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宋炳辉｜中外文学关系与翻译文学（三）世界语理想与弱小民族文学翻译

在20世纪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交往历史中，世界语运动作为一场波及世界许多地域的文化思潮，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以世界语（Esperanto）作为中介语的跨语际、跨文化实践活动，在一般的研究叙述特别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也极少涉及。...

宋炳辉：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常务副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青年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翻译文学研究。出版《视域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想象的旅程》等专著10余部。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2015）、中组部“万人计划”（2016）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专题：中外文学关系与翻译文学

在20世纪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交往历史中，世界语运动作为一场波及世界许多地域的文化思潮，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以世界语[1]（Esperanto）作为中介语的跨语际、跨文化实践活动，在一般的研究叙述特别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也极少涉及[2]。但如果列出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巴金、萧军、萧红、丁玲、王鲁彦、金克木、楼适夷、叶君健、钟宪民、孙用等这些20世纪中国作家和翻译家的名单来，也许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如果再扩大一点范围，这份名单中还应包括蔡元培、刘思（师）复、刘师培、吴稚晖、李石曾、胡愈之、陈原等现代文化人士，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尽管与近现代中国的其他社会文化思潮相比，这一运动曾经发生的影响程度和波及面比较有限，但在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史上，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现象。大而言之，它涉及中国现代哲学、语言学、文学和新闻出版等领域，具体到文学方面，它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清理，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源及其特性的追问而言，也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域。当然，完整地探讨世界语在现代世界、甚至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意义不是本书所能胜任的任务。本章只就中国20世纪上半期，以世界语为中介语言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中，特别是在对于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展开论述，以期探讨其作为一场语言运动和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所产生的影响。

在20世纪中国数量庞大的外国文学中译作品中，以原文直接移译至汉语者当然占据多数，其中，作品的原文和翻译中介语言都是英语的占有绝对多数，其次为俄语、日语，再其次是法语、德语。但同时（不管原文为何语种）通过第三种语言转译的现象也十分多见，最突出的是经过日语之中介对欧美文学的译介。这主要取决于当时国内介绍者引入外国文学资源的迫切心情和译者所掌握外语类别的限制，另外也与其他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注重对欧美文化和文学典籍的系统介绍，从而在日语系统中拥有数量庞大的西方文化典籍和相关资料；二是近代以来中国留日学生数量众多，知识分子群体中掌握日语的人数不少，加以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人员往来和获取图书报刊资料相对便利。因此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大量西方文学作品都是以日语作为翻译中介语言的。这种通过第三种语言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既是一种迂回的摆渡，也是一种双重的文化信息过滤，它必然会带来这种中介语言和其所在国家的时代文化思潮的某些特征。而在这种借助于第三国语言介绍某外国文学的现象中，通过世界语作为中介而进行的中译活动，却又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世界语并不是某一种民族语言，而是一种人工创造的世界辅助语。如果说，前者如以日本为中介的欧美文学翻译实践中的日语，在对外国文学中译的跨语际、跨文化实践中带入了日本语言所属的民族文化特征，并难免受其在当时发生的文化和文学思潮影响的话，那么，世界语作为外国文学中译的中介语言，情况要更加复杂一些。虽然在世界语的之后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具有某种历史传统的民族文化作为背景，但是，世界语作为一种人工语言所包含的理想传统及其广泛性影响，同样对这种跨语际、跨文化的译介实践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至少它的复杂性并不比前一种情况低。可以说，它是20世纪（特别是上半叶）弱势民族文学中译实践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作为跨语际、跨文化实践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中译活动之一部分，以世界语为中介的译介活动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文化内涵。这种特殊性，一方面缘于世界语运动本身，包括它的原初理念和作为一种国际性的语言文化运动的历史展开方式。在世界语的起源和流播的过程中，它原本所具有的文化理想，在它所经之处、所具有的文化背景、所携带的思想与文化思潮信息，都与具体的文学与文化译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对中国文学带来了相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决定于所译介的对象本身。在20世纪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实践中，世界语及其相关活动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因为，在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中译作品中，大部分都是弱势民族的文学，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期更是如此。不过，在如此大量的外国文学中译作品中，到底有多少作品是从世界语转译，或者直接译介自世界语创作，现在还无法做出完整精确的统计。也许与外国文学中译的整体相比，这一部分的数字只占很小部分。但如果从它所曾产生的文化影响角度来看，尤其是，如果不是将翻译看作一种机械地寻找语言与文本的对等物，而是看作一种跨语际、跨文化实践的话，其所隐含的意义就不容忽视了。而作为一种文化和语言运动的世界语运动，与作为一种翻译中介语言的世界语文学译介，这两者在20世纪的中国语境中又有着特殊的关联，它在某种程度上典型地体现了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在20世纪中国跨文化交往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正如刘禾博士在她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基于译入语的文化和文学的立场，对于中外跨语际、跨文化的文学翻译实践的探讨，既不能限于作为译介结果的中译本，也不能忽视译本的存在而简单地返回（外语）原文，直接从原文讨论跨越中外文化界限的文学异同和文学影响问题。如果这样，那就轻易地放过了在两种文化背景交互接触之下的语言与文化的转换过程。而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跨语际、跨文化的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间完全等值的转换，相反，这种在实际转换实践中被认可而一般译者习而不察的那一系列等值关系——它的最明显的固定物就是各种各样的外汉词典——只不过是历史地形成的一种等值假定，而这种历史的形成具体过程，恰恰包含了中国文学（及其文化、历史等因素）现代性的发生。实际上，这种跨文化的语际实践是一种文化经验对另一种文化的表述、翻译或者阐释的服从[3]，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一个充满文化冲突和紧张关系的实践场所。因此，对于跨语际、跨文化实践的文学翻译活动而言，中介语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一点在以往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没有将这一因素上升到有意识的层面加以分析，没有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和关注，更没有被认真地探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其题为《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4]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位十七世纪的英国学者，这位异想天开的约翰•威尔金斯（Johan Wilkinson，1614-1672），兴趣广泛，涉猎神学、音乐、天文、书写密码等多方面的研究，曾任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的院长，他的头脑里经常有些稀奇古怪的妙想，并著有《论现实文字和哲学原理》一书，书中把万物分成40大类，再在这40类中依次细分，企图通过一整套符号体系给世界命名，同时也发明一种超越于各种不同语言之上的世界通用语言。这种基于数字或符号的严格逻辑系统来建造精确的人工语言，这想法最初来自于哲学家笛卡尔，也即发源于西方哲学传统内部把世间万物分门别类的欲望，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古老欲望的延续，巴别塔（Babel Tower）的神话[5]在西方文化中有着人类“原罪”般古老的历史，同时也见证了人类企图统一语言进而统一世界的古老的乌托邦理想。企图通过人工方式创制一套通用语言，即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语，以利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破除语言的障碍，方便地相互沟通，尝试实现这种梦想的努力在语言学历史上已经有无数次了。仅自17世纪以后的西方历史中，就出现过500多种人工国际语言方案。而后来在中国直接称为“世界语”的埃斯泼朗多（Esperanto），只是这500多种人工国际语言方案中最终留存下来的极少数国际辅助语之一。世界语作为一种在西方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工语言，其萌芽和产生，以至最后在全球一定人群中具有相当规模的影响，都有着具体的思想和文化背景。自从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D-ro L.L. Zamenhof，1859-1917)1887年创立世界语以来，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语作为一项语言和文化活动，尽管参与的人数始终有限，但却几乎遍布了世界各地，成为世界现代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并自然演化而来的方言和民族语言相比，世界语作为一种近代人工语言，其诞生就包含有内在的理想色彩。它是一种典型的与上帝分庭抗礼的行为，是对人类的“巴别塔”宿命进行抗争的行为。作为一个波兰的犹太人，柴门霍夫生长在波兰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这里也是犹太人受压迫最深重的地区。因此，消除民族敌视与隔阂，建立人类博爱的大家庭，是他发明世界语方案的最原初精神动力。这种理想主义色彩，集中体现在后来被世界语者组织称为世界语主义（Esperantismo）的表述中。1905年在法国波洛业召开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时所通过的著名的《世界语主义宣言》（Deklaracio pri Esperantismo）所归纳的五条内容中，就包括了绝对中立、绝不干涉人民的内部生活、也决不排斥现存各种国语、拒绝有关这个语言的一切特权等等运动主张，明确地以“人类一员主义”作为世界语的内在理想[6]。尽管这一原初理想在一开始是以中立性的面目出现，但其中已经明显包含了对民族和语言强权的对抗成分和对于弱势民族境遇的同情因子。其在之后近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动荡和国际性传播过程中，它与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思潮关系密切，又几经变化，演绎出许多曲折的变奏，在精神内涵上充满了各种内在的紧张和矛盾。



［《乌托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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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3:《、与现象学方法》

＊朱建刚：俄国文学中的虚无主义与反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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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进：海外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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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巍：新文化运动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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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版的“欧洲各国国语史”：作为旁证的伪证（上）》

《胡适版的“欧洲各国国语史”：作为旁证的伪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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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辞职启事”（上）》

《蔡元培的“辞职启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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