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烁 在每一次引燃改变中，赢得自由

他一贯是荧幕中的“硬汉”，如今，却以雅痞的小包总形象攫取万千粉丝的心。人们容易看到表象上的转变，却常常忘记，自由的获得，仰赖于一次次踏出舒适圈的勇气...







他一贯是荧幕中的“硬汉”，如今，却以雅痞的小包总形象攫取万千粉丝的心。人们容易看到表象上的转变，却常常忘记，自由的获得，仰赖于一次次踏出舒适圈的勇气

杨烁能轻易说出人生中的几次重大转折：年少时只身闯北京，下决心回家乡高考，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接拍《生死线》和《欢乐颂》。面对这个问题，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对他而言，这些人生中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尝试，都蕴藏着改变的契机。正是这些第一次，让他得以成为现在的他——身材健美，双目放电，酒窝分明，举手投足都帅气外露。

因为《欢乐颂》，这副形象以“小包总”之名征服万千少女心，谁也无法忽略他的外貌，很明显，杨烁自己也深知这点——他几乎自如地控制着周身的气场，何时该外露多少，该散发何种气质，分分毫毫都透出演员的专业素养。

驾轻就熟地把控自我，或许是最值得人羡慕的自由之一。然而，这自由的前身，曾是忤逆一切的不服从，也曾是伤痕累累和挣扎无望。人生转折是表象，在杨烁的每个转折背后，最终让自由获得其意义的，是常人难以想见的自律。这自律让他得以鼓起一切能量，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尝试崭新的第一次。

见到杨烁的时候，他在酒店的洗漱间里裹着件大浴袍。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头发上的水珠还在一滴一滴往下掉。镜子里出现了外人，毫无慌张之色，立马进入角色寒暄问好，声音一如既往似低音炮，自然得让人忽略他的穿着。

面对眼前这个成熟男人的标杆，很难想象出年少时桀骜不驯的他。天性叛逆的男孩，长到青春期最让人头疼，对这段经历，杨烁的父亲最有发言权。那是杨烁的初中时期，爷俩天天对着干，最后妈妈看不下去了，下了最后通牒：这个家，你们俩共处一室是处不下去了，必须走一个。

结果，是14岁的初中生杨烁背起行囊，坐上了从黑龙江伊春到北京的列车。这是杨烁生命中第一次翻天覆地的改变。这选择似乎违背常情，杨烁却没觉得：“东北嘛，那时候十四五岁结婚的都有，大家都把你当大人看了，出去自己谋生有什么大不了？”

到北京，主要目的是参加新丝路模特培训。杨烁天生条件好，但从前没想过进演艺圈，虽然他曾对初中同学放过这样的话：“以后要让你在电视上看到我！”同学把曾经的豪言壮语写成微博，但他自己并不太记得：“嗨，那都是瞎吹牛。”

但无论怎样轻描淡写，初中辍学独自在北京谋生，想也知其不易。他犟，不愿向家里要钱，每天勒紧裤腰带，减少进餐餐量。为了补贴生活费，他在餐厅端过盘子，在街上卖过羊肉串……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曾真切地和生存与尊严赤身肉搏。山穷水尽时，他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生活的问题了，这是生存的问题。

他必须做出选择。回，还是不回？

惟一能肯定的是，无论做何选择，他都不再是两三年前那个青春期的杨烁。社会世事打磨掉他些许最初的尖刺，然而要寻找的东西，一时半会儿却并无影踪。那几年他也遇上贵人，是歌手戴娆，但就连她的建议也是先回去读书高考。

改变，意味着跳出舒适圈。如今回看这段经历，杨烁方知，当时的选择尽管带来种种艰难，却是为了给未来更大的自由——这一切的经历，让杨烁在同龄人中多了几分成熟和对社会的领悟，也是成为一个成熟演员的必经之路。身边的几个助理正在紧锣密鼓准备活动穿的衣物，尚未来得及收拾出杨烁的私人洗漱用品。一个多小时后就要走红毯，时间不等人，他拿起酒店的一次性刮胡刀，回头跟我们说：“不好意思啊，我马上就好。”

转头过去，话音刚落，一道浅浅的血口刮在抬起的脖颈上。他没叫，保持下巴抬起的姿势，对着镜子反复看了看。确认没事，没过多纠结，继续下一步。

这点小伤，对他算不得什么。“那时候剧组只要说有人受伤了，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我。”杨烁说的是2007年拍《生死线》时的经历，剧中，他扮演的是“手里两道风，脚底两道风”的四道风。人物设定是黄包车车夫，为了凸显他风一般的速度，杨烁每天常要冲刺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尽管从2000年起杨烁就开始健身，至今几乎一天没断过，但巨大的运动量还是让他的身体不堪负荷，腿肿得像多了个膝盖。

但戏必须拍，杨烁想了个招。他拿纸巾按了按当初肿痛的位置，云淡风轻地演示：“每次拍戏前，我都拿绑腿布把这绑起来，不过血，就不疼了嘛，拍完再解开。后来，导演无意中看见了，吓了一跳，说赶紧送医院，但是没用。最后还是因为张译生病，他叫了中医跟着剧组，那中医给我开了几副膏药，每天敷，后来才慢慢好了。”

“还有一次，我用的那两把刀不知为什么开刃了，结果拍戏的时候，手给扎透了，拔出来的时候肉都是翻着的。”当时，孔笙导演在一旁拍特写，正看到这一幕，赶紧找人来包扎，但杨烁只是按了按酒精，若无其事。“后来，我的痛神经几乎没有了，再受伤我就几乎没什么感觉了。”



让杨烁至今心有余悸的是跑炸点。他曾是抗战剧里的熟面孔，火药、炸弹自然是剧中不可少的标配。有一次，导演安排他从高处往下跳，无巧不巧，正落到炸点附近。看到火药“呲呲”往外迸，他吓得快失了魂，除了逃别无他念。有惊无险，但这几乎留下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就对打枪、包括跑炸点特别恐惧，以至于听到特别大的关门声都会吓一跳。”

拍《生死线》，整整173天，艰苦不消说，却足以怀念。杨烁后来说，他把最纯洁真挚的创作都给了四道风这个角色。

这也是他的第一次——第一次扛起重要角色，第一次争取到能够改变人生的重要机会。为了赢得人生的改变，他紧紧抓住机会，拼尽全力，把身体的小伤小痛抛在一边。庆幸的是，命运没有亏待努力的人。变成四道风前，他正经历着人生的低谷。

沙哑的低音炮如今被认为是迷倒少女的磁性嗓音，对大三的杨烁来说，这却是个致命的弱点。杨烁回忆，中央戏剧学院对表演系学生的要求是，毕业大戏时，老师站在礼堂门外，也能清楚听见舞台上每个角色的念词。杨烁的低沉嗓音，与老师的要求大相径庭。

杨烁演的是《死无葬身之地》男主角。这是萨特的剧本处女作，是一个二战期间的故事：几名游击队员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被捕，行刑前一夜，他们恐惧、彷徨、无助、绝望……那段时间，杨烁看萨特的存在主义，读杰克·伦敦，整个人都沉浸在消极厌世的情绪中。某天，消息传来，领导要求换男主角。尽管老师坚持由杨烁来扮演主角，但质疑和蔑视在杨烁心里毕竟留下了痕迹。

毕业后，时运不济的那几年，初出茅庐的他无剧可拍，好不容易有机会饰演某电视剧的配角，又因为过分加戏而被换角。像是推翻了霉运的多米诺骨牌，事业家庭感情几乎全出岔子，杨烁彻底陷入低谷：“你了解杰克·伦敦的话，就知道他最后选择在登峰造极的时候自杀嘛。我那个时候对人生无望了，就想，即使我真的好了，又能怎样呢？我能像他们一样去选择自杀吗？”他又点了一支烟。

他开始一次又一次怀疑自己：我到底适不适合做演员？

最初只身在北京时，年少的他从一个陌生人那听到对演员的评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当时他不懂其意，听到“金玉”，傻乎乎地以为是个好词。后来明白过来，反而激起了好胜心：那我就要做个内外兼修的演员！

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无数次的自问自答之后，他给自己吃了一颗为期十年的定心丸：给自己十年时间，来证明自己适不适合做个演员。所有改变都需要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但每个第一次背后，也同时有着坚定、耐心和不骄不躁的力量，如同等待花开。好日子来得措手不及，因为《生死线》的四道风，他只花了一年就证明了自己。杨烁的生命之线，第一次被引燃，灿烂火花一鼓作气冲上夜空。

但事情并没有完全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硬派角色深入人心，他开始接大量抗战题材电视剧。受政策鼓励，2010年前后，国内抗战剧出奇的多，演员们对此感受尤深——这个片场杀完鬼子就去下一个片场杀。

杨烁开始觉得厌倦：戏就是这样演的吗？我还会演戏吗？

“那段时间算是赶上了行业内认为的一个最好时期，片酬不断上涨。演员们最初是比拼演技，到后来开始比拼物质，慢慢地自己被带偏了。”造型师开始吹头发，嘈杂的背景音中，他更大声地说：“我觉得一切都不对了，我不快乐！现场没人跟你聊戏了，大家都开始扯闲天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了。”

“那你为什么要接呢？”

“我得生活呀！所以慢慢地就忘记最初的理想了。”他停了停，又继续说道：“全是理由，我后来想得特别明白。但是好在我也经历过那些时候了。”



演艺圈常常有个怪象，部分投资方在选角时对商业价值的要求大于对演技的要求，而一些得到投资的团队，开始拍戏后，就不再仔细斟酌细节，为了节约成本缩短周期，在制作上不再树立高的标准，只是将生产与再生产的变现过程加快。团队的要求降低，一些演员又对自己的演技极度膨胀。这大概是名利场对大部分人的考验，有的人进入漩涡，有的人慢慢觉醒。

“2013到今年年初我一直在反思，没人重视演技，没人看剧本了，我已经想放弃了。我不想做演员了，看不到希望。”

而立之年，杨烁开始对演员这条路重新思考：是保持老路走下去，还是像年少的自己一般，再次尝试崭新的第一次？如果演员路走不通，“那我去做剧本，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拍好的作品，可以吗？”

他去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他想转型做导演了。

犹疑不决时，当年《生死线》的侯鸿亮团队再次找到了杨烁。这次，老东家带来的作品是《欢乐颂》，他们想让杨烁帮忙客串一个配角。他立刻答应下来。时隔八年，那个团队给了自己第一次成长的机会，如今，像是在外的孩子再次回到温暖的家，又像是要给家长交答卷。他忐忑不安。

杨烁这次有备而来。他事先做了功课，摸清剧中其他男性角色的性格，为尚未出场的“小包总”找到了定位——缺一个又坏又有魅力的。仔细揣摩，一字一句斟酌，结果也有目共睹：小包总穿着浮夸的皮草一出现，艳惊四座。

“怎么可能会火呢？42集电视剧里28场戏，怎么可能呢？”他至今觉得不可思议。演了那么多主角，结果客串的戏被接受了，他一直不被喜欢的嗓音突然也成为了优点。之后，他对自己开始了新一轮的怀疑：

“现在这个阶段，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大学，好像又不懂怎么演了。特别害怕错，有的时候在现场说错一个字，我就会说，对不起，导演我再来一遍。导演说怎么了。我说我缺个字。他们都没听出来，但我说导演不行，我不能让观众觉得这个演员连台词都说不好。或者对不起，这表情不对，那个时候不应该抬头。导演都说，啊，没关系，有剪辑师。我就说不行，我那时候的心理节奏不对，我这条再来一遍。”

“就现在，我已经纠结成这样了。”杨烁的佯装无奈中带着不由分说的认真。

但正是这不由分说的认真，让杨烁从一贯的硬汉形象，一跃转变为雅痞的都市型男——曾经的糙汉子“四道风”，第一次以眼神带电的“小包总”形象，赢得万千观众的心。“我尊重市场的规律，因为这个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很优秀。”如今的杨烁，在演员身份之外，也是一名成熟的管理者。他似乎想得很明白，他已经过了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危险期，过了盲目逐利的时期，到了有资本慢下来、思考方向和意义的时候。

遇到现在的经纪团队后，他似乎没过去那么焦虑了。对于杨烁和他的整个团队而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慢慢走，一步一个台阶平稳地走。他的上一个十年计划提前实现，他又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十年计划：无论做演员还是将来做团队，都是为了“多拍一些有意义又影响力的作品”。新的自由在等待着他。

造型终于做完，服装师带他去换衣服。

他曾穿了七八年“军装”，换上一个个小人物的面孔，迷失在杀鬼子的混沌之中。

这一次，他脱下四道风的军装，穿着西装从更衣室走出来，举手投足都是活脱脱的小包总。

见缝插针，我问：“当年刚出道的时候，你被定义为偶像派……”话音未落，他扬了扬头，反问：“我什么时候被定义为偶像派？”

他已经不是那个因为别人一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决定做演员的少年，不是那个在剧院里听到老师一句“我很看好你”就泪如雨下的大学生，也不是现在被定义为“雅痞”或者“行走的荷尔蒙”的小包总。

提问和答案都已经不重要，他看起来自信极了。一个崭新的杨烁，他似乎已经准备好了。经纪人在旁边说：“今天所有的造型都是新的尝试。”

他看了眼自己的装扮：“这不就是不好好穿衣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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