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一半是义工,一半是旅行

 

在泰国潮湿闷热的夏天里,没有热水、没有空调,蚊虫四处飞散,孟夏伊的身上被叮满了包。但她觉得自己一路上去了很多新奇的地方,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





本报记者

陈雨竹 经济学院2015级本科生

刘楠枫 光华管理学院2015级本科生

许文菲 外国语学院2014级本科生

郑丹蕾 医学部基础医学院2015级本科生

王梦倩 教育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修改收件人地址,修改邮件开头,复制粘贴,点击发送——这串动作被经济学院本科生张卉(化名)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这是她发送的第178封邮件。

一分钟内,这些邮件就会到达日本各地的各个家庭农场。张卉的目的只有一个:联系到一个满意的义工旅行目的地。



张卉在义工旅行平台上发送的邮件
不如出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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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对日本条件还比较放心,所以就开始了。”

目前为止,张卉已经收到了四十多家表示可以接待她的农场的回信。她现在还在对着地图挑选,兴致勃勃地计划着自己即将到来的义工旅行。

一半是义工,一半是旅行,义工旅行意味着旅行者可以自愿加入一个团体,在旅行时完成某项活动或帮助某个对象。除了打工换宿,“保护海滩”、“大象保育”、“特殊关怀”、“支教”……很多主题式的义工旅行招募文章不时出现在朋友圈里。义工旅行在国外非常普遍,进入中国后很快在学生中掀起了热潮。

不过这些旅行者中,只有一部分人会像张卉一样通过义工旅行信息平台一对一地寻找和联系接待方,更多人选择支付部分项目费,通过义工旅行中介机构参加义工项目。

经济学院2015级本科生郑艺伟一直都很向往巴基斯坦,但又对独自旅行的危险性有些顾虑,也担心这样很难真正体验到当地人的感觉。最终,她通过一个NGO组织(非政府组织)找到了去伊斯兰堡的义工旅行项目。

“使馆方面比较刁难,总是说材料不充分。”她的巴基斯坦之旅开启得有些困难。为了办理签证,上学期期末季,郑艺伟往返了三四次使馆。临行当天,北京又下起了暴雨,原本计划在傍晚起飞的飞机离开首都机场时已经是午夜12点,到达伊斯兰堡时亦是深夜。

“但是到了以后,看到接待的横幅,巴基斯坦那边接待我们的人一直等到深夜。”郑艺伟有些感动。
为义工教学活动准备的食材


大部分的义工时间都在伊斯兰堡度过,晚上和来自全世界的志愿者一起住在专门的Intern house(义工之家),白天则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郑艺伟的工作是关注伊斯兰堡妇女儿童的受教育情况,进行中巴教育议题的对比,偶尔也会去乡下了解真实的乡村情况,然后回来做报告。

有一次到乡下参访,她和同事们去了一个建在农田旁的开展妇女儿童免费教育的公益机构。机构里的设施很差,里面的学生大多没有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只能在这里学习一些基本知识和就业技能,他们没学过外语,只会说乌尔都语,但却会用汉语讲一句“你好”。

她的同事里有些是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像所有伊斯兰女性一样,这些女生头上裹着各种花色的头巾,头发若隐若现,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但和她们聊过天后,郑艺伟说,有的家庭很虔诚,女性会戴着黑色的头巾,不过其实也有很多人可以选择不戴。“她们眼中的头巾就像她整套服装的一部分一样,穿戴就是为了好看,可以根据不同的服装搭配颜色,而不是外界描述的那样,事实上很热情和开放。”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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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2014级本科生孟夏伊的义工旅行目的地是泰国,她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

除了给当地小学生教英语,她每周还要去旅游景点帮大象洗澡。这些大象受过训练,所以很温顺。每次开工,工作人员要事先把大象引到一片浅滩上,让它们的半身浸入水中,然后再慢慢靠近,平均5个人围起来一头象,再用椰子皮“很重很重”地搓洗象身。

因为大象的背部皮肤不是很敏感,比较安全也更容易清洗,孟夏伊一般会被分配去象身的后部。不过她说自己其实一般“洗不太干净”,因为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害怕,另外,“它们……很臭……”

在泰国潮湿闷热的夏天里,没有热水、没有空调,蚊虫四处飞散,孟夏伊的身上被叮满了包。但她觉得自己一路上去了很多新奇的地方,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是真正地在做事”。
孟夏伊和当地的学生


斯里兰卡,在这个听起来充满了阳光和沙滩的幻想的地方,经济学院2015级本科生王梦瑶开始了她的义工旅行。

她参加的是特殊关怀项目,本以为是帮助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事实上面对的却是一群有老有少的失智女性:有的人坐在地上,胡乱比划着什么;有的人满屋子跑,大叫;她们都目光呆滞,根本意识不到外人的到来。

王梦瑶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整个人一下子“懵”了。“压抑,特别压抑,每天我都是盼着表针一点点指向下午三点的。”

后来,修女带领她和另一些义工做冥想。她听见修女一直在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被原谅的”,于是便告诉自己,这些人不可怕,他们都很善良,需要自己的帮助。

再推开门,王梦瑶一直保持着微笑。

义工们每天的工作并不复杂:上午教画画,中午给她们发饭、喂饭、接水喝,下午再给她们倒奶茶。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只有八九岁的小女孩蜷缩在角落里,她把奶茶端过去给她。

奶茶很烫,女孩喝了一口,过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之后不想喝了,便一下子把王梦瑶推开,“奶茶一下子就洒在手上,很疼。”这个小女孩是全盲。

有一次午休后,一个女孩一直坐在床上哭,王梦瑶跑过去看,结果发现她是尿床了。她隔着很远就闻到了“那种味道”,也知道自己应该帮她清理换上衣服,“但一时间就是动不了手”。同行的印度裔的法国女孩跑来帮忙,这个女孩之前参加过一次义工项目,完全不怕苦不怕累,毫不犹豫地抱起了孩子开始擦身子、换衣服。

“第一天真的很难过,心理挑战特别大,真的是强迫自己接受他们、爱他们。后来第二、第三天就好了。其实那些人很单纯,一个微笑和一句‘I love you’就够了。”
孩子们在义工支教闭幕式上表演
都是旅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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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伊在泰国认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但最遇令她感到诧异的是,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对中国有很多误解。

“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更有必要走出世界。”孟夏伊说。

郑艺伟在回国后觉得,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做太多实质性的工作,倒是更多地被当成了国际友人,体验性大于学习性。“我看到了很多,但不能说学到很多。”

王梦瑶说,那个屋子里有一个40岁的女性很喜欢自己,每次都会让她过去,然后拉着她的手、摸她的头发,“说我的头发很好看。”

但王梦瑶不知道自己该和她交流些什么,就只能一直拉着她的手,陪伴着她。据她了解,这些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这栋小楼里,有的人甚至无法行动。工作人员很少,照顾起居已经应接不暇,细微的关怀更是无从谈起。

而她有点遗憾,因为一共只做了五天,时间很少,“我们甚至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或许她们中的有些人连自己的名字也反应不了。”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本科生胡可君是北大一个非营利组织的现任主席,曾负责组织过在中国的义工旅行项目。“说实话,做公益不简单,目前很多机构只是设置这些项目,更多是着眼于具体的东西,只要有时间有事情,把志愿者找来就完事了。”

孟夏伊也说:“义工的机构也是盈利的,总感觉这样短期的服务并不能真的帮助到孩子们。”

胡可君的工作经历告诉她,义工旅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工作量太大让志愿者们觉得自己太累,想要出去游玩却又又有很多限制,短期和长期究竟哪个更好,国家差异会带来作息时间的冲突,生活习惯的融合存在屏障……

但在这个过程中,她说自己学会了包容和忍耐。

“应该做真正有意义,值得思考的事情,不能说做完了就可以了,扩充了履历就好了。”

文中张卉为化名

图2、图4来源于经济学院2015级本科生戴哲瑜

封面图来源于本报记者

其他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微信编辑|黄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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