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 唐杰:财政需要出大招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将赤字率定在3%,这其中的背景是什么?争论的焦点在哪里?空前规模的财政赤字意味着空前规模的减税降费吗?北大国发院研究员唐杰认为:扩大赤字有深意,但反对声音不可忘!...





作者:唐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两会最大的看点之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 “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现在到了出结果的时候。财政赤字率是财政赤字与GDP的比值,在GDP不变及增长的情况提高财政赤字率就意味着财政赤字规模的增加。如果今年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按照今年GDP计算,财政赤字规模会超过2万亿元;如果提高到4%,规模将会接近3万亿元;财政赤字率越高,财政赤字规模越大,以此类推。即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财政赤字也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资金,牵涉亿万人民的利益。

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将赤字率定在3%,但这只是预算数字,实际数字在执行过程还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去年两会宣布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按照所预计的GDP计算,财政赤字率约为2.3%。最终结果是,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15万亿元(152217亿元),但同口径增长仅为5.8%,明显低于到去年预算报告的预期增速(7.3%)。与收入不景气相比,为发挥财政托底经济的作用,财政支出则加足了“油门”。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17万亿元(175768亿元),同口径增长13.17%。这一增速高出去年预算报告预期增速(10.6%)约2.6个百分点。收支相抵后,财政赤字首次突破2万亿元,达到23551亿元,比年初预算数字(1.62万亿元)高7351亿元。按照实际的财政赤字计算,去年财政赤字率为3.5%,远高于预算中的赤字率2.3%。今年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

下面介绍扩大财政赤字的背景、争论焦点,并就财政赤字用途(减税降费)的优先顺序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 扩大赤字有深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时已经说明了这么做的原因,也就是“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空前规模的财政赤字很可能意味着空前规模的减税降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提到减税降费。在“宏观政策要稳”部分,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在“化解产能过剩”部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在“降低企业成本”部分,提出“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以及“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以往会议对于减税降费所提甚少。和以往会议相比,本次会议在减税降费方面有三点突破。首先,本次会议在提到减税的时候没有提结构性减税,这意味着减税规模更大。其次,本次会议特别提出“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这对制造业非常有利。最后,除了减税,本次会议还强调降费。一方面,要求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另一方面则是降低社会保险费。

最近,随着供给侧改革说法的流行,减税得到了更多关注。很多人认为,减税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美国里根总统时流行的供给经济学正是将减税作为最重要的主张。但在笔者看来,减税既影响供给面,也影响需求面,不能只将减税看作供给面改革。

减税影响供给面的途径是提高了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减税之后,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上升,使得他们有动力增加投资、更多工作,从而经济总量增加。即便税率更低,但经济总量增加可能导致税收总量不渐反增,这就是拉弗曲线揭示的最优税率的奥秘。

减税影响需求面的途径是所减掉的税款流向企业和居民,他们可以用这笔资金增加投资和消费。在中国,即便不考虑最优税率效应,也应该减税,原因是政府收入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居高不下,这限制了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降低了居民消费潜力。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攀升到2014年的22%。如果把其它收入纳入进来,广义财政收入所占GDP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加惊人。

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我国主要采用的是相对增加财政支出。这能直接增加总需求,可以很好的抵御外来冲击,但是缺点在于政府可能缺乏足够的信息,容易出现财政支出效率的降低。这一点在财政支出包括很多长期投资项目时十分明显。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容易出现无效投资、过度投资等问题。相比之下,通过减税,资金返回到千千万万的居民与企业手中,由他们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投资和消费,能够保证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

去年的经济增长率创下近25年来的最低,今年稳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减税降费是当前形势下的最优选择,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亮点。在保持财政支出稳定的前提下,减税降费就要求扩大财政赤字。

二、突破3%警戒线

在出现财政赤字时,政府一般需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融资,而债务是有利息的。如果财政赤字过大,政府债务负担增加过快,以后还本付息就有压力。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财政破产。因此,对于财政赤字,一般是比较谨慎的,有“警戒线”一说,给判定财政赤字是否合理提供了数量化的依据。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提出的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的警戒线,得到了广泛的引用。该条约是1992年签订的,制定这一标准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建立欧洲统一的货币----即1999年推出的欧元。当时欧共体各国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若要实行统一的货币,基础较差的国家就需要在货币以及经济运行方面有所改善,因此马约提出了四个标准,即价格稳定、财政稳定、汇率稳定以及长期利率稳定。财政稳定标准包括60%的政府负债率及3%的财政赤字率。

我国并没有签署马约,该条约对于我国没有真正的约束力。但是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是符合该条约要求的,长期不超过3%。即便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也没有越过该警戒线。2009年,我国财政赤字率是2.8%,2010年是2.5%。可以说,虽然我国长时期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从力度上看并不是特别积极。

在最近的讨论中,财政赤字率突破3%的红线成为共识。2月16日,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今年财政赤字率将达3%。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潘国俊近期撰文称,保守估算,2016年可以把财政赤字率安排到3%左右。2月25日,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发表文章,主张在未来一段时期,可将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该文引发较为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实际上,去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已经超过所谓的警戒线。突破警戒线的理由是什么?下面逐一介绍。

第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是“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这意味着,高于警戒线的状态不会长期持续。财政赤字率高于警戒线的时间越短,对于政府债务负担的影响就越小,从而也就越容易承受。财政纪律一向严格的德国在2009-10期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也让财政赤字率超过了3%,其中2010年更是高达4.4%,但在随后年份就降到1%之下。这是一个很好的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案例。

第二,我国政府债务余额较少,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较少。2014年,我国中央政府债务率下降到15.1%,而德国、日本在40-50%,美国、英国、法国在80-100%,日本则超过200%。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中央政府的债务扩张空间还很大。

第三,我国政府债务结构较合理。一方面,我国政府债务绝大部分为内债,外债仅占1%左右,远低于美国的43%。外债占比低,意味着汇率冲击小,不会因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而丧失融资能力。另一方面,我国短期政府债务占比较低,只有10%左右,而美国超过30%。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债务的稳定性较高,不需要经常进行再融资,再融资失败的可能性小。

第四,我国政府债务利率较低。目前我10年期固定利率国债的发行利率已降到3%以下,低于很多国家。较低的国债发行利率有利于降低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减少财政支出,提高政府负债能力。

第五,我国经济增长和政府收入增长的速度较快。2000-2013年,我国名义GDP平均增长14.5%,比美国和日本高10个百分点以上,财政收入平均增长19.0%,也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随着政府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原来的债务负担就会相对变轻,债务的还本付息更加容易,从而可以承担更多债务。

第六,我国政府还有大量未计入财政收入的收入,进一步增强了债务承担能力。2014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2.48万亿元,为GDP的3.9%。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上升较快,2014年达到4.29万亿元,与GDP的比例为6.8%。这些收入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基本不具备的。

第七,马约并没有明确给出财政赤字率3%警戒线的依据,实际上也未得到严格的执行。比如法国从2009年开始财政赤字率就一直超过3%。美国、日本跟马约没有关系,但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具有相当参考意义。美国从2008年开始、日本从2009年开始财政赤字率就一直超过3%。

三、 反对声音不可忘

一些学者对于提高财政赤字率的态度比较谨慎。他们认为,不能将过多债务负担转移给子孙后代,除了提高财政赤字率还有其它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认为,研究表明,当政府债务超过GDP的70%-80%时,债务就会通过减少储蓄及公共投资、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减缓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中,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债务比例都在50%左右,并不算高。这些国家中不少过去吃过债务的苦头,知道控制债务的重要性。

林双林教授还强调,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一直很高。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这些年来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远超3%的警戒线。截至2013年6月底,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债务、养老个人账户的缺口以及其他债务在内,总政府债务可能达到GDP的58%,已经不低了。长期来看,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环境、教育、扶贫等都需要大量政府支出,因此我国未来财政负担沉重,不能现在就把资源用光。

林双林教授主张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具体而言,平均财政赤字率在今后五年应该保持在2.5%以内,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保持在60%以内,不进行财政上的大规模刺激,以防止出现政府债务过高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局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副院长韦森教授支持减税,但不赞成扩大财政赤字。他认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周期历史来看,只要一发生经济危机,政府刺激经济的第一选项就是减税。而我们一遇到经济增速下滑,就马上想到政府多花钱和政府所推动的投资。这种思路应当彻底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叫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了解决减税和不扩大财政赤字之间的矛盾,韦森教授建议减少政府行政经费开支。他认为,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财政赤字都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小越好,收支平衡最好。当前各级政府更应当考虑的是节支、节流。近几年政府财政国库账户中的积存资金都在4万亿元以上,再加上中央推出“八项规定”,导致许多地方政府的行政经费都花不完,出现了大量结余。如果中央政府考虑在明年财政支出中减少政府行政经费开支,就会在减税的同时有效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

如果是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政府扩大投资,导致未来政府财政赤字加大,这样造成的结果可能比现在更糟。目前我们的在建项目投资已经很大,不应该再加码。

目前看来,反对者属于少数派,但他们的观点仍然值得重视。至少,我们要牢记,在提高财政赤字率的“阶段”过去之后,应该迅速将财政赤字率降下来,而不能一直维持在高水平。

四、 减税降费优先序

扩大财政赤字是为了减税降费,但不同的减税降费效果不同。需要对不同的减税降费进行排序,以便根据财政赤字的规模,按照排序依次满足。如果财政赤字规模不够,只能先满足最优先的任务,排在后面的减税降费就要等一等;如果财政赤字规模足够大,就可以实施所有的减税降费任务。

目前来看,比较重要的三项减税降费任务是:营业税改增值税、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费率。笔者认为,三者的排序是越往后越优先,也就是降低社保费率最优先、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次之、营业税改增值税更次之。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表示,全面“营改增”的减税额度有望达到9000亿元。从减税的规模来看,“营改增”的力度并不算小。不过“营改增”已实施多年,很多行业已经完成“营改增”,享受了减税待遇。目前尚未实施的行业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如果今年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范围,上述行业将会受益。这意味着,新的“营改增”措施只能使部分行业获利,具有受益面狭窄的特点。其中房地产业、金融业一向是利润比较高的行业,实行“营改增”之后,这些行业的利润会进一步增加,对于实体经济没有太大刺激作用。因此,“营改增”的排序放在最后。

制造业是我国第一大行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为三分之一左右,是金融业的四倍以上,是房地产业的五倍以上;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接近全国的30%,是金融业的九倍以上,是房地产业的13倍。因此,对制造业实行减税,受益面要大得多。在排序上,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比“营改增”优先。

社保费则是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员工都要缴纳的,涉及面比制造业还要广。降低社保费率的受益面是最大的,在排序上也应该最优先。我国社会保险费费率较高,主要由企业承担,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大下降空间。其中养老保险单位需要缴纳职工工资的20%,个人需要缴纳8%,合计28%;医疗保险单位缴纳9%,个人缴纳2%,合计11%;失业保险单位缴纳2%,个人缴纳1%,合计3%。仅就三险来看,已经合计约为个人工资比例的42%了。根据人社部的统计,这个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173个有社保的国家中高居第13位。如果再加上中国特色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国社保缴费比例最高可达64%,冠绝全球,社保负担是北欧五国的3倍,G7国家(7个最发达国家)的2.8倍,其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的2倍,东亚邻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的4.6倍。

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但是近几年进展不大。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缴费率”,仍然没有涉及养老、医疗等主要的社会保险费类别。最近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秉承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提出全面降低社会保险费,而且很有针对性的提出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希望这些措施能早日落实。

本文已发表于《英大金融》2016年3月刊

作者简介

唐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是金融与宏观。国务院“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工作小组成员、协调人,国务院参事室宏观经济分析报告写作小组成员,《英大金融》杂志编委,在《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上海证券报》等媒体发表文章数十篇,在《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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