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涵漠：“城市学”成为我8年的媒体生涯的一种启蒙

当你开始用新的视角去观察，城市就像突然从平面地图上拔地而起了。5月26日，《人物》副主编赵涵漠将在线上开课分享，教你如何抓住在城市中漂浮的故事细节。...

那是位满头白发、拄着拐杖的先生，他没搭计程车，缓慢地走在依山而建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小径上。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时仅仅54岁，只是被一场中风夺走了部分健康。

马国明先生总带着些严肃、怀旧的神情——这位老师是香港最出色的研究本雅明的学者，我们称呼他的课为“城市学”，那门课讲到小贩为何是城市宝贵的财富，也讲到密布香港、看起来很便利的隧道和天桥如何剥夺了人在街边随意行走的权利。

“城市学”成为我此后8年的媒体生涯的一种启蒙，从本质上来说，我学到的是如何重新打量日常生活，从那些看似庸常的状态中寻找到冲突、回响与共情。

当你开始用新的视角去观察，城市就像突然从平面地图上拔地而起了。

你会看到总是在电影学院兜售碟片的小贩，他谈吐利落，熟悉每一位电影大师和他们的风格，谈起电影带着由衷的喜爱，但终因卖盗版碟被判入狱数年，出狱后，他变得寡言，忧郁，再也不谈什么大师了；

你会看到一些建筑工人，他们建设着超级城市里的摩天大楼，在仅还只是框架的大楼顶层，供奉着小小的土地神；

你会看到一些“麦难民”，他们在通宵营业的麦当劳中度过疲倦的夜晚，有一个中年男人伏在桌上沉沉睡去，他的家当包括盖在身上的布单，和一只绿色的、老式的闹钟。

一些写作者钟情于记录关键时刻，重要人物扇动翅膀所引起的连锁效应。

而我对普通人的故事更着迷，我着迷于他们内心的巨大波澜，以及这些波澜注定不可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引发一丝涟漪。

大部分能够引起我共鸣的故事，应该更像卡佛所描述的那样，“我的大部分人物都希望他们的所作所为有点意义，但同时他们却到达了这样的地步，就像许多人那样，他们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那些一度让你觉得非常重要并愿意为之而死的事情，已变得一钱不值了。那些在他们眼前破碎的生活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做些纠正，但做不到，此后他们只能尽力而为了。”

也许这才应该是城市日常的主题。

重新翻检城市将充满趣味，那里永远有充足的故事供人使用。即便是面对同一座超级城市——以纽约为例——也能诞生风格全不相同的数篇经典之作。



E·B·怀特可以用敏感、文雅的笔触描绘纽约，“我不想替纽约辩护，许多人定居这里，可能只是为了逃避而不是面对现实，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稀罕的馈赠”；

或者像著名的“人在纽约”系列，那些街头采访呈现了最普通的居住者的样貌，任何一个读者都能从他们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因此那些喜悦、成功、沮丧、悲伤的体悟也得以被共同分享；

盖·特里斯的纽约则是湮没式的，在他之前，从没有人那样描写过城市，“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0人出生，13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

特里斯用交响乐式的笔法复刻了纽约，在一篇文章中呈现了数百个共同主角，用几个长句甚至一个分句，就结束一个本可以独立成篇的城市传奇。如此奢侈。无数长短句叠加，筑成特里斯的纽约。

也可以选择一种更轻巧的方式切入纽约。

比如，谁会比一位钟点女工更了解那些紧闭着的公寓门背后的秘密呢？作为职业男女的主顾们，总是请钟点工在自己出门上班时前来打扫整理。如果一位写作者用一天时间跟着钟点工，就足以尽情观察那些甚少开放给陌生人的房间（甚至是抽屉内部和留在打字机上的短诗）——不过这样的尝试，杜鲁门·卡波特已经做过了，荒唐又不道德，同时你得承认，还挺有趣。

回到这门写作课，在技术上，我希望能够分享如何成为一名“职业观察者”，如何复刻现场，如何与人交谈并获得自己渴望的素材，如何设计结构、写出更具魅力的开头与结尾等等等等。

但也不止于此，我真正希望的是与你们一起成为漫游者，在平淡的日常中寻找高光时刻，用带着间离感的目光去重新打量——不只是城市，也可以是县城，是乡村，是一切曾被人忽视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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