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天涯咫尺间——北大人通讯方式变迁

 

飞信这一时代的烙印即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移动上个月发布通知,宣布飞信业务将于2016年6月30日下线,这是一个通讯时代的正式终结。...



本报记者:

刘德斐 光华管理学院2014级本科生

黄竹莎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5级本科生

张雪睿 外国语学院2015级本科生

张冠群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2级直博生

黄 怡 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本科生

“铃铃铃!”楼长室的电话响起,这是宿舍楼里唯一的一部电话。接着,406宿舍门口的大喇叭响起楼长的声音,“406南燕,你的电话!”随着快速的“噔噔噔”的脚步声,南燕飞奔下楼到楼长室接起电话。“喂?”听筒里传来久违的来自远方家人温暖的问候。

在北大上学的日子里,朝鲜语系1994级本科生南燕每个月都能接到家人的电话。

从信箱中取出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情意,从听筒里传来的久违的思念,拿着“滴滴”响的BP机等在电话亭排队队伍末尾的焦急,都是那些年代的北大人关于通讯的独家记忆。
鸿雁传书的情意
○ ● ●


在北大建校初的几十年间,电话不仅十分罕见,还很不方便,通信几乎是那个年代的北大人唯一的通讯方式。来来往往的信件,传达着信息与情意,也正是一封封看似简单的信,促成了冰心和吴文藻之间的婚姻。

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赴美国留学,此时的她已经在文坛小有名气,与她同船的刚好有从清华毕业同样去美国留学的吴文藻。吴文藻与一些对冰心百般赞美阿谀的人不同,刚见面就对冰心提出了非常多尖锐的问题,让她印象深刻。到达目的地后,冰心收到很多同船同学的来信,大多是洋洋洒洒好几页表达爱慕,对此,冰心只是简单回复一张明信片。而吴文藻只是寄了一张明信片,反而收到了冰心精心写的一封长信,二人自此开始信件来往,互生爱慕。后来吴文藻的女儿还开玩笑说,“我爸爸是以特殊的方式追求我妈妈的。”

历史学系邓广铭教授致杨济安教授的信件
60年过去,到了八、九十年代,电话在平民百姓生活中依旧是“奢侈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固定电话才逐渐普及。因此在那个年代,信件依旧是北大学子们与家人、朋友联络的主要方式。

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高中同学散布在全国各地,由于只知道对方的学校学院而不知道电话号码,老朋友之间的联系只能靠信件。“我记得大学第一年每周都是七八封信件和同学之间联系的,”南燕说起当年和同学“鸿雁传书”的故事,“大家会比着玩,‘我今天收了八封信’,‘我今天收了十封信’,刚开始会这样,小孩子嘛,显示自己朋友多。”她还记得当年有个舍友喜欢一个男生,给他写信,结果舍友们在信件背后印了一个大红唇给那个男生寄过去。

除了与同学通信,当时的北大人也常常用信件与家人联络。英语系1996级本科生马乃超记得当时家里没有固定电话,因此在北大读书时都是用信件和家里联系,“每个学期从家里回到学校都会寄封信报平安,家里也会回信讲述家里发生的种种事情,说不上家书抵万金,但总是很温暖的感觉。”信件与电话通话不同,遥远的路途、长时间的等待让每一封信件都弥足珍贵,值得拿在手中仔细赏鉴,也可以经受岁月的沧桑,珍惜留存。
电话亭外的长队与宿舍楼下的呼喊
● ○ ●


1999年,固定电话才开始通入北大的每间宿舍,在此之前,整栋宿舍楼只有楼长室有一部电话,但是也只能接听不能拨打,若想要给远方的家人或者朋友打电话,只能到一教西边的电话楼去打长途电话。市内电话则可以在校内分布的几个投币电话点拨打。后来,校内开设了一些用IC卡打电话的公用电话亭,当年这些电话亭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而如今,它们除了给人们留下当年排队打电话的回忆外,几乎已然成为了摆设。
原本排着长龙的电话亭如今成了摆设


90年代的每间宿舍门口都装着一个喇叭,如果有人打电话到楼长室找人,楼长就会通过喇叭传达。在楼长室接电话也是争分夺秒,马乃超还说起当时楼长室电话常常占线的情况,“接电话太长时间会被楼长催促,因为后面会有很多电话等着打进来。”

在电话亭排队打电话是一代人难忘的回忆。南燕回忆起她和同学相约去电话亭排队打电话,“那时候打一个电话要两小时呢,差不多一个晚上都得泡在那儿。因为每个人进去可能就得说十分钟,要是前面排十个人,想想得等多长时间。”

排队打电话,等在队伍的人焦急,打电话的人也尴尬。这个尴尬不仅是因为会受到后面同学的催促,更因为这样打电话毫无隐私可言。南燕笑着谈起当时法语系的一个女孩打电话时,格外娇嗔得意地说:“你知道吗,我的反杜林论拿了最高分。”反杜林论是研究生哲学的必修课。“当时我们排队的同学就受不了了,说:‘嚯,这有什么可炫耀的!’要是前面的人给男朋友打电话说点情话就更让人难以忍受了。”想起当时打电话的情境,南燕说自己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压低声音说话的,特别隐私的事情更是直接在信里说。

2000年时,北大每间宿舍装上了201电话,买一张201卡,使用时输入卡号和密码即可拨打电话,不过每到周末或节假日,有很多人同时使用201电话时,电话常常无法接通。这一情况在后来宿舍电话换成铁通电话才有所改善,心理学系2004级本科生赵友志回忆道,“宿舍之间打铁通电话不要钱,打长途才需要买铁通卡。”

铁通电话普及以前,打电话还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当时的同学们如果有事要找人,一般直接到宿舍楼找。1992级本科生柳惠在《我的青春我的楼——记北大女生宿舍31楼》中讲述了当时北大男生想要到宿舍楼找女生的情景。当时要找某位女生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请楼长阿姨帮忙传达,二是在楼下扯着嗓子喊。但是找阿姨帮忙得看阿姨是否有空,而且阿姨总是要对男生审视一番,要是这个男生找的女生多了,“阿姨没准儿会把你纳入黑名单,然后劝告你说:‘这位同学,你能专一一点吗?’”

因此当时很多男生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接受楼长阿姨的审视,都直接在楼下喊人,但这同样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因为这一嗓子,可能会引来全楼女生的注目礼。如果吼的声音太难听,或者长相太对不起观众,或者骚扰了哪位姑奶奶的好梦,没准儿一盆洗脚水就兜头灌下了吧。”
从BP机到手机
● ● ○


80年代末BP机传入中国以后,人们之间的通讯变得更加方便,但是BP机在当时还是一件稀罕物,如果腰间响起BP机“滴滴滴”的声音,走在路上都会引来路人注目。

BP机真正在北大学生中间流行是在1996年以后。BP机分为数显和汉显两种,数显的只能显示传呼的号码,收到传呼以后得去电话亭回电话,而汉显的稍微大一些,可以显示汉字,因此可以用来发信息。买一台数显BP机,要花费当时北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如果是汉显的,那就得花两个月生活费才能买到。
摩托罗拉汉显BP机


相比于高价的汉显BP机,数显BP机在北大学生中间更加流行。使用数显的BP机要拨到总台找到人工服务,说出呼叫的BP机号码,总台就会帮忙呼叫到那个BP机上。呼叫的人只能守在电话旁边等着对方回电话,有时等半小时都等不到回话,同时被呼叫的人就得急匆匆赶到电话亭给对方打电话。然而由于北大的电话亭总是供不应求,“经常会出现前面站一个人在等电话,后面排着一大队人。”南燕谈起当时的电话亭排队盛况,“有时别人呼我,我要回电话,然而前面有很多人在排队,这样打不上电话也会很着急。”BP机对通讯不方便的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因此BP机在北大盛行几年后,逐渐被日渐兴起的手机淘汰。

21世纪初,手机的价格非常昂贵,手机号也是如此,“我记得01年用手机的时候,一个手机号就要600多块钱。”回忆起当时的价格,南燕如今还是感慨用手机的奢侈。赵志的第一部手机购买于2002年,入学的时候。班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拥有手机,而且大多数是蓝屏的,“那个时候三星的手机4000元,如果谁要是有个三星的手机就像有豪车一样,很高端的。”手机刚出现时品牌少,几乎都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当时真的还有神曲唱‘左手一个摩托罗拉,右手一个诺基亚’。”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级硕士万群说道。

手机流行之初,由于电话费用昂贵,它实际上的主要功能是发短信。据赵志回忆,同学们当时都用移动开发的超大短信包动感地带,套餐里短信每条6-8分钱,如果没有套餐就是1角钱一条,而打电话每次要花费几元钱,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非常多人热衷于发短信,“花几个小时发短信倒是有的,那真是长短信啊,”说到当年的短信,万群还想起一些女同学珍藏短信的方式,“好多女生喜欢整理短信,把短信抄到本本上,或打字到文档里珍藏。”

对于移动用户而言,除了短信外,飞信在生活中也极为常用,对于2000年以后的北大人而言,飞信就是各种社团活动的象征。“我07年入学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微信出来之前使用率一直很高,”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07级本科生赵宇飞作为当时北大中乐学社负责人,对飞信的印象非常深刻,“发通知方便了很多,因为通知经常很长,在手机上打字很麻烦,可以在电脑上编辑好了发出去,就会方便很多。手机用飞信可以直接收到短信,然后回复在短信里,就可以显示到电脑上。”

在智能手机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时候,飞信因为良好的PC用户端体验以及可以用流量群发短信的价格优势流行了许多年,然而,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微信的出现让飞信逐渐衰落,“习惯了在电脑上用飞信打一长串信息,我花了很长时间来习惯用手机微信来跟人交流。”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2012级博士生金璐頔认为飞信其实给老用户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这一时代的烙印即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移动上个月发布了通知,宣布飞信业务将于2016年6月30日下线,这是一个通讯时代的正式终结。

如今,手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愈加重要,其功能和设计的改进也飞速进行,日新月异,微信也正在引领一个新的通讯时代。“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手机本身就是一个微型的小社会,我自身也是‘低头族’,有新的事物出现总是乐意也需要去接受的。”马乃超这样看待20多年来通讯方式的改变和生活的变化。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障碍,也活得很好。那个时候因为知道下一次不好见,所以分手的时候都会约好下一次的见面地点和时间,人们也都很守约。通信手段的变化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人们变得更加随意和不慎重,而且对情感的珍惜程度也不同。”说起那个珍惜每一次见面和通话的年代,南燕不免有些唏嘘。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微信编辑|胡扬


    关注 北大青年


微信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0 个评论

要回复文章请先登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