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吃馒头

吃地瓜旧作

我出生在金州农村,是吃地瓜长大的。但进城后近三十年来,再也没怎么吃过地瓜。　　妻子和女儿喜欢吃...

我出生在金州农村,是吃地瓜长大的。但进城后近三十年来,再也没怎么吃过地瓜。
妻子和女儿喜欢吃地瓜,尤其喜欢吃烤地瓜。无论她娘俩吃多少个，吃多少次烤地瓜,我却一口也不吃。她们叫我吃、给我吃我也不吃。女儿曾经好奇地问我:“这么好吃的地瓜,你为什么不吃?”我告诉她,我小的时候,几乎天天吃地瓜,年年吃地瓜,吃过的地瓜能装满好几汽车了,已经吃够了！对我来说,地瓜绝不是什么好东西,更不好吃,吃地瓜绝对不是幸福,而是痛苦。女儿一脸茫然。
我小的时候,生产队里主要种玉米、大豆、地瓜还有少量的小麦。我们那里的土地很适合种地瓜,于是地瓜就占了很大比例。大豆玉米大部分上缴了公粮,地瓜大部分做了农民的口粮,每到秋末,每家每户都能分到好几小推车地瓜。由于地瓜不便于保存,就得先吃地瓜；由于高粱米、玉米分得很少,只能多吃地瓜。所以从秋末到第二年春天,几乎天天晚上烀地瓜,顿顿吃地瓜。
天天吃地瓜的滋味很不好受。我始终认为地瓜在粮食中是最次的,不要说跟细粮小麦比,就是跟粗粮中的玉米、高粱米比，它也是最低级的。而且地瓜的吃法没有多少花样,除了蒸着吃、烀着吃就是放到稀饭里吃。地瓜的营养价值很低，吃了不抗饿，长得力气少，吃地瓜干重活特别费劲。地瓜吃多了还烧心,胃像被小刀子划着一样难受。
记得有一年夏季,我家3口人第一次分到50斤小麦。母亲把这大半口袋小麦扎好口存了起来,准备过年吃。夏秋两季是一年中农活最多最重、社员最苦最累的季节,可是我家没有吃上一顿细粮,由于父亲是知识分子，在城里上班，一两个月回家一次，回家也帮不了多少忙，也怎不会做农活，干不动体力活，生产队里的活、家务活都落在母亲的肩上，母亲几乎每天吃着地瓜下地干活,有时候要推上百斤重的小推车，晚上回家喂完鸡鸭鹅狗，还要到屯西头的小河里，挑30多担水浇菜……母亲整天那精疲力尽的样子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清楚的记得我十四岁那年，我就踉踉跄跄挑水浇菜，肩膀被扁担压得肿的老高，火辣辣的疼，母亲执意不让我干，说肩膀压早了，以后就不长个了，我偏不听也不信。母亲怕影响我发育，赶上有挑水、推猪圈粪、扛苞米袋等重体力活时，晚饭就不烀地瓜，单独给我煎个荷包蛋吃。现在想想自己个头不高，也许真跟挑水早多少有点关系，不过我一点也不怨恨母亲，那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只想早点帮母亲分担家务。
我上中学时，在镇上，骑车要一小时，中午带饭在学校里吃。一星期4天带地瓜2天带饼子。早晨,到学校把地瓜放到食堂的笼屉上；中午，加热后的地瓜又粘又滑,甜兮兮的,不大口吃咸菜很难咽下去。看到那些富裕屯里的学生们,大口大口地吃又白又暄的馒头,我很是眼馋,我家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几顿有点发黄的馒头，不知道白馒头是啥个滋味,只是想象着白馒头肯定很好吃。
我带的饭属于最低级的，吃饭时“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便油然而生,总是悄悄躲到教室角落座位上去吃。我不止一次地暗暗下定狠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离开农村,一定要不再吃地瓜，一定要像富人家的孩子那样吃上白馒头!
“不吃地瓜,吃馒头”成了我少年时代最大的奋斗目标。
我的家乡吃瓜菜粮，一直吃到1984年农村大包干后，才渐渐有所改善。
后来，赶上国家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我和母亲弟弟沾了父亲的光，进了城，落了户。中学毕业后，我进了工厂当了工人，尽管那时粮食还在实行“定量”供应，每月只有30斤，而且也有一部分粗粮，但我不用吃地瓜了，也能吃上纯白面的馒头了。我曾经下定决心：除非不吃就枪毙,否则我再也不吃地瓜了!
近几年，陆续有媒体报道：蔬菜中有农药残留，水果中有催熟剂、膨大剂，面粉中含有添加剂，猪肉中发现瘦肉精，海鱼被防腐剂浸泡等等，搞得人心惶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地瓜不安全的报道。电视广播报纸里关于地瓜如何如何有营养、有保健作用，吃地瓜如何如何好的宣传也多起来了。尽管我知道,这些不排除又有张悟本式的商业说教，但又不能认定人家全是歪理邪说。

城里人开始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地瓜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黄壤地瓜卖到2块5一斤和苹果一个价。

每当秋菜上市时，地瓜也到了收获期，大街小巷，楼前楼后，卖地瓜的农用车旁聚满了人群，我发现买地瓜的不再是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很多年轻人也加入其中，看到他们整箱整箱搬走地瓜的身影，我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滋味，不由自主的发出一声苦笑。
我已迈向中年，如何保健、如何防病成了重大课题。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对地瓜不再那么反感了，对烤地瓜摊飘出的气味也不讨厌了。有一天，我竟然神使鬼差地花了5元，买了一个地瓜，扒开又焦又糊的皮，露出又鲜又黄的瓤，闻着那又甜又香的热气，不再吃地瓜的坚定信念，终于崩溃了!
事后我很困惑:当初不再吃地瓜的信念是对还是错？坚持了近三十年的信念怎么说跨就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