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天台】朱熹与天台山

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儒学集大成者，是唯一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儒者...





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儒学集大成者，是唯一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儒者，被尊称为朱子，有独特而崇高的文化地位。一代大儒朱熹，与天台山有很深厚的渊源。



如果说天台山哪个地方与朱熹最有缘，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天台山的桐柏宫。桐柏宫是道教南宗祖庭，在宋代称为崇道观。北宋诸帝褒崇道教，宋真宗时期开始设立由官员担任道观提举的祠禄制度，实质上是官员到道观任职领朝廷俸禄而不怎么管事的一个闲职，是否到那里上班都没有关系。朝中一些文臣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往往会主动退隐到宫观担任“提举”之职，以避开纷争，专心治学。公元1140年3月，也就是朱熹11岁那一年，朱熹的父亲朱松担任崇道观提举，崇道观这个地方，与幼小的朱熹产生了联系。33年以后，公元1173年，朱熹44岁时，主管台州崇道观，但在任时间不长。1183年，朱熹54岁时，又一次主管崇道观。朱熹一生在仕途上并不得志，每当失意之时，他都会主动提出到道观担任祠禄官之类闲职，以便潜心做学问。而他担任祠禄官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天台山崇道观。他两次主管崇道观的时间，先后加起来达六七年。当然，在这六七年时间里，他并非正儿八经地在桐柏宫上班，而是有时住在武夷山，有时到其他地方讲学。但在提举桐柏宫的六七年时间里，朱熹的确也在此住过一段时间，因而有更多的机会深入了解天台山的道教文化。作为一代大儒，朱熹平时喜欢与道士交往论道，曾多次向南宗五祖白玉蟾讨教丹道，甚至化名“空同道士邹祈”注释道教经典《参同契》和《阴符经》。他把道家的“道”和儒家的“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道即理之谓”，认为“理”、“太极”与“道”其实是同一回事。他的理学思想，吸收了大量道教的特别是道教南宗的思想。朱熹与道教的渊源，不可谓不深，受到道教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以至于后人评论他是“外示儒术，内慕道学”。



在天台山，朱熹也有更多的机会全面了解佛教禅宗和天台宗的思想。朱熹提举桐柏宫之时，国清寺为禅宗道场，他与国清寺的住持志南关系很好。志南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的一首绝句非常有名，其诗为：“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就凭这一首诗，志南载入了宋代诗史。朱熹对这首诗特别喜欢。朱熹还曾与志南共同探讨寒山诗，对寒山诗非常看重。在他调离台州以后，还特地写信给志南，希望他能校刊重刻寒山诗，并提出字体应稍大，以便读者观览等具体意见。朱熹与志南的交往，当然不会局限于诗的交流，更多的是对佛理的探讨与研究。朱熹对禅宗发展脉络十分清楚。从他对禅宗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禅宗思想作过深入研究，其理学思想，吸收了禅宗中的一些观点。对于禅宗思想，他既有吸收也有批评。比如他的“一旦豁然贯通”理论，本质上与禅宗的“顿悟成佛”息息相通。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都存在禅宗的影响。与此同时，朱熹也吸收了佛学天台宗的“实相”说、“性恶”说和“一念三千”等理论,建构起自己以“天理”为本体的、以“理一分殊”为特色的人生心性学说。天台山作为佛教天台宗发祥地和禅宗的重要道场，佛学思想上对朱熹的启迪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主管崇道观期间，朱熹在台州各地到处讲学，踪迹遍及台州各地。在天台，他与博学多才的当地学者徐大受相互切磋，探研儒学。朱熹拜访徐大受，生活贫困的徐大受只能用葱花汤和麦饭来招待朱熹，两人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留下了“圣交堂” （又名“麦饭堂”）的佳话。朱熹也曾到台州各地开馆授徒，阐讲理学。天台潘时举、仙居吴梅卿、临海林恪、黄岩赵师渊等一批名士，都成为朱熹门徒。朱熹与这些名士们共同探讨切磋理学的十几篇文章，被收入《朱子大全》。潘时举等人与朱熹的对话，被收入《朱子语录》。这些名士后来都成为台州理学的先驱，被载入府志或县志的人物传。

佛道双栖的天台山，是朱熹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佛教禅宗、天台宗与道教南宗的思想，对朱熹理学思想的深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理学思想，借鉴、吸收了天台山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中的许多观点，成为其理学思想中富有生命力的新元素。如果说智者大师创立的佛教天台宗是从佛教角度吸收了儒、道两家观点，张伯端创立的道教南宗是从道教角度吸收了儒、佛两家观点，那么朱熹所倡导的理学则是从儒学角度吸收了佛、道两家观点。与武当山、龙虎山等仅是道教名山和五台山、普陀山等仅是佛教名山不同，天台山是儒释道三家共融、三教和谐之山。正是朱熹提举桐柏宫之后，把天台山与儒学联系起来，使佛道文化源远流长的天台山，辉映出儒学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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