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永的追问：你把我放在心里了吗？

听说你想来《奇葩说》录制现场？给东七门留言送门票啦！...

在“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不是一种美德”这一辩题里，康永老师说“即使在公共场合喧哗，都不是故意的，因为你没把别人放在心里”。



一天早晨，去吃早饭，和一对母女拼桌，小孩子边吃边嚷嚷，手舞足蹈。

好，你随兴表演，我忽略。

可当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将手指尖的韭菜弹落到我的稀饭碗里时，我以为妈妈会露出“很抱歉您多担待”的表情，结果妈妈是一副“看我孩子可爱吧”的询问神情。

我报之一笑，内心OS出的恶毒没处宣泄。

和朋友聚餐，临近年关，邻桌有一家子的家庭聚餐，大人们吃完饭聊着天剔着牙，小孩子们，玩。好死不死，我们的双人座与他们的双人座中间刚好隔着一个小孩的间隔，小孩子就顺手玩起了室内双杠。

过年与家人吃饭，火锅店本来就热闹，一热闹人就燥，人一燥兴致高嗓门大，我们的邻桌不止扯着嗓门而且还摇着骰子玩真心话。

我对饭的要求不高，对吃饭环境的要求就一个，安静，不安静，我心慌，如果放着歌，歌曲必须要下饭，下饭的定义，由我的肠胃来决定。不安静的吃饭环境给我带来了麻烦。

无论是街边摊还是火锅店，是小孩打闹还是投骰子，我所希望的不过是在你尽兴的同时，会想到你给我带来的麻烦并报以歉意的微笑，我也必然不会扫你兴致。

我要知道你“把我放在了心里”。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提到两种社会，一种社会讲人情，一种社会讲权利。

讲人情的社会以“我”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形成像水波纹般的社会关系，水波纹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俞远，愈推愈薄，谁在第一圈，谁在打外围，全看你与TA关系的远与近，这样的社会维系靠的是交情。讲交情的社会会说“是不是朋友”“这你就见外了”“我们自家人”“那是我兄弟”，说这些话的人之间可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不在水波纹之内的人，对于“我”来说则“不存在”，所以康永老师会说“你没把别人放在心里”。

讲权利的社会里，每一个人像是一根柴，整个社会便是一根一根“独立”的柴绑束在一起，维系社会关系靠的是利益。讲权利的社会不会称兄道弟，但会用“I come to bargain”去处理问题，这样的社会考虑到了每个人的权利。



（《奇异博士》里当地球要被多玛姆占领而成为死球时，Dr Strange倒回时间，孤身去和多玛姆谈条件，这样的解决方式我只能干瞪眼，瞪着眼想想其实还蛮合理。）

张泉灵老师描述了早年上海人的生活状态，7户人家，29口人，一个水龙头，在用水区这样的小环境里社会关系要简单和谐，就必须每个人接完水就走，每个人都有半分钟接水的权利，剥夺它就等于不识相。



但是有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北京大杂院。地方小，人很多，四方桌子可以是饭桌，也可以是院里小孩子们的乒乓球桌，一顿排骨一家人吃，全院人都能闻着味儿，借个蒜借个煤球根本不是事儿，有争吵，但都发生在小孩子中间，大人们之间和和乐乐的，冬天公用的自来水管子一结冰，一层层热毛巾往上焐，全院一起等着太阳出来给自己家水桶存满水，要说谁耽误大家伙用水，那就是老天爷。

两个城市公用水这件小事的区别，就是讲权利与讲人情社会的区别，没有好坏，都可以。

就像渐彪老师说的“都可以”，一种社会是每个人做好分内的事，自主又独立，一种是把“麻烦”当“交情”更温暖的社会。



其实，哪一种社会更好，对单个的人来说都没有影响。有影响的是哪一种社会更适合自己，而判断合适的标准则要看失去什么就没有办法继续。

不考虑别人，选择“讲人情”会有什么后果？

像文章开始所举的例子，就算是小孩子蹦蹦跳跳把一碗稀饭泼我一身，我除了当下生气事后向朋友吐槽之外，也不能把她怎么样，但这样的事情多了，不懂把别人放心上的人总有一天会受到反噬，而这个反噬她承担不起。

一个在纵容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孩，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会不断地索取爱，特别是当她恋爱时，她会不断地去试探这个人是不是也像妈妈一样纵容自己，一旦这些爱没有发生，一旦另一半要强行离开，她受不住原本最亲密的人形同陌路这个后果。

选择以“我”为中心的“讲人情”，会把握不准人际关系的分寸感，会考虑不到自己的所为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这可能会让对方离你越来越远。



不考虑“人情”，只讲“权利”会有什么后果？

有个胖子，因为看了很多励志文并拥有一副可以称霸十五人中包KTV的“好声音”，想要去追求自己的音乐梦，这与爸爸对他的期待背道而驰，就此和家人发生了矛盾，“我有追求梦想的权利，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摔了门就和朋友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铁。坚持一年之后回了家踏踏实实地回学校读高三，问他原因，他说离发工资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他把身上仅剩的钱买了大米和酱油，吃了十来天，发工资的前三天发现米不够了，就开始熬粥，发工资的当天买了回家乡的单程票。

违逆家人的意愿去追求自己所爱当然可以，但你得承受得起这样选择的后果。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选择“离群索居”的人，张爱玲。

很多人概括，张爱玲晚年“凄凉”，离世“凄然”，没有访问者，没有人陪伴，美国的家也是“四壁了了”，甚至没有人知道她去世时候的样子，直到七天后发现她躺在洛杉矶寓所的地板上，这可真是一个普通读者同情高傲女作家的好素材。以张爱玲的才情、冷淡和透彻，她看透了人情的计较和离群索居的得失，而选择了后者，她承担得起，也怡然自洽。选择拒绝“人情”的牵扯和考量，会自由许多，但你的独立和能力足够你去承担这一选择的后果么？

所以，这两个社会都好，可适合你的是哪一个？

其实现代社会，上海到北京，台北到西藏也并没有多长的时间，时间的缩短缩小了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别，交通的便利让同一个城市分布着不同习惯的人们，“讲人情”和“讲权利”也并没有很生硬的界限，去考虑哪一个社会更适合自己，只不过是当别人忽视我们时，或者当别人要求我们尊重其权利时，能摆好自己的姿态。点击阅读原文，就可以观看蔡康永老师辩论的完整内容啦

↓↓↓

    关注 朝阳公园东七门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