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中关村贴膜人和他们的第二人生

喷洒、擦拭、粘贴、揭膜、修裁、贴实，不沾灰尘，不留气泡，这是中关村贴膜人谋生的手艺。他们日复一日地守着方寸之间的小摊子，冬来夏往，变的只有身上的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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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歆璐　历史学系2013级本科生

童梦园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3级本科生

陆　迪　法学院2014级本科生

余启航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4级本科生

喷洒、擦拭、粘贴、揭膜、修裁、贴实，不沾灰尘，不留气泡，这是中关村贴膜人谋生的手艺。他们日复一日地守着方寸之间的小摊子，冬来夏往，变的只有身上的着装。

他们并不在意十块钱的透明膜和八十块钱的钢化膜的差别，在他们眼中，最重要的是要“干干净净”。

天桥上的宇宙学家

早上九点，胡文元准时来到北大东门的天桥上，把小桌板架好，摆上工具，竖起写着“贴膜”的纸箱板；在右边铺上塑料布，把耳机、数据线等什物摆好，在左边展开一张写满字的海报，拿砖头压好四个角，在下边摆上几本书。

准备完毕，胡文元支起自己的小椅子，坐在上面，挺大的个子缩成一团。

北京又降温了，他戴了一顶紫帽子保暖，因为工作而暴露在空气中的手却免不了被冻得红肿。

“昨天只贴了四个膜，最近生意差得要命。”胡文元抱怨着。

贴四张膜，每张手机膜十块到二十块不等，刨去从批发市场进货花的一点成本，只赚了四五十。尽管如此，比起“点背儿”的时候一天只能揣十几二十块回家，昨天的战果不算太惨。

11年的时候，胡文元从湖南常德来到北京，租在天桥东南方向七百米左右的科源社区。

他来北京不是为了“北漂”，他有他的事业——当然不是贴膜。

“我的主业是宇宙学理论研究。”胡文元说，他出了一本书，为了宣传来到北京，但没有经济来源，所以靠贴膜谋生，选在东门天桥，也是为了和北大的人“讨论讨论”。

他写的书叫《交叉循环爆炸宇宙论》，一直摆在他的左手边，压在一张写着题为《“中国梦”之前沿科学理论梦》的文章的海报上。

这些年，胡文元来北大天文系找过人，也和“物理系”的华教授、“生物系”的饶教授讨论过几次，但他对讨论结果并不满意，觉得他们“学得都是西方的那一套”。

为了出书，他先是七八元一本自己印刷出来，又跑了不少出版社，终于在北京图书出版社手里谈成了事。

“我出书是为了完成梦想，为了中国的科学理论再次超过西方。”

胡文元的书原本是免费送的，后来“生存不下去，必须要卖点钱”，他标价十元一本，有老师买过五六十本，学生买过三十来本。卖出去了，就不那么捉襟见肘了。

此前，迫于生计，胡文元开发了副业，在贴膜外，又在天桥上卖起了耳机、数据线、手套、玩偶等物件。每天背着东西早九出，晚九回，就为了补贴书钱。

虽然只是为了生计，胡文元对贴膜倒也上心，打算要干贴膜的时候，他特意和桥上原本贴膜的人学了技巧，自己练了些时日，就“没可能再出错了”。

贴膜支撑了他三年多，他也知道贴膜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以前天桥上有三四个同行，后来呆不下去都走了。”胡文元说，以前三四个人在的时候，一天也能赚六七十，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也只能贴一两张膜。“手机店里都能贴了，来这摊子的人就少了。”

但这位宇宙学家也志不在此，他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是为了把他的理论“坚决推广开”。

胡文元打算着过些时间就收了贴膜摊，“我要去讲学了”，他说。

李师傅的生存哲学

“师傅，ipad的膜多少钱？”

“30一个。”

“能便宜点吗？25。”

“不行啊，你看你这个这么大。”

“你看就这个价了。”

“行，行，25就25。”

尽管被砍了5块，李师傅还是战果颇丰，他不时招呼路人，不长的时间，贴了两个ipad的膜，卖了三个25块的32G内存卡。

李师傅的地盘在南门的中关村天桥，左右两个摊，一个贴膜，一个卖内存卡，中间立着“十年老手”的牌子。“十年老手”是许多贴膜摊的广告语，李师傅倒很随意，说自己不过贴了七八年。

和胡、刘二人不同，李师傅的贴膜是夫妻档，他的妻子在天桥另一处摆贴膜摊，有时会走过来，同他用家乡话聊几句。两人的饭多在天桥上解决，买点烤红薯，或是烤串、盒饭就顶过一餐。

李师傅是个会做生意的人，吆喝两句，总能让天桥的路人停下脚步，靠着这两个摊子， “保证一天百十来块钱”，加上妻子助力，两个人一个月也能有五千块。

但这五千块也并不成事儿。

“只能养家糊口，要供孩子上学，还要孝顺父母，还有丈母娘。”李师傅对北京的物价颇为无奈，纵使省吃俭用，一天也得花销五六十。

李师傅的膜是淘宝上进的。他对网购是又爱又恨，“网购对我们实体店冲击太大了，很多人因为网购失业了”，但他自己也上网进货，理由是“网购时尚，必须网购”。

李师傅占据的中关村天桥是贴膜行业比较集聚的地方，他却不太担心竞争。“市场效应，懂吗？”李师傅指了指天桥上的其他几个贴膜摊，“如果就你一个人在这，那就没人来了。”

“一个天桥上的同行要和谐共生。”李师傅认真地说，“这种小生意没有发财致富的，大伙儿要相互包容，做不下去了，大不了转行呗。”

李师傅理想的转行行业是食品业，因为“很多食品不能网购”。

他在这贴膜七八年了，生意做得不错，逃城管也是一把好手，“卷起东西就得走，被抓住肯定逮起来的。”李师傅说。

胡文元没李师傅那么幸运，就被抓进过拘留所。“在北京摆摊被抓进拘留所很正常的”，胡文元挺无所谓，“多进几次，里面当官的和我还有我的摊友都熟了”。

“我们什么都经历过的”，李师傅说，“为了生存。”

每天李师傅会待到晚上九点，然后和妻子一起收拾好东西，乘上公交回家。

几年前他的信念是生存下去，供孩子上学；现在孩子能自己打工赚钱了，李师傅松了口气。他一直信奉知足常乐，能养家糊口就高兴。

“我一直就在这，没什么大不了，小姑娘慢走。”

街头“传教士”

和胡文元又贴膜又卖书的大排场相比，小西门外人行道边上的刘学良就显得寒酸了不少：一张立着写有“专业贴膜”的白纸板的小桌——白纸板上还挂着几根耳机，一把贴满透明胶的小椅子，一个挂在身后工商银行的铁栅栏上的黄色袋子，此外无他。

刘学良的工具都收在包里，鼓鼓囊囊地斜背在身上，他没帽子，从鼻子到耳朵冻得通红，配上一张方脸，颇似红十字会旗。为了方便给往来的人让道，刘学良不怎么坐着，好不时把他的小桌子往里挪挪。

他已经在小西门摆摊贴膜四年了，有几个在海淀桥附近工作的上班族回头客。

来北京六年，他在宾馆和学校都干过杂事，但也只是一阵子，反而贴膜做的最长久。因为贴膜他还进过拘留所，不过他也没太把这当回事，出来后，还把拘留所里一个不会扒火腿肠的富二代当笑话讲给旁边摆摊的人听。

他贴膜只做半天，每天上午在颐和山庄干杂活，中午才去小西门摆摊贴膜，傍晚六点半准时收摊，去海淀教堂参加活动。

“我是信耶稣的。”在他干净的小桌上，海淀教堂的粉色宣传册被整齐地放在“专业贴膜”的白纸板边。他对宣传生意不上手，客人来问也不多嘴，遇到有人拿起粉色宣传册看时倒会兴致勃勃地聊上几句，“感谢主”是他的挂在嘴边的话。

刘学良的生活状况不算好。中学一毕业，他就在山东老家的工地干活；08年和妻子一起来到北京，没有带上孩子。“北京消费太高，来了也不能高考，白白耽误孩子。”

“干活很苦，但自给自足，挺好。”他笑得大方，生活的窘迫没给他带来穷酸的气质。

做生意时的刘学良显得有些拘谨。他不太吆喝，难得有一个中年人拿着一个手机膜起了气泡的三星过来，刘学良看了看，和对方说天光不好，怕给贴坏了，让他明天再拿来。

“我不贴膜，你给我擦擦就好。”

“行。”说罢，刘学良从包里拿出一个紫色小瓶，往手机上喷了两下，拿清洁布仔细擦了擦，还给中年人。

这是刘学良小半个下午做的唯一一个活儿，分文未进。

他的生意一直不太好，多的时候也就每天贴六七张，他也不想多贴，“贴膜不简单，要用心灵去贴，贴多了就不走心了。”

说到他的“主”时，刘学良的语气总会略微高扬一些。他对“磨难”、“喜乐”这类话题津津乐道，举手投足像个街头演说家，旁边烤地瓜的笑他“说什么大道理呢”，他也只是笑，并不露怯。

他有时也会和老客人讲讲“教义”，不是《圣经》中的文字，倒像他这些年的体会：

“主让我们要善良，我贴膜的价钱不比别人高，信教的人不能要别人高价钱。”

“人都要有磨难的，耶稣也有磨难，有磨难了才懂得靠自己。”

“有精神的喜乐就好，钱不太重要。感谢主。”

天色渐晚，刘学良从黄色袋子里拿出一个小台灯，摆在桌上，照亮了“专业贴膜”的纸板。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他终于坐下，不时看看时间，等着六点半的时候走向他的教堂。

（图片来源：本报记者）

微信编辑｜刘勤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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