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蒋介石：日记里“胡说”与“狐仙”

不管参政还是议政，胡适更希望通过自己学界影响力，扮演政府“诤友”的角色。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他则期待这位学界领袖成为自己的“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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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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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胡适）

转眼间，“我的朋友”胡适之（1891—1962）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胡适一生最为风光也最引人议论之处，或许在于身为学人而格外热衷政治。虽然他不止一次声称，自己对政治的关切乃是“没有兴趣的兴趣”，也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

不过，少年时代即享大名的胡适，“出山”的愿望和乐趣实在太大。从留美期间苦练演讲、撰写时评，到中年之后出任大使、折冲樽俎，胡适在学、政两界之间长袖善舞，实为难得。

曾经为胡适写作《口述自传》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胡适好比玻璃缸里的金鱼，每一次摇头摆尾，都被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然而，看得清楚却不等于看得明白。毕竟“出山不比在山清”，胡适在政治上虽然进退裕如、引人注目，但背后甘苦则多不为外人知。

其中，以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最有意味。从1927年蒋宋婚礼上与蒋介石首次见面，到1962年胡适在中研院会议上去世，两人相交达三十五年。

（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纱照）

根据新闻照片和公开文献，胡蒋相见，谈笑风生，似乎毫无芥蒂。然而，对照《胡适日记》与最近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彼此的感受却相当歧异。

1932年，两人在武汉第一次见面。胡适日记详细记录谈话内容，看得出，他信心满满地准备了满腹诤言，“预备与他（蒋介石）谈一点根本问题”。没想到，当天蒋介石约见的并非胡适一人。自始至终，两人都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这让胡适“有点生气”，抱怨“不知他为何要我来”，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而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对这次会谈着墨不多。除了“其人似易交也”的记录外，完全没有感受到胡适“有点生气”。这类截然不同的反应，在两人日记中记载甚多。

而两人最直接的一次“交火”，在1958年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之上。当时，蒋介石盛赞胡适的“能力”与“品德”，并号召中研院“复兴民族文化”，“配合当局”实现政治使命。然而，胡适却起身公开反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的直言赢得学界尊重，而蒋介石居然也能够当面容忍，一时传为美谈。不过，蒋介石回去后，在当天的日记里指责胡适“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大狂人”。这件事使蒋介石“终日抑郁”，到第二天仍不能“彻底消除”，服用安眠药之后方才入睡。

（1958年，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时留影（第一排左至右：张群，胡适，蒋介石，朱家骅））

显然，不管参政还是议政，胡适更希望通过自己学界影响力，扮演政府“诤友”的角色。因此，他重视的是书生意气的直言与政治人物的雅量。他反复引用范仲淹名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表此意。不过，在蒋介石眼里，他则期待这位学界领袖成为自己的“诤臣”，所以更看重胡适的忠诚与认同。因此，二人虽有共识，但彼此定位不同，期待也不一样，结局自然可想而知。

1953年，胡适曾向蒋介石“说了一些忠言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似乎印象不错。但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却责怪胡适“高调”。从两人的交往史来看，蒋氏欣赏胡适“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但也批评胡适“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脱除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1952年，由美国抵达台湾的胡适发表公开演说）

有意思的是，虽然在蒋氏看来，胡适所言是“真正‘胡说’，本不足道”，不过，他也相信，“胡说”对政府“亦有其裨益，故仍予以容忍，其人格等于野兽（之狂吠）”。所以，在多次或明或暗的冲突中，蒋氏一方面公开礼遇、赞美胡适，一方面也在日记当中，指责胡适是“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甚至直斥胡适“为一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之曰‘狐仙’”。

终其一生，胡蒋二人只能是若即若离、藕断丝连。1962年，胡适猝逝。蒋介石亲笔题写“智德兼隆”四个大字，镌刻于胡适墓冢之上，可谓备极哀荣。

对于胡适一生定论，最耐人寻味的，也莫过于蒋氏那副白话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根据蒋介石日记，他在散步“途中得挽适之联语，自认公平无私”。又说，“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不偏不倚，可谓深得中庸之道，不知胡适能否接受这份迟到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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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读史早知今日事》

段炼著

九州出版社7月出版

内容简介

从胡适、陈寅恪、钱钟书谈到马克斯·韦伯、托马斯·曼和《圣经》翻译，中国与世界的碰撞交融，让历史转捩点上的旧影新知，成为贯穿这本读书随笔饶有兴味的主题。游走于故国与异邦，作者重寻东西方经典的曲折脉络与知识分子的彷徨心路。思考慧心独具、引人入胜，文字典雅流畅、妙趣天成。一卷在手，足以让读者穿越时空，领略人文天地的博雅气象。

作者简介

段炼，湖南省长沙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联合培养博士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与知识分子。现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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