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大人物王庭凑

【河洛寻古记】素心揖处是韩园

对于文人来说，韩愈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大人物。多年前登华山，攀至韩愈投书处，不禁讪笑，觉得大人物...

对于文人来说，韩愈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大人物。多年前登华山，攀至韩愈投书处，不禁讪笑，觉得大人物也有胆小时。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市西）人，唐文学家、哲学家。早孤，由嫂抚养，刻苦自学，登贞元进士。因唐代昌黎（治今辽宁义县）的韩氏为一时著姓，故韩愈以昌黎为郡望而自称之（大人物也不能免俗，有自壮门第、高攀之嫌），后世亦因之称其韩昌黎。55岁卒，归葬故里。

自洛阳市吉利区出，东行约十里，有韩愈墓地所在的“韩园”。韩园始建于唐敬宗宝历元年，距今已有1180的历史。景区的主要建筑有牌楼、神道、唐宋八大家及韩湘子汉白玉雕像、祭祀台、石价、山门、景亭、飨堂、陵墓、碑刻等，其势宏伟壮观、气势磅礴。园内古柏郁郁葱葱，特别是两株唐柏乃1180年前遵从韩愈的遗愿从长安移植过来的。千余年来，两株柏树一直守候在墓前，为墓园增添了无限肃穆气氛，令人肃然。

韩愈一生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后人对其有“文起八代之衰”之誉。其诗力求新奇，并以“以文为诗”的特色对宋诗产生重大影响。有《昌黎先生集》行世。品赏韩愈散文，确为一种享受，逐层推论的《获解》、一气承接的《祭田横墓文》和《祭柳子厚文》、跌宕取神的《送王含秀才序》、起讫不平的《送董邵南序》、前后叫应的《与陈给事书》、狭题宽做的《蓝田县丞厅壁记》、波澜纵横的《送孟东野序》、小中见大的《驱鳄鱼文》、写照传神的《张中丞传后叙》、文势如潮的《师说》等等，其众多上乘佳什，如繁英春苏，争奔目下，使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读来更使人如饮名醴，心醉神快！

韩愈早孤且贫，未仕之前以至赖人周济度日，“始予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北平王马燧）问而怜之……赐食与衣”（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即其窘境写实。因此，在入仕后，韩愈着意奖掖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唐国史补》），唐人《因话录》亦称“韩（愈）、柳（宗元）、皇甫（湜）、李（翱）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反映了韩愈推己待人的可敬品质。

以文名于当时和后世的韩愈，其实还有着正气和刚强的一面，而正是这一点，又使其人格显得更加完善、丰满。

唐宪宗李纯后期崇佛，819年从凤翔法门寺迎佛指骨至长安并留禁中三日，王公士民一时为之狂。时为刑部侍郎的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后佛法传入，“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法言，知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令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表上，宪宗大怒，将加韩愈以极刑。得裴度等劝谏，改贬为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市）刺史。传说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史有其人，名湘，为韩愈侄孙，曾官大理丞，此时相送至蓝关（今陕西蓝田县），韩愈乃以《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相赠（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潮州地多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是以穷。韩愈至而闻之，即为“辞气严正，风霜集其腕下”之《驱鳄鱼文》。是夕，有暴风震雷起湫水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从此潮州无鳄鱼患。获罪于大唐天子的谪迁者，却为大唐生民成就了一桩除害兴利的善举。

藩镇割据、挟制朝廷是唐代三大弊病之一，而藩镇属将亦常驱杀上官，兵骄将悍，一时难制。821年，成德（治今河北正定县）节度使田弘正为部将王庭凑所杀，朝廷举兵讨之无功并损兵折将。次年，无能的唐穆宗李恒不得已，竟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同时遣时为兵部侍郎的韩愈为宣慰使前往宣抚王庭凑。王庭凑虽受旌节，仍不解对一成德宿将之围。因此，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唐穆宗更诏韩愈“至境更观事势，勿遽入”。然韩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遂往，颇有“扶直纲常在此行”的气概与从容。及至，“庭凑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馆，甲士罗于庭。”韩愈虽为文臣，却志色不屈，更以君臣大体“厉声”责王庭凑，使其“恐众心动，麾之使出”，且收敛气焰，表面应允撤围，复“因与愈宴，礼而归之”。一代文宗置身兵革间，临危不惧，不辱使命，其胆识、风采，千载以还，犹令来者感佩不已！

823年，韩愈以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唐代京兆尹，为都城实际最高行政长官，权高威重。向时，京畿内禁军骄纵不法，及闻韩愈莅任，“六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按《周礼》称天子有“六军”，后以泛指皇帝亲军；唐时仅有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合共四军）──值生命即将谢幕之际，这位“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的昌黎先生，这位以事国为已任的士大夫，人生的黄钟之声竟以这种形式最后一次轰然奏响。在韩愈辞世的同年，唐穆宗李恒也“山陵崩”，可以想见，其后事之隆重一定百倍高于前者。但是，韩愈至今为妇孺尽知，而皇帝李恒又会被几人知晓和念及？

得了地利之便，余与同道常来昌黎先生墓前，做短暂却悠远的遐想，让心灵得有所揖，让匆匆奔走的凡尘之心在此得以小憩，这对于韩愈的尊崇者而言，真的是一种可心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