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协理事风采——汪灿根

 

汪灿根的“意义”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书家，历经文化的断层、复苏、书法热潮的兴起，以及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从他们身上既可以见出一个时代的特征，又可从中一窥中国书法发展的现代进程。汪灿根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出生于五十年代末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书法家。我不太愿意写有关当代书家的文章，但对于灿根先生的“执意所托”却乐于应允，这是主要原因。



我们考察一位成熟的书家，总离不开对其个人气质和地域环境与时代背景的观照与探讨。二十世纪上半叶起，铅笔、钢笔等“硬笔”代替了几千年以来一直以“奇怪生焉”的毛笔作为学童识字的书写工具。毛笔作为日常书写工具的使“命”被“革”了。这样的历史变革对于书法所产生的影响是具大的。一方面，书法从此逐渐与“实用”剥离，为日后进入“艺术”的行列、高等教育的“学科”身份的认定设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书法丧失了广泛的认同与审美的社会基础，能写好毛笔字不再是“读书人”的必备技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书法的境遇即如姜澄清先生所称的“空前地萧条了”。

出生于“萧条期”的五十年代的当代书家，当初对于书法学习的兴趣或源自于家风的熏陶，或偶然受学校某老师的鼓励启发，书法的“种子”总能找到发芽的合适土壤。我未曾详询灿根先生最初学书的兴趣发轫，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当然，他也是“初以唐楷入手，循规蹈矩”的。唐楷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学子们，在识字的同时接受笔墨训练的入门首选。灿根先生自述学书“无名师指点”。没受“名师”指点的“自学者”不受老师的羁绊，可以随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磕碰滚爬”或许会走一些“弯路”，但只要“任性”不懈又非“朝三暮四”，对其日后的成熟未尝不是“财富”，“野战军”的战斗力往往不可小觑。我想，灿根先生现在所取得的书法成就，与当年的这段经历是有相当关系的。



同时，一位书家的成长，与其所处的人文环境关系甚巨。灿根先生从唐楷转向隶书，“浸淫数载而不厌”，不能说不受当时山阴碑派书风影响，历史地看，这自然也是自清末民初以来“碑学”余绪的沾染所及。一九九四年秋，我因书法之缘来绍兴工作，就已见识灿根先生颇具个人风貌的隶书，脱胎于汉碑，又隐含简书的姿态与趣味。线条纯净爽利，充满骨感，在顿挫之间弥漫着挺拔昂扬的精神气息。近来的隶书作品已与早年的大异其趣，纵长的体势，温润的线条，漫不经心的波势，偶尔闪现清人的影子，又不时诙谐地画出几个“线圈”来，似乎更多的在向观者传递着闲适的情调与平和的心绪。

灿根先生虽志在隶书，成名的却是其行书，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乃是“展览”。五届中青展中其主攻的隶书作品落选，而“无意”创作的行书却入了展，这说明其行书比其隶书更有“展览价值”，自己不察而“展览”提示了他，这是展览的“可取”之处；作者以此为契机逐渐“塑造”了自己的行书风格，这是作者的“可贵”之处。三十余年来当代的书法热，是伴随展览而起的。展览之利弊得失任人评说，然其对促进当代书法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毋容置疑的，不失为当代书法发展中的重要媒介与动力。当代书家无不与展览休戚相关，有为者善于利用展览检视自身，提升书艺。灿根先生的书法成长之路是当代书家的个案，但，具有典型意义。



书家一种风格的形成，既是艺术成熟的标志，同时也为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自设了障碍。故步自封自然非有志者所为，另起炉灶显然也非明智之举。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艺术的触角，不断吸收更多的新鲜养料，以便蜕变自化，乃是当代艺术家的应有之义。灿根先生行书，长锋羊毫，侧锋取势，字字独立，间杂隶意。以此扬名仍不忘隶书的研习，近来又涉小楷一途，出入魏碑墓志，甚为可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其行书定会“化”出更多趣味来。

我与灿根先生相识多年，同住绍兴城二十载，虽很少隔三差五“聚聚”，但时常会在书法活动中见面，相谈甚欢，感觉舒服，颇有“淡水之交”的味道。这么多年过去，年龄上长我一轮有余的他，眉宇间依然英年“气质”，谈吐间依然思维敏捷，洪亮的声音中依然有感性的“冲动”，岁月似乎雕琢不了他的脸庞。岂是仅仅不嗜烟酒所致？



我想，是书法滋养了他。不喜赶“热闹场”的灿根先生，近年来更少在圈场中露脸，他悠游在自己的书斋与艺术世界里，丰盈人生，提升着人生的精神境界。书法即人生，人生如书法。杨雄谓“书为心画”，诚非虚言。诚朴厚实，不尚矫饰，其隶书可见一斑；率意而为，直抒胸襟，则其行草彰显其能。长期在“山阴道上”担任书法文化干部的他，定是很自然地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了。否则，何以在闲适的笔下见出探索的况味？

书法在当代的意义不仅仅是艺术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几近“耳顺”的灿根先生，能“不激不厉”乎？能“上下求索”乎？我更期待他的“新作”！

——2016年2月于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