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蹈与低回：沉河诗歌的断代史

一直到2008年我从上海再次回武汉小住，才发现沉河的写作已经进入另外一种境界。简单化的说法，就是从追慕西方哲学、文化的高蹈和超越，返回到了中国本土传统的目击道成、明心见性，开始率性、随性的随手之作。...



 说明：

       和钱文亮兄相识已有三十年。三十年里未曾中断过诗歌与思想的交流。在他和我、黄斌、夏宏这个相交多年的朋友圈中，他是兄长，最为稳重和包容。我的散文和诗歌都是他最先评论和推举。

      此篇是文亮兄为我的诗集《碧玉》写的序。这里面有太多的褒赞，我只能当作他对我的激励。

                                                                                                       沉 河

时间大概是1989年的5、6月份，在我通过湖北大学的研究生面试之后，程光炜老师因为担心我将来到武汉后的生活，专程带我找了中文系写诗的青年教师余艳波。余艳波兄的诗作我在《飞天》“大学生诗苑”中已经拜读过，见面后又知道，他的学生中也有一群写诗的年轻人，似乎组织了一个叫“湖光文学社”的社团，在武汉地区颇为活跃。也就在那天见面后的晚上，艳波兄带着其中几位慕名而来的校园诗人陪程老师到湖大东面的沙湖散步。当晚的月光朦胧得有点过分，几个校园诗人的模样全不分明，至今我的记忆中只留下白衣黑裤的一群人，和年轻人特有的青涩；不过，其中的一个却有点不同，讲话很热烈，并无初识的拘谨、客气，令我印象颇深。这个人就是诗名叫“沉河”的何性松。

再一次在湖大校园见到沉河已经是在三个月之后。在这三个月中，整个国家经历了重大的变故，我也因为1985年大学毕业时冲动的后遗症和1989年6月时的冲动并发症，遭遇了黑色的炎夏季，为争取个人读研的权力而奔波得精疲力竭。

那应该是在当年9月的某一天，一个戴眼镜的本科生年纪的小伙子敲开了我在研究生楼的宿舍门。该生一见我就自报家门：“我叫何性松，是湖大中文系86级的。程老师说你很寂寞，让我来看看你。”然后，不等我答话，“何性松”已经把头伸向我简陋的书架，并且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然后，才回过头再次对我说话：“这两本书不错，借给我看看。”就这样，我开始了和沉河的交往。

刚一开始接触，虽然从学历和诗龄上说，我比沉河要长，但我很快发现，沉河的诗歌视野和诗歌意识却非同寻常。除了在生活上所一贯表现出的谦逊、和善之外，只要一谈到诗歌和哲学，沉河就在我面前一变而为自信、自恋，津津乐道于他正在读的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等，并且滔滔不绝地向我解释着诗歌中玄妙的哲学甚至数学涵义。

那是沉河在湖大读本科的最后一年，也是我读研的一年级。闲来无事，我有时就从校园北部的研究生楼向南散步去他所在的宿舍楼。两楼中间其实很近，只隔一个很大的学生食堂，步行过去，时间也花不到一刻钟。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每一次去找他，他们那间位于操场对面的一楼的宿舍里都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床铺在靠窗的下铺，虽然窗外就是喧闹吵嚷的运动场，沉河却如老僧入定，丝毫不为所动，一见面就开始谈他的读书，他的诗歌。也就是在他那间四个人居住的宿舍里，我不仅读到了他的诗歌，还读到了他的小说与随笔。但无论哪种文体，都带有维特根斯坦片段式的语体、顿悟式的思维和无所不在的思想张力，读来有异样的陌生与新鲜。

和我从鲁迅那里感染来的愤世嫉俗不一样，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事沉河虽然偶尔也发发牢骚，但更多的时候，他是漠然，是欣赏，是把大地上的琐屑点化为天空中的钻石。正是因为他的类似于“泛爱”的趣味，在湖大的两年中，沉河班上的几个才女在我们的朋友圈子里已经颇为著名。那还是沉河醉心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命名”的时期，于是，“陶”、“瓷”、“蜡”等就成为那几位女同学的形而上的别名，一度令我等朋友大生好奇。后来，当我见到她们之后，就有着如见故人的感觉。当然，这些女子并不一定知道自己的福气——因为，诗中的“陶”、“瓷”、“蜡”之类已经抽象了肉身，成为不同女性类型的象征。而这一点也正是沉河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他竟然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爱情故事，倒是在离武汉几百里外的黄石，有着他的伤悲，他的心碎，并且为此写下了《更小的蚂蚁》。

而纵观沉河一路走来的诗歌足迹，在湖大的最后两年实际是沉河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沉河的诗歌写作已经开始具备相当成熟的现代意识与全新的话语方式。作为一个诗人，沉河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知识人格”，具备了相当高的人文起点和精神根基。

这一时期也是湖大的鼎盛时期——聚集了张志扬、陈家琪等老师的德国哲学研究所，冯天瑜、周积明等老师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等等，在国内人文学界都有重大影响。非常幸运的，在同届的学文艺学的研究生同学李建华的引荐下，我和沉河先后拜访了当代中国的独立思想家张志扬老师，并从此受教于张老师，在文化视野、思维方式、精神境界和知识构造诸方面获得质的提升。我曾经将之概括为“吉人天相”般的命运之力。也正因为那种罕见的哲学魅力，沉河和我，还有“爱智”的新老朋友黄斌和夏宏，我们四人很快便成为张志扬老师在武汉的铁杆“粉丝”。

2009年,钱文亮(右)和我在张志扬老师七十大寿贺宴上

不记得是否在认识张老师之后，沉河经常和黄斌、我在一起谈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思想札记式的哲学写作和片段式的语体是如此的迷人，以至于沉河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写出了近五万字的“诗化哲学”札记。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是，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脑和复印机，沉河的这部闪烁不凡才华和深邃思想的手稿在朋友们传看之后，终于在我1990年暑假带到北京交给《诗刊》社的一个值班人员后，石沉大海，最大的可能是早已化为纸浆了。这件事，算是我最对不起沉河的憾事。今天，我唯一能够记得起来的，就是那时沉河曾经孩子般惊喜地从“七楼”的奥秘谈起，解释过“七”这个数字的神秘与玄妙：例如，佛经有“七宝”、“七苦”，中医有“七情”，旧时休妻理由是“七出”，《圣经》指人类有“七宗罪”，上帝用了七天创造世界……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沉河在他的“诗化哲学”札记中似乎有专门的领悟和讨论，可惜现在我已经是全然忘记。

阅读这一时期沉河的诗歌，如《山顶的小平房》、《石头世界》、《水的声音》、《献诗》、《无知的孩子》、《我们对岸》和《小小的石子》、《更小的蚂蚁》等，因为海德格尔“家园”式的主题贯穿其中，因为“声音”、“水”、“语言”、“女人”与“孩子”等都联系着永恒的存在之思，所以颇类似海子诗歌中“元素”的内蕴。只不过，与同时期同样热爱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海子相比，几乎写于同时期的沉河的诗歌少了“亚洲铜”般的质感和“太阳七部书”里的“负面想像力”（姜涛语），显得凌空蹈虚，柔弱而单薄，缺乏个性鲜明的美学冲击力。因而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脱离尘俗，孤寂无依”。

二
也许是现实生活的坚硬与琐碎“强行介入了”沉河的写作，离开象牙塔中的哲学梦之后，沉河原来有些“不及物”的诗歌开始渗进具体的疼痛和感伤，有了丰富的感性的美，诗中的意象也具有了更多的物态和物性，现场感大大增强。与此同时，沉河对一个诗人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1990年代的孤独命运开始有了远距离的观察和省思，这就是他1992至1999年间诗歌的主要内容，恰如《插花》一诗所言：“我想，由于我一事无成，落后于 /这个时代，上天特许我想入非非/ 毕生从事着一种营生，把花供奉”…… 又如《幻想高尚生活》所示：“当命运推着他朝服务众人的路上走时/他另觅了沉思及隐遁之行”。而包括《上篇与思想者论生死之间》、《下篇 与理想的女人恋爱》在内的《伤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为沉河受挫于现实之后对于生活、生命、世界、时代和命运的普遍性思考、总结及其抉择。
1992至1999年间沉河的诗歌写作在1996年的《河边公园》中得以集中表达。在这首“中型诗”中，诗人在世俗生活中的日常感受，精神的焦虑，因此触发的想象与反讽，多年一贯进行的对于时代图景与诗歌处境的沉思，以及诗人对自我形象的观察与分析，对终极意义的怀疑与寻找，都在一种混合着描摹复制、客观叙事、即兴评论和克制抒情等多种手法的表达中，在夹杂着互否、反讽、自嘲、设问、夸张的独白中，融“叙事性、抒情性、戏剧性”于一体，将“知识、经验、激情、想象与观察”综合为一体，从而在高度的诗歌技艺中将当今时代的精神状况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堪称1990年代现代汉诗的扛鼎之作，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同样应该受到重视的是《虚无的燃烧》，在这首诗中，存在的困境与现实生活给予诗人的侵扰使诗人的精神无处可逃，整个诗篇如神经质的恕语，表现了普遍存在于当代生活的空虚、苦闷与焦虑。
从这一阶段沉河的诗歌中读者不难发现，沉河更多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现代主义气质，但也不乏后现代的游戏精神。这一点表现在文体的选择上，这一阶段沉河使用得更多的是一种“后散文”文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沉河在文坛的知名度不是因为他的诗歌，而是他写于这一阶段融合着哲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学、人类学和诗学的随笔，一种彻底颠覆了传统散文模式的“后散文”。这一批包括《装订》、《制琴》、《刺绣》和《泡菜》等在内的书写手工劳动的奇怪文字，甫一问世，便“惊艳”于文坛，先是被北大博士姜涛、胡续冬、冷霜等推荐到北大《研究生学刊》上，接着又被国内最权威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陈咏春先生选发在《人民文学》上，最后被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大光先生编入“后散文”丛书里，先锋诗歌的种子在散文园地开出了奇异的花朵，进而又对其它文学样式产生影响，沉河的文化创造力由此可见一斑。要知道，1990年代的“跨文体写作”，沉河实际上是始作俑者之一。记得当年名动文坛的《大家》杂志的主编李锐、编辑雷平阳到武汉时，沉河、黄斌曾经和他们彻夜长谈，至于《大家》杂志在1990年代搞出个“凸凹”文体，实质是也是一种"跨文体写作"。而我2000年策划“怀旧丛书”时，其中让沉河主编其中《老手工，老器物》一卷，倒的确来自沉河的“后散文”《几种手工》的启发。

关于这一阶段沉河的“后散文”写作，我和夏宏曾经以《后散文：　对于表达的迷恋与怀疑》为题作过简单的评论，现在不妨摘要一二：

在1990年以后一段困顿的日子里，表达的渴望盖过了写诗的激情，一篇篇诗不像诗、散文不像散文、哲学论文不像哲学的文字陆陆续续地在朋友们中间流传。在这些文字中，朋友们首先读到的是一个贫乏时代的青年诗人的思想肖像：“风景原本有它自己的秘密，这跟艺术何其相似：它怎能为公众存在？（《春访梅园》）”“面对着一只严厉的我看不见的眼睛，看不见的想象就像水一样遮掩我。我仍自由，自在。（《游泳》）”“于是历史的英雄由于被众人所抛弃而得以诞生。（《潜水者》）”“这个时代，激起了所有人的欲望，却只让很少的人满足。（《灵魂与肉体的共谋》）”“我已经养成了一种良好的品性，以佛的眼光关注她们。我之所谓倾倒是善良的人性的自然反应。正如我不拒绝一个美女进入我的视野，便像这日一般寻求……于是，我的搜寻陷入了困境：有多少美丽的裳衣穿在了多少平庸的女人身上，更有多少让人怦然心跳的背影转过来一张张恶俗的脸。美女啊，寥若晨星。在我过分挑剔、满怀期待的目光中，白昼正悄然来临。（《寻访美女》）”“一只鸟陷入到无休止的歌唱之中。命运赋予它歌唱的嗓子，以及一颗为歌唱而忘怀一切的心灵……这位一生都没有去筑现实的巢的歌唱家……它死于自己的懒惰中，实际上，死于它的理想中。（《寒号鸟》）”“诗歌是他们一生中所能穿到的最美的衣裳。（《死亡，生存的高度》）”正如沉河自己所意识到的，起初的这些文字“有一种可耻的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可疑的人道主义姿态。而那些煽情的被无数人争着抢着模仿、放大的姿态并不是沉河个人所钟情的。实际上，只有对人性表达的迷恋才真正推动了他的写作；更进一步地说，思考无中生有的东西，对这无中生有的东西的表达，才既是沉河“后散文”写作的支撑点，又是其所有写作魅力的来源。

即使从阅读效果上来看，在沉河流传最广的《几种手工》中，沉河谈“手工”的方式也是与众不同的，在他那里，题材成为象征性的东西，任何经过“手”的触摸的东西在他眼中都蕴含着艺术存在的方式，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手在干什么，怎么干。人一通过手的触摸性，让劳动过程中出现的东西成为一种艺术性的存在，一种脱离实用的功利而成为展示性的、精神性的。“并不是所有的手都适宜做泡菜的……这一点让我乐于认为泡菜自有它的神性……最初，泡菜的魅力在于等待——对时间的关注。”“刺绣是种象征，象征是其不是。当我想象的目光投向刺绣，我看到的是中国女子古典的模样、透明的手、等待的青春。这是漫长的手工，一针一线都是从一个黎明到另一个黎明……刺绣的女子她绣的是自己。她刺的是恨，绣的是爱。刺绣中，情感日渐丰富起来。”刺绣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展示爱情的艺术化过程，爱情是可以艺术化的。泡菜不是用来食用的，而是展示泡菜艺术化的形成过程，或形成过程的艺术化。而“装订”作为手工的一种，“装订的意义在于被装订的意义”，对过程中表现出的象征意味反复表达，多层次表达，这才是沉河的兴趣所在、魅力所在和贡献所在。

不过，与许多进入“表达的无限可能性之喜悦”的诗人不同的是，沉河在尽情享受表达的可能性的同时，对表达的普遍性又保持着足够的怀疑，从而在避开独断论的陷阱的同时，使自己的思考与表达始终保持着敞开的状态，这是他的高明处。

沉河的文字整体风格基本统一，在唯美、柔弱、对细小事物的敏感上有一致性，但在观念与理解力上经常处于摇摆和不稳定之中。

沉河的表达是为喜爱沉河的表达者而写的。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而言，理解与相通是有限定性的。这也是这套“后散文”的限定性。按照我们对于沉河的理解，对于“后散文”的阅读，需要读者思考的是：耳目中充斥了太多现实的芜杂性和客观性已经妨碍了我们对精神的观望与表达，更多的人只需要经验性的文字，特别是对于随笔、散文的期待，一旦超出经验现实而进行个人性的语言表达时，你还能与之相守吗？

现在看来，1992至1999年这一段时间是沉河诗歌写作的转型期，泥沙俱下的时代洪流在凶猛地冲垮沉河的象牙塔的同时，也使他的双脚接触到了大地的存在、公众的经验，使他一度飘忽、虚玄的思考有了物质的肉身，进而接通了时代的呼吸和体温。也许是楚人所特有的热烈最终将沉河带离了绝对的虚无与孤独，并且潜在地培育出他身上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与生活趣味，使他能够将即使最实用的日常活动艺术化，使每一个看似平淡的日子充满情趣与灵性，焕发出生命内蕴的美丽与喜悦，令人享受，更令人珍视、珍惜。沉河天生是诗人，他似乎从未被生活所改变，即使生活曾无比的压抑。我想，这就是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改变世界，改变生活。

三
大约是在2001年之后，沉河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也从一个单纯的中学教师变成了一个不得不考虑利润、提成的企业化的出版社编辑。而我则在人到中年之际考到北大读博，与武汉朋友们相聚的日子陡然少了许多。有数的见面机会，沉河谈得更多的已经是如何组到畅销书稿的问题，写作的话题，就像突然断线的风筝，一下子飞到不知哪里去了。这一段大概属于沉河写作的停滞期。一直到2008年我从上海再次回武汉小住，才发现沉河的写作已经进入另外一种境界。简单化的说法，就是从追慕西方哲学、文化的高蹈和超越，返回到了中国本土传统的目击道成、明心见性，开始率性、随性的随手之作，关于这种转变，在交谈时，沉河的理由是：“我写的诗甚至连我的父母、我的孩子都看不懂，觉得与他们毫不相干，那么我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写下去？”

对于沉河的转变，我不能反对，但也不能完全接受，我只知道，他近些年写的诗是好的，我喜欢的，似乎与他的回归日常、回归传统中国的宣示并不直接相关，似乎1980年代的底色没改。至于近些年沉河写作中表现出的新的诗学，老友黄斌在《沉河的诗学》、新朋柯小刚在《随手远近的你我：阅读沉河》中已经有精辟阐释，作为一篇太长的小序，我似乎应该结束我的絮叨。最后，我只想借用沉河一首诗《多少次我只是借道白云之上》说一句，多少次我因为借道于沉河的诗歌，看见了以往看不见的人与物。

2012年11月28日于沪上万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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