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艺术青年爱巴黎？

“谁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一阵，就会一辈子都带着莫大的幸福回忆。任何地方都不像巴黎这样，处处使人感到青春活力。...



“ 谁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一阵，就会一辈子都带着莫大的幸福回忆。任何地方都不像巴黎这样，处处使人感到青春活力。这种感觉每个人都有，但谁也没有去探个究竟。”——茨威格

“要学艺术！要去巴黎！要当一辈子艺术家！”如果你读到安娜·高美的故事，理应对这句话印象深刻。这个捷克女人，在自己30岁之年、已为人妻之后，凭着一股孤勇决定去巴黎追逐理想。而巴黎也回馈她以梦幻般的际遇，让这位美院新生有机会得到萨尔瓦多·达利的点拨，照亮了一生的艺术之路。

巴黎的名字，去巴黎的念头，折腾过多少文艺青年？连电影《革命之路》里，凯特饰演的业余戏剧演员，也疯魔般地鼓吹莱奥纳多饰演的丈夫辞掉工作、卖掉房子，仿佛只要搬到巴黎，他们的压抑生活和婚姻危机就会脱胎换骨、生机勃勃。最后妻子的希望破灭了，因为丈夫不认为自己具备去巴黎的充分理由——“假如我真的很有天分，是作家或者艺术家”——不过，这句话同时表明，假如你是一个有天分的作家或艺术家苗子，那就应该去巴黎。

电影之外、现实之中，一两个世纪以来，也的确有许多前赴后继的外乡人在巴黎获得了艺术的滋养和难忘的人生经历，这个长长的名单拉开来，可以看到荷兰人梵高、西班牙人毕加索、俄国人夏加尔、意大利人莫迪利安尼、美国人海明威……离我们近一些的有中国画家赵无极。这份对巴黎的情怀在今天时髦的文艺小清新身上依然延续，豆瓣、知乎的红人张佳玮，也在29岁时为学艺术去了巴黎。

要去巴黎，而不是伦敦或者纽约——虽然纽约从二战后就取代了巴黎的艺术之都地位，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都过完了，文艺怪老头伍迪·艾伦仍旧用《午夜巴黎》诉说对没落的左岸的衷情，顺便还要开涮下自己那些势利、粗野、实用主义的美国同胞。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巴黎？

香水之都曾经臭名远扬，因为艺术魅力才成为天堂。

巴黎并非一开始就是艺术天堂的模样，关于中世纪欧洲的冷知识会告诉你，香水之都的来源一点儿都不香艳，法国香水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巴黎实在臭名远扬——那是真的臭。1270年，巴黎宣布禁止任何人在阳台上倒“夜香”，然而在这个法令颁布后，巴黎的窄街暗巷，依旧“雨雪缤纷”。18世纪，整个城市的下水道直通塞纳河，而塞纳河为居民提供饮用水，直到大革命前夕，“在主要街区，腐臭的垃圾使鲜花凋谢，使美人脸色黯淡无光”（皮埃尔·肖韦）。

“巴黎大改造”始于19世纪中期，拿破仑三世志在打造一个现代性的世界首都，在塞纳区长官奥斯曼的规划下，供水和排水系统重新修葺，道路大为拓宽，高楼拔地而起。到了世纪之交的1900年，当那届彪炳史册的万国博览会在巴黎开幕时，全市有70家日报和35万盏路灯，第一本《米其林指南》已经问世，第一条地铁投入运营……

期间，因为法国在善待移民方面的良好声誉（早在1791年，法国就允许犹太人享受和法国人平等的公民权利），越来越多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包括一些逃避独裁统治的艺术家纷纷涌入。尤其是犹太人，在他们的祖国，法律禁止画像，教义则要求“不得创作塑像和上至天空，下到地面、地下以及水中的任何东西”，打破创作限制的唯一方式是出走。

“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来到法国时，只知道一个法语单词——巴黎。他们选择这个城市，只是因为早来巴黎的人们向他们传递的信息：在巴黎，人们可以自由地生活和创作；可以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表达想表达的思想。”法国作家达恩·弗兰克在《巴黎的放荡》中写道。

塞纳河划分了一道奇异风景线，右岸富庶正统，左岸自由放浪，巴黎的多姿、多彩、多元，吸引着全世界文人和艺术家。

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如同五湖四海的高手奔赴武林大会，1900年的远道而来者中，有一位正是年未弱冠却已有一身本事的毕加索。

“那些日子里，艺术的太阳只照耀巴黎的天空。”

毕加索的画作代表西班牙参加万国博览会，这个19岁的年轻人穿越比利牛斯山，在巴黎和一群才华横溢的人惺惺相惜，本想去英国追随拉斐尔前派的他决定留法。

南方人毕加索的北漂生活跌宕起伏，但这里要说的不是他走马灯似的情人，而是光环背后那些为他从才子走向大师作了铺垫的奉献者——一个叫马克斯·雅各布的诗人。艺术评论家、家庭教师、售货员、木工、清洁工等，因为靠笔无法谋生，他什么活都干过。就是这个同样贫困潦倒的人，支撑着蓝色时期的毕加索。为了养活这艺术家，马克斯甚至去当搬运工卖苦力以致累倒。他还常假扮收藏家去画廊询问“有毕加索的画吗”，然后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你们连他都不知道？他可是个天才！不展出如此有影响的艺术家作品是多么失策啊！”终其一生，马克斯不计回报、任劳任怨，像父亲一样地照顾着仅比他小5岁的毕加索和其他左岸艺术家。在另一位诗人弗朗西斯·卡尔科的记忆里，如果没有马克斯，“蒙马特尔高地会失去其灵魂中最闪光的部分”。至于毕加索，他虽然是左岸的精神领袖，但“他的一生是索取的一生，从不奉献”（达恩·弗兰克）。

一个叫熊皮的协会。它的创立宗旨是接济现代艺术流派的贫穷画家，认为他们为了追求新事物而冒险是一种无上光荣的勇气之举。自1904年始的10年间，协会收购了150幅包括马蒂斯和毕加索在内的各种古典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的作品。

一个叫贝尔特·韦伊的矮个子画商。她被左岸艺术家们认为非常了不起。她先是全力支持毕加索，在他脱贫致富后，又全力支持贫困中的莫迪利安尼。因为办了莫迪利安尼的画展，贝尔特遭到警局传唤，因为这位意大利艺术家的作品多是对当时正统人士来说十分不雅的裸体（2015年，中国土豪刘益谦花10.84亿元人民币拍下的正是莫迪利安尼的《侧卧的裸女》）。

更多的籍籍无名的支持者。一战期间，当整个城市都饥寒交迫，巴黎的一些个人和组织为艺术家募集生活费用，蒙巴纳斯街区为他们准备了一些食堂，由市政府给予补贴。艺术家们频频推门而入，用各种语言交谈、吟咏、歌唱，当警报响起时，欢声笑语愈加响亮。“在那些日子里，艺术的太阳只照耀巴黎的天空。”夏加尔说。

卢浮宫雕塑的胯下尺寸，解决了菲茨杰拉德的难言之隐。

“这是奇迹的时代，这是艺术的时代，这是纸醉金迷的时代，也是充满嘲讽的时代。”1931年，菲茨杰拉德回顾1920年代，写下这句总结。

美国的1920年代，从一战后迅速积聚了物质与野心，人们疯狂追逐“美国梦”，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亨利·米勒抱怨：“我感到格格不入，在纽约，我的出生地。”当美国迷醉于现代、英国沉溺于过去，在法国，巴黎的1920年代兼收并蓄，既传统又先锋，既自我又好客，逍遥、舒适，为文艺青年提供了国际化的创作舞台和精彩纷呈的生活经历。

于是，艾略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美国文学史上的“迷惘的一代”，在1920年代的巴黎相遇了。在巴黎的天空下，这些文学骄子吸纳了艺术灵感。

年轻而贫穷的海明威在巴黎摸索出一条对抗饥饿的散步路线：先到卢森堡公园，从侧门去观象台，最后沿着塞纳河走到奥德翁路12号，那家莎士比亚书店的女主人十分慷慨。“我第一次走进去时很胆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她告诉我可以等我有了钱再付，说我想借多少本就借多少。她没有理由信任我，她不认识我，而我给她的地址又是在一个不能再穷的地区，但她是那么高兴，那么动人，并且表示欢迎。”

在巴黎，海明威还结识了菲茨杰拉德，他们相见恨晚、无话不谈，后者甚至分享了关于“尺寸”的难言之隐。在两人吃着樱桃小馅饼喝着葡萄酒的一个午后，菲茨杰拉德说起：“你知道，除了跟珊尔达以外，我没跟任何女人睡过。”他告诉海明威，妻子批评自己的尺寸问题。

“我必须知道真实情况。”海明威说。他把菲茨杰拉德带到洗手间，然后告诉那个苦恼的男人“你完全正常”。随后，他们动身去卢浮宫观摩人体雕像，海明威说这样可以有个对比。可菲茨杰拉德仍不自信。海明威解释：“这不是一个静止状态的尺寸问题，是能变成多大的问题，也是角度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这段妙趣横生的友谊在两人先后回到美国后，逐渐疏远、交恶。“迷惘一代”的巴黎聚会风流云散，念想却从此至死不渝，生命的最后一年海明威完成了《流动的盛宴》，他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无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个流动的盛宴。”

“我们总会回到那里，不管我们是什么人，她怎么变，也不管你到达那儿有多困难或者多容易。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不管你带给了她什么，你总会得到回报。”

昨日世界已逝去，艺术的巴黎却永远焕发青春。

昨日的世界已逝去，二战后美国终成超级霸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艺术中心移至纽约。但这不意味着巴黎的艺术光彩就此黯淡——它的风雅、浪漫、热忱、自在，还没有更好的城市可以完全取代。

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张佳玮曾有表述：“法国人定艺术相关法律，出了名地喜欢保护艺术家，他们自己也引以为傲，觉得在法国，原作者权益比天还高——相比起来，美国法律就略功利，对传播者优待过头；德国和瑞士的法律则比较中庸，没啥特色。”

“他们真正懂得尊重艺术和文字，如果你是一位作家，你拥有特权；你是一位画家，你拥有特权。”上世纪美国艺术家感受的这种“特权”，在今天的巴黎乃至法国仍可体会——即使是外来者，在法国被问到职业，如果回答是艺术家，法国人会毫不敷衍地说：真好！遇到行李超重的情况，亮出自己的艺术家身份，总会得到一定照顾。

对于全世界文艺老中青来说，巴黎仍是艺术圣地。这种魅力，在冯骥才眼中，源于巴黎的只修不改，使得艺术的存留相对完整。随便走进巴黎的小巷，都好像站在了巴尔扎克的小说的某一页里。而法国人骨子里深谙浪漫的艺术，当一对情人在街心热吻，来往车辆都不按喇叭，而是默契地绕过他们前行。冯骥才对比说：“法国人幻想着一个长长的吻能够到达永远。而美国人的吻不超过一分钟就开始脱衣服了。”

这种魅力，在自称“半个艺术从业者”的知乎用户张艾菲眼中，是遍及老幼妇孺的国民艺术氛围：譬如在蓬皮杜，工作人员从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到满脸沧桑的叔叔阿姨辈，都是艺术志愿者；康定斯基的画作前有父母推着婴儿车、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声情并茂地讨论艺术话题。

所以，在纽约称雄那么多年后，76岁的伍迪·艾伦献上一部《午夜巴黎》，诉说心中柔情蜜意，仿佛念到这个名字，枯槁的躯干都开出花朵。

有谁不恋慕巴黎呢？然而，老文青伍迪·艾伦提供的更重要启示是——可以向往心中艺术之都，但不必一味厌烦当下。学无止境，试想，即使如片中的美国小编剧穿越到1920年代的巴黎，邂逅菲茨杰拉德夫妇、海明威、毕加索、达利这些人类的闪耀群星，你对艺术的努力、你的知识储备，足以辨认他们每一位并与之进行对等交流吗？

本文转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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