”我们讲的是意第绪语，我的母语，在纽约从小长大时讲的语言。我说我只想继续读莎士比亚和诗歌。他说，那你当个教授吧。我不知道教授是什么。他说，就是在哈佛和耶鲁那种地方啊。于是我说，以后长大了我要到哈佛和耶鲁做教授。1987到1988年的时候我又想起这个事情，那时我开始在耶鲁教英语和人文，同时在哈佛教诗歌。很久了，三十年以前。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只教本科生，不带研究生？

哈罗德·布鲁姆：我教了63年书，从18年还是20年前就不再带硕士和博士。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高度个人的判断和观点，我跟多元文化主义打了半个世纪的漫长战争，从社会意义上我并不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我只是认为在文学里它不能取代审美的判断和认知的判断。我的这些理论让我在很多大学里，很多教授中都非常不受欢迎。你要对研究生负责，就得给他们写推荐信帮助他们谋得教职，我不想断送他们的前途。第二个原因是我越来越发现研究生们焦虑、变化无常、追随最新的潮流，不是所有，但很多。我发现更好的学生都在耶鲁的本科生中，所以现在我只教本科生。

南方周末：你现在怎么给他们上课？

哈罗德·布鲁姆：不久前还是他们来我家。我现在87岁了，行动不太方便。耶鲁的保险制度让我用skype视频教书。学生全聚集在一个房间，然后他们呼叫我。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更愿意做个教师而不是作家？

哈罗德·布鲁姆：我已经教了63年的书了。我也出书——等这最新的五本书出来，就50本书了。我现在还在写一本很长的书，希望是我最主要的一本书，叫《记忆附体》（Possessed by Memory）。对我来说，教书、阅读和写作，是同一件事的三种说法。阅读是基础，然后是教书，第三个才是写作，但本质上它们是同一种思想活动。

南方周末：你说，你一生有四个敌人，打过四次仗。为什么要打这四次仗？现在你又为什么不打算争论了？

哈罗德·布鲁姆：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我已经打了半个世纪的仗，输了。我不想再和任何人争执，不想再挑起任何辩论。我只想教书，写书，感谢那些最富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我已经对争论不感兴趣了，我太老了，也累了。我觉得过去那些争论大多都是个错误，因为这些事情你拦不住，人们就像旅鼠，它们冲进海里。据我所知，是有些赞同我的人的，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学生。西方世界基本上已经毁掉了对伟大文学作品在人性、美学及认知意义上的研究，转向一种不成熟的社会学，我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

南方周末：要是打第五仗，你会反对谁？

哈罗德·布鲁姆：无知、物质主义、以及简化主义。我们站在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托尔斯泰、李白、杜甫、孔子、孟子的这一边战斗。南方周末：《西方正典》收入了26位作家，你选择作家和作品的依据是什么？

哈罗德·布鲁姆：方便起见。我写了26个作家，这本书就已经够长了，我不能列举300个作家，那太多了。因为是“西方正典”，很遗憾，这就没法囊括像《罗摩衍那》、佛教经典经和《道德经》那样的伟大作品。空间就那么一点。26个作家并非信手拈来，不过这也只是一个选择，甚至后边列的书单也很不充分，我选得很仓促，我没有借助任何书籍，只靠我的脑子。《西方正典》我得删减很多东西，也有很多我需要加进去的。在过去的出版行业，你还能修订，出不同的版本，今天不行了，钱的原因。只要你印成了书，他们就不让你订正和再版了，你就没法改。

南方周末：美国诗歌是你在耶鲁教的两门课中的一门，除了惠特曼和狄金森，有哪些最重要的美国诗人？近30年的哪些美国诗人你会推荐？

哈罗德·布鲁姆：伟大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艾米莉·迪金森、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史蒂文斯、T.S.艾略特，哎，我不喜欢他，但是没法否认他的伟大。哈特·克兰是我格外喜欢的。我这个年代的，或再早一点，伊丽莎白·毕晓普、约翰·阿什伯利、詹姆斯·梅利尔；还有一个极好的诗人，A.R.安蒙斯。还有，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我早应该想到的。玛丽安·摩尔、罗伯特·潘·沃伦、我还落下了非常重要的诗人，像埃德温·阿灵顿·罗伯逊。还有爱默生。梅尔维尔并不是个很棒的诗人，他的《白鲸》写得很好，还有另外几个小说，不过他有几首值得留下的诗歌。

南方周末：你说现在美国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你说的“政治正确”和特朗普支持者所反对的“政治正确”肯定不同，它是什么意思？

哈罗德·布鲁姆：天啊，别把我和他搅和在一块。人们常犯这种错误，因为你力撑某些美学和认知的标准，就认为你一定是右派，这实在可怕。据我所知，共和党就是个法西斯，民主党是个什么都有的杂布袋。在初选中我支持的是伯尼·桑德斯，我后来不情愿地把票投给了克林顿女士，因为我不喜欢她。尽管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可能有助我们理解和欣赏但丁、品达、埃斯库罗斯、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李白，但这又有什么意义？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长存。谁关心政治呢？我们关心的是那些能扩充人生的，能让我们更聪明的东西。

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崩塌，因为人们再也读不了书了，我们生活在屏幕时代：电视屏幕、电脑屏幕、电影银幕。人不再读书，也就不再思考。于是民主制度变成不可能，所以特朗普不知怎么当选了总统。事实是，到头来这些推崇政治正确的人，正是帮助造就特朗普的人。是他们引起了困惑、无知的，坦白说无药可救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可怕反应。我这么说他们会恨我，但我很高兴把这个话算在我头上。

南方周末：你怎么评价约翰·厄普代克？在中国他是很受推崇的美国小说家。

哈罗德·布鲁姆：约翰·厄普代克，他和我根本合不来，他很生我的气，因为我在某篇东西里说他是一个次要的小说家，追随着主要的风格。之后他在一个论文的前言里回骂我说，每次他读哈罗德·布鲁姆的时候，耳边就响起重金属摇滚乐。我每次都叫他“呕吐代克（upchuck）”，他真是糟糕。他会被完全遗忘掉的。那些书什么都不是，一个兔子，再一个兔子，谁关心呢？全都是烂书。提他干什么？

南方周末：那么菲利普·罗斯呢？

哈罗德·布鲁姆：我们以前是好朋友，我觉得现在依旧是亲近的相识。在世的美国小说家有四个人的作品能够流传，菲利普是其一。他写了两本很好的小说，《安息日的剧院》和《美国牧歌》。还有科马克·麦卡锡的唯一一本好书，《血色子午线》，唐·德里罗也就一本好书，《地下世界》；还有托马斯·品钦，不过只是他早期作品，《拍卖第49批》，《万有引力之虹》的某些部分，《梅森和迪克逊》的大部分。这些作品之后，没有什么美国小说能留下来，没有。但说这些让我很不讨好。

（Trevor Russell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译林出版社、Glen Hartley女士以及苏炜先生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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