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姐 不要成为一块咸肉

“你手上的笔可是一把刀啊”...

从9月开始，董小姐就一头扎在北大，开始了连续3个月的全脱产课程。

这是《财经》杂志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奖学金班，入学名额稀少而珍贵。授课的老师都是大神：周其仁、张维迎、陈春花、胡大源、薛兆丰等等等等。

回到纯粹的学生状态，住校，并且每天课程满满。

有一次，董小姐晚上回到住处。电梯口遇见同学，同学张口就问，你是去上自习了么？问得我惭愧得很。

国庆长假结束了，我很快又将重返校园。

接下来这段时间，董小姐会讲一讲，第一个月学习结束，北大这些经济学、法学等课程对我的影响，以及反思。上课的间隙，我还是约了一次采访。

是一家大型央企的高管，我们在咖啡馆聊了两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与我对话让他感到紧张。

这可太糟了，我心想。

“你问得我很刺痛，都出汗了。有些问题我不敢回答，你手上的笔可是一把刀啊。”他说。

让董小姐意外的是，按照他的说法，这家央企竟然因为要防范我对他们的了解，而改变内部工作流程，哪怕这让他们感到不便和效率低下。

我反思了下自己在各家地产企业中的形象，想必常常被看成一个戴着透视镜，让人没有安全感的角色。

做记者以来，我早就养成了一套思维惯式。

在房地产行业，我不相信很多被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也不想被任何企业影响。他们大多希望媒体按照他们想要的去报道，我不太愿意妥协，甚至有时瞧不起这样的妥协。

我想知道政策变动、行业事件、企业选择背后的逻辑和内幕。

想要挖掘出真正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去看究竟是哪些人在做突破，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

只要好奇心不灭，我就能一直做下去。

也因此，董小姐相信记者应该接地气，有自己的观察与逻辑体系，这是写字的基础。记者究竟应不应该学习经济学？

当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对此深信不疑。

当一知半解的时候，我却认真思考起这个问题来。

我问我的同事，你觉得经济学对你做报道有帮助么？

他摇了摇头，“没有帮助。经济学是把很多东西都抽掉，只是在一种真空状态里研究问题。”

我知道，不能用对做报道有没有用，这样短浅的目标来衡量经济学的意义。

董小姐如今对经济学的了解，也不过是蜻蜓点水。前期的学习，手上是没有读完的书。但即便是这点稀薄的了解，它也为我的思维方式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我感到了冲击，也感到了新的困惑。

因为我发现，以往的思维惯式在这里行不通了。

让我困惑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学的推演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我们从一个实际问题出发，去探讨解决之道。一个经济学味十足的解决办法，有时候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是格格不入的。

我挖过长官们的内部讲话，看到他们的愁闷和解决方法，看起来常常是如此的违背经济学常识。

这不代表用经济学去思考和推演一切无意义，只是在现实性上可能会打不小的折扣。

当发现一个现象，身为记者的我会下意识寻找现象背后的根源，如何应对解决，观察它已经造成的结果，及其未来可能带来的数种后果。

而经济学会在第一步就让你知道，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合理的，不必大惊小怪。

经济学可以一针见血地解释它，可以把现象剖开来给你看。

到这里就会遇到，这一现象值不值得关注的问题。

倘若绕过了这一关，还能继续关注，经济学也会推演出应对之道。经济学家们会得出一个相对最优的办法，可是，往往也没有现实的验证。

比如，从价格逻辑出发，寻找单体的最优解决方案，但却忽视这可能导致的整体无效率。社会经济学或许不在此列。

这是一个很容易让记者沮丧的过程，一切都像是徒劳。

最直接的后果是，到这一步，报道可能已经没有做下去的心气了。

有人会说，难道因此你就要忽视问题的本质么？

经济学是给我看问题的第三只眼。我很感谢它，但却以为，做这一行，有时候你还是要自欺欺人的忘记它。

媒体天生有猎奇性，想要迎面撞上现实，对每一件看似异常的存在，摸清来龙去脉。我们既关注本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也关注不能怎么样，只能怎么样。

记者们爱捕捉的异常，很多时候是经济学定义里的平常。

我过去认为，记者最应该避免的理念之一就是“这不重要”。记者应有理解之同情，也应畅想不可能之改善。

更要有撞南墙的精神。是撞了南墙，眼看着最宽广的大道就在前方，却走不了。

你只能转头找另一个窗子跳出去。学习经济学，而后董小姐从媒体职业操作角度出发，感到的这一层面的困惑，一定早已是老生长谈，没什么稀奇的。

我曾想，在搞清楚所有经济学门类，大致看过所有经济学家的著作，有过系统性的思考之后，我才有一点资格去评判经济学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否则，许多的感触，恐怕都会漏洞百出。

与北大国发院的大师们探讨问题，我看得到自己的浅薄与差距。我们不在同一条认知水平线上，只能心向往之，做尽可能的改善。

但一个月的学习之后，我对经济学燃起好奇，不解，推敲与一定程度的接受。

我开始明白不是在课堂上抬杠式的找一个反例，就足以推倒经济学的解释。这也是一个值得被记载的过程。

我要给我的认知土壤松松土，让阳光和雨露都进来。

开始思考，过去坚守的、自以为正确的，还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毕竟，经济学也有立志于指向现实的。周其仁老师说，经济思维的重点是怎样解决关键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

对于一些现象，现在看不清楚的，就放一放。以后再看。

我自己是个迷信调研的人，也喜欢看地方长官和企业高层怎样应对难题，而周老师过人的能力之一就是调研。从那么多纷繁复杂的现场里抓住核心，分门别类，提炼精华，并不容易。何况所有的现象都无法穷尽了解。

这其实是每一个记者都应该学习和具备的能力。

记者的局限性在于，急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里，捕捉冲突与矛盾感，对一锤定音的答案着迷。却忘了这是「咸肉」思维。

我喜欢邓峰老师说的，不要成为咸肉的故事。

他说，有一回，他们几位教授在一起讨论现象与问题，结束之后，一位主持人去问他，你们讨论这么久，有什么结论，应该怎么解决呢？什么答案也没有，完全没有用啊。

邓老师对此嗤之以鼻。

“这样的人就是一块咸肉。”他说，你以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你搞清楚问题究竟是什么了么？现在就是在讨论什么是真的问题。

人怎么会成为「咸肉」？如果你像咸肉那样，已经接受了一种味道，就很难再接受另一种滋味。不论再加什么东西进去，你都只是一块咸肉而已。

这可真可怕。

我从这个故事里，看到了所谓「徒劳」的意义。过去这一个月，薛兆丰老师的经济学原理课，给了我很多灵光一闪的启发。

比如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垂直的需求曲线。

我联想到房地产。本质上，房地产也没有绝对的刚需，房地产行业的需求是个伪命题。你永远都可以不买房，可以离开高房价的城市，路径有无数种。

没有那么多的非如此不可，这也是符合人性的。

又比如，为什么社会里总有老夫少妻的搭配？

有一回，和企业里的人聊天，泛泛而谈的结论是，年长的男方潜意识里希望重返青春，你会发现这种组合里的男方后来都在心态和外型上变得比此前更有朝气，而女方也更有安全感。

直到看到经济学上的解释，那两条不同波峰的曲线，才恍然大悟。曲线显示，女方往往在20岁左右达到价值最高点，而男方可能在40岁。姑且不论公众对男女价值评判最高点的取值是否合理——它的确是普遍存在的。

最好的组合原来是，大家一起走下坡路。这个结论让我忍俊不禁。

又比如，缩小贫富差距，消灭不平的呼吁原来一直是错的。不平没有办法被消灭，应该消除的是社会的不公。

我从来没有如此细致的考虑这一问题，消灭不平的口号太好听，外衣漂亮，就让人以为是对的。

薛老师的经济思维也许是，对所有现象都更深一层的挖掘原因。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他的课也会按这个节奏走，不断追问，让我们说出自以为是的判断，最后发现在他的追问下，我们的判断走进了死胡同，脆弱不堪。

在这样的课程里，我知道了强者必先示弱，喝酒是必要的自残。就连每天微小平凡的幸福，都能找到经济学的支撑——早上起床，呼吸新鲜的空气，夜深人静，泡一碗方便面，都觉得人生珍贵。有信心面对第二天所有的不可预知。

经济学里原来也有那么多被藏匿的金子，那些短小精悍而到位的理解，以不同的方式解释着我们的日常，也解释我们自己。还是回到记者的本职中来。

在北大上课，并不会把我真的培养成经济学者，没有如此一劳永逸的事。

我相信，如此系统的学习，为的是，重返记者岗位时，能与过去有一点不一样。

警惕自己的思维惯性，不再想当然，不信奉所谓的标准答案。从实际出发也不是阻挡一切深度思考的理由。

我想要用心观察北大这群知识分子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思考什么，质疑什么，想要解答什么。

甚至，在他们内心困惑之时，会怎么办。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有很多人问过我一个相同的问题。

他们好奇我接触、采访、了解的企业家里，最欣赏、最崇拜的是谁。而且很多人是在想要跳槽时来问我。

我每一次都思忖良久，却每一次都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没有。

这种心理在我这样的年纪，会被认为是不信权威。会有人说，好吧，你们这一代就是这样。

我的理由是，做记者，看到的不仅是光彩夺目，在你想要看深一层时，会发现很多与你预期不符的事，但你的预期并不重要。

人性如此复杂，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在360度的观察里，你很难全身心的崇拜或欣赏谁。

我对商业人物是如此态度，对知识分子却完全相反。分分钟就变成知识分子“脑残粉”。

我还记得，周其仁老师来与大家讨论的那天，北大国发院的大师们与同学们围桌而坐，大家滔滔不绝，唇枪舌剑，各有体系。

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场面如此动人。大师们最金贵的是头脑，能够吸纳他们思考的结晶，反复推敲，看到和而不同，也看到自我的局限性，已经弥足珍贵。

虽然，那天，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在大家面前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不解，还被周其仁老师评价为「操心太多」。

这样的场面提醒我，不要着急判断，不要急着下结论，就只是先吸收，再斟酌就好。

真希望这样的场面再多一些。

听说，那天与我们探讨了7个多小时之后，国发院的老师们又继续开了内部探讨会。延续至深夜，有人喝红酒，有人飙英文，大家话题宽泛，气氛热烈，工作时长无与伦比。

这个国家需要这样的人，像闪烁的明星，照亮前方的路。

采访时那位企业高管说，我手里的笔是一把刀。现在，借着明星的光彩，我希望这把刀再锐利一点。

就像胡大源老师说的，不要去管你写什么报道会火，而要让它们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PS：敬请关注下篇：「董小姐 | 北大男神小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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