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笨：进城卖菜记

每次去买菜的时候，我都会触景生情，联想起自己少年时期进城卖菜的情景，至今还是那样的历历在目。...





居家过日子，和家人去菜市场买菜是很平常的事。但每次去买菜的时候，我都会触景生情，联想起自己少年时期进城卖菜的情景，至今还是那样的历历在目。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乡下读初二，在暑假里，我照常到生产队里去参加劳动，以挣点工分替家里分担衣食之忧。那个时候，我只有14岁，每天的工分好像是7分，在当时生产队“一大二公”的经营体制下，每个劳动日也就是说每10个工分的分红，大概是6毛钱，就这还是比以前好了许多，在此前的几年里，一直是4毛多钱。也就是说，我当时劳动一天，所获的收益是4毛2分钱。



听三姑母说过，她们所在的村里情况更糟更残，每个劳动日的工分价值只有1毛5分钱，老乡们开玩笑说，受苦受累一整天，只相当于抓了一只麻雀。当时供销社收购麻雀，每只的价格就是1毛5分钱，我当时还为此颇动脑筋，想了好多办法，用老鼠夹子夹，用筛子扣，捕捉了不少的麻雀，从而解决了我的书本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勤工俭学了，可能就像一位西方哲人说的那样，苦难使人早熟吧。



生产队里的一些活很繁重，比如说出圈（清除牲畜圈里的粪土）、拉平车运输和割麦子等，尽管风吹日晒，汗流浃背，辛勤劳作，苦不堪言，到头来还是落了个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的结果。有位农村文化青年作了一首打油诗形容和描绘了劳作场景，诗云：腰弯如牛，头尖如毬，胳膊上如电焊在流，妮子们见了发愁，这种日子何日能到头？相比之下，最轻松的活就是会计、保管、饲养员。但对于我来讲，这种好事是落不到我头上的，因为年龄小，尚在读书，还不能算是正式劳力。唯一的可能就是外出卖农副产品的营生。



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唯一的可能竟然变成了现实，此等好事毫无兆头地降临了。傍晚临下工时，队长找到了我，说是我脑子好使，算账比较快，要派我和几个人明天到县城去卖菜。我听后高兴得跳了起来，调皮地敬了个礼，说：报告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清早，我便和孬孬、旦娃在金池叔的带领下，拉着平车，带着工具，到菜园里去割菜。当时菜地里已经没什么菜了，仅仅只剩下了韭菜，为数还不少，整整装满了一平车。俗话说，六月韭，臭死狗。看着满车的韭菜，我心里就直犯嘀咕：现在已经是六月天气了，这大热天的，能把韭菜卖出去吗？心里这么想，但嘴上却不敢这么说，还是兴高采烈地和大伙儿拉着菜直向县城走去。



好在县城不是很远，大约就是8公里的样子，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走到了。到了县城，我们选择了一个人员流动较多的地方——县文化馆门前的广场。没过多久，就有人来问讯我们的菜了，你一斤，我二斤，卖得还比较快，看来，当时的担心是多余的。金池叔掌秤我算账，孬孬、旦娃在旁边帮忙，合作得很愉快。



第一次在县城里劳动而非游逛，我们三少年很是兴奋，又说又笑，说是真羡慕城里人呀，看人家大人、小孩穿得干干净净，说着普通话，体力活不干，生活过得还很好。所以呀，当时由于怕吃体力劳动之苦，我就梦想着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一个城里人，就想着能在县城百货公司里当一个站栏柜（售货员）的就心满意足了；实在进不了城的话，在村里当个民办老师也行，只要不修理地球就行了。当时我读书的动力就是源于这样幼稚的理想和走出山村的冲动。



临近中午了，金池叔对我说：“老笨，你姨父不是在县招待所吗？你去提壶开水回来，我们买几个饼子吃午饭吧！”“好的，就去！”我连忙说。走进招待所大门时，看到临街客房门口聚集了好多人，似乎在看什么热闹，我好奇地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在客房里抓住了一个小偷，被人围着打，只见一个老头义愤填膺地用耳光搧着小偷，便打便斥责：“我让你偷，我让你偷！”直打得小偷哭爹喊娘，凄惨哭喊，真让人既痛恨又同情。那个时候，日子虽然比较清苦，但社会风气很正，小偷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哪像现在，社会风气江河日下，遇到坏人坏事，人们冷漠，无动于衷，好人怕坏人，坏人欺负好人，“劣币驱逐良币”，这可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吃过简单的午饭后，我们转移了地方，到居民区把剩余的韭菜扼杀了，就是降价处理了。然后，我们就到城里热闹的地方转了转，看了看，就拖着一身的疲惫和兴奋，满载着一天的收获和喜悦，踏上了回村的路。



那天的夕阳，格外的美丽，像个欢闹的金娃娃，披着余辉，西坠而去。

这是我一生当中，唯一的卖菜的经历，是那么新鲜、美好、深刻，让人终生难忘。

注：写于2007年9月，2016年5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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