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回三中人回忆录 犹记当年上学路（下）

好像在初中升高中实行推荐时，上大学也实行了推荐，推荐权在各公社还是区里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不敢奢望的。现在...



作者上、中篇：犹记当年上学路（上）、犹记当年上学路（中）

好像在初中升高中实行推荐时，上大学也实行了推荐，推荐权在各公社还是区里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不敢奢望的。现在想想都不知道那时的自己怎么那样的傻，不知在六伯和堂哥偶尔回家时问问他们“考大学”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时“考大学”是闻所未闻一点也不夸张，学校读书的情况又是那样子，认为高中是自己这辈子读书的终点了，只好将精力的重点调整到家里的劳动中去。上课有新内容就听老师讲，听懂后便自己做作业，保证每天所有作业在放学前完成。说到作业，作文是不得不说的一项了，我们那时流行的作文真实写照是“前面抄书，后面抄报，中间喊两句空囗号”。而我的书除发的课本外再无其他，报纸是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一张。我们班乃至我们一届作文写得好的是王旭邵同学，班里女同学数袁辉的作文写得好。在我觉得无书、报可抄，那几句口号喊来喊去没什么新意时便打起了袁辉的主意，即将她写的作文当范文来参考，有时老师一布置完作文我就跑到她座位上去看她怎么写，有一次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影响我写了，现在每当回忆到此便觉得真是有愧于袁辉同学了。

高一下学期的物理课全是纸上谈兵的手扶拖拉机，老师大概是没什么调整。高二时班主任换为廖文（名）元老师，并教我们数学，物理换成罗熏南老师教，英语换成王德辉老师教（高一为年轻的罗玉梅老师教）。

廖老师妻子是大桥中学的袁玉梅老师，我们同村人，我在初中时多次得到过她的关照。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过廖老师夫妇的事，所以对廖老师的名字并不陌生，但近距离了解廖老师还是在他做我们班主任后，廖老师看似严肃，话不多，但其实他很平和也善谈，常常在课间休息时与我们聊聊夭，聊些学习或劳动方面的话题。他讲的数学课思路清晰、推理易懂，以致我至今都不相信：在那时一次隆回县统一检查高中数学老师水平的考试时他才打3分的传言。

罗老师的物理课上得不错，只是当时他的家庭困难得让人牵挂。罗老师之妻（师母）是一农村妇女，又患有精神病，几个孩子又小。师母带着几个小孩虽然来学校的次数不多，每次住几天，但我亲眼见过她病发时不顾自己形象披头散发，甚至还与罗老师吵架。罗老师常常回罗洪的家照顾家人与干农活，幸亏那时上课抓得不紧，不然他一家人的日子更难过。不多的物理课我们到底学了些什么，现在使劲搜索，脑子里都找不到一点痕迹。2001或02年时，在珠海偶然碰到一位说罗洪话的平安保险业务员老乡，向她打听罗老师的情况，听那老乡说，随着罗老师的几个小孩长大成人到了深圳，师母病愈，罗老师退休后又帮他侄子办企业，罗老师一家过得不错。我还没来得及为老师高兴，那老乡接着说罗老师已在不久前因车祸不幸遇难，我只能仰天长叹：对罗老师为何如此不公！

教英语课的王老师是我认为当时三中四位儒雅知识型男老师中最典型的一位（罗崇礼老师与黄伯魁老师乡音太重，魏智周老师嗜烟），王老师的英语课讲的确实不错，特别是冬天一次上课时，教室前门被风吹开，王老师一边走去关门，一边脱口而出“狂风不识字，何必进门来”！让我们忍不住大笑，也让我们感觉到王老师文化不低。

另外一位重量级老师是张青华老师，张老师优雅的气质、端庄的举止，即使现时也是典型的知识型中年女性。据说她毕业于名牌大学，水平很高，记不清是高一还是高二，张老师教过我们农业常识课，她讲课的水平确实非同一般，只因当时我对该课毫无兴趣，她讲的内容己全然无所记牢。张老师严厉有余，慈祥不足，她是全校女生管理员，她的住房在女生宿舍楼（学校大门二楼）楼梯口旁的套间里（教室隔壁的班主任住房也是同样设计，可见先人在设计时考虑得周全，我的确敬佩），女生宿舍被张老师管理得秩序良好。张老师丈夫是大桥公社被称为“陈主任”的领导，他们夫妇终生未育，在我们毕业后，他们在其亲戚那儿领养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不久后那男孩在三中后山上霸砖取泥（在我们霸砖的上面）留下的大坑里溺水身亡，所以高平一时流传过张老师“命硬”之说。

我对学校领导当时称为主任而不是校长一直不能理解，直到不久前在修史群看到上传的照片中有“隆回三中革命委员会”全名时才恍然大悟。这应该是那个特殊年代对学校领导的特殊称谓吧！这个称谓对于很少在校露面的阳（杨）（副）主任来说无关紧要；对实干、重教、惜才的蒋（副）主任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无奈。

那时虽然上课与劳动占比不差上下，但每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还是中规中矩地进行；虽然考试成绩也不公布、不评比，但同学间大多知道彼此的成绩（每次考完老师批改后试卷都发下来）。我们班里女生偶尔单科（以语文、物理为主）一次成绩较好的有汪贵君、周若明、袁美娥等同学，我的语文成绩只能每次保证“60分万岁”，但数、理、化成绩基本能保持在班上乃至年级前几名甚或前一、二名，由此得到蒋主任及张老师和各任课老师的默默关注，特别是高二上学期期末的数学考试，试卷发下来后我很快就做完，交卷后走出教室来到大操场，碰到张老师，她问我考试都半小时了怎么还没进教室考试，听我说已考完交卷，她顿觉惊讶。而后又碰上蒋主任等，同样让他们惊讶不已。那次考试我得99分，在学较引起小小震动。

1976年10月以后，全国各行各业特别是教育开始实施改正，但总有些过程，大概到1977年4、5月间，廖老师在与我们聊天时说：可能那年会开始能考大学，当时的我心里有种不可信的高兴了几天，但随后直到我们毕业前夕，仍无一点确切的消息，我为尽快回到家参加生产队的“双抢”而多得些工分，毕业后不顾任何事情便回家全心身投入劳动。

 大概1977年10月底，晚稻收割己尽尾声，挖红薯、种小麦的劳动正在紧张进行。突然有一天三中蒋主任托人送来特大好消息：当年正式恢复高考，这一特大喜讯让我同全国累积十多年的高中毕业生一样心情激动，也让未曾组织与辅导过参加高考学生的隆回三中领导与老师无所适从。随后的一天我回到离别三个多月的母校，蒋主任热情地告诉我学校将组织考前短期复习班等，从他的言语中明显感觉他对我寄予厚望，我报名参加听课。但在后面听课的感觉是：与其说是复习班，不如说是学校组织几天的“赶场”，理科班设在大礼堂，文科班设在当时教师吃饭的地方，课堂乱哄哄的，听课的学生来去自由、人数越听越少，老师讲课的内容比我知道的还简单得多。一次下课时我路过文科班教室，便在其门口停足观看一小会，正巧碰上由此路过的蒋主任，他当即以责怪的口气严肃的对我说：你怎么准备报考文科？你只能报考理科！由此可见蒋主任对我多么熟悉。

这一特大喜讯也让我成为我们一大家人关注的重点，六伯先后几次给我寄回复习资料，在南昌一高校工作的姑姑给我寄回一套江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数、理、化复习书。由于我及身边所熟悉的人从未涉及过高考那么重要的大考，难得静下的心情异常浮躁，家里的劳动本来就多，再加上我们屋后的山“放山”（禁止进山几年后准许到山里砍柴等）要多砍些柴等劳动，根本看不进书，只能在劳动中干等着那梦寐以求的高考日子来临。

我无从知晓第一年高平有多少人报考，只知道高平当时唯一一家照相馆照准考证照忙得一塌糊涂，大桥边照相馆根本容不下那么多人，照相馆老板兼师傅只好将照相地点转移至他侯田的家，我赶去后见他家屋前的山头上都挤满了人，幸好我班汪贵君同学的家与他家相邻，我在汪贵君家住一晚才照到相。我们班那些成绩稍好的同学也都报了考，那一届的高考考场除三中所有教室外，大桥中学与马落中学的教室都用上了，我被分到大桥中学的考场。

记得是在（具体日期记不起来了）早上打着大霜的冬天开考的，理科共考语文、数学、政治与理化（物理化学同一张考卷），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第二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理化。第一天早上我自己做了早餐吃过，走路去参加考试，第一场考卷发下来后，我一看试题便让我这个“盖着盖子的井底之蛙”彻底傻眼，大概大家说的“脑子一片空白”就是这种感觉：即看似有些题会做可就是无从下手，全身也颤抖起来，几经镇定都效果不佳，最后不知做了多少题，下午考数学时有所好转，但从未见过的试题还是不会做多少，第二天的考试也大致如此。公布成绩后我自然是名落孙山，我们那一届三中毕业生被剃了一个“光头”；我们上一届毕业生好像考了一（二）个中专。

78年春节前我六伯给我来信，要我上他那儿准备78年的高考。春节后我第一次走出高平几经辗转去到我六伯那儿，六伯那时因身体原因大多时侯在家休养，只是学校有重要事情时或者是他去学校或者是学校老师、领导来他家商议，他知道他们学校那时教学质量不好，便在了解我的情况后给我制定学习计划让我在家自学。大概10天后，不知是我母亲不习惯我不在家那么多事做不了，还是真的有人给她什么三中要我回去上课的消息，或者两者都有（后来无暇顾及考证），她一份电报发到我六伯那儿，我只好屁颠屁颠赶回高平，回来后才知道原来是三中招复习生，方法是自己报名后考试，好像有好几十个报名，但通过考试的就几个人。

我们几个通过考试的在开学大概一月后插入隆回三中25班，开始我的“高三”学习。再次坐进三中教室后发现：蒋主任己调走，教25班语文的是黄伯魁老师，教数学的是刚从隆回四中调回的邹芳荷老师，教物理的是罗熏南老师，己记不起谁教化学与政治。黄老师讲的语文课与罗崇礼老师的差不多，邹老师的数学课我感觉比刘求和老师与廖老师的讲得好，罗老师的物理课是每节都上，但好像课外辅助资料不多。我便翻出我姑姑寄给我的那套资料来看，物理几乎看不懂，连牛顿第一定律等式F＝ma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数学书上也有些难题不会做，由于听老师讲的化学课没什么收获，自己便硬着头皮自学完那本化学书。我也开始住校，饭是自己拿一个碗和米蒸，每月1元的搭伙费，当时负责食堂的主要人员袁新国是我们大家子里的堂哥，他帮忙给我毎餐将饭放进蒸笼蒸，省下那1元钱，对此我一直心存对新国哥的感激；菜是每间几天自己从家里炒一杯子去。那时候的物质还是很缺，生活也很苦，为了考出农村只好克服这些。到7月7、8、9日参加当年高考，大约在三中又读了4个月的书，4个月日夜在校学习与生活的感觉是学风不怎么好，晚自习时较乱，考试时的乱也超出我想象。

那届高考成绩公布，应届毕业生中刘作本由于刘求和老师的极力帮助，“超常”发挥考上重点——中南大学（当时称中南矿冶学院）的选矿与矿藏勘探专业、刘兴高考入邵阳师专，来自我们同届23班的复读生袁建春考入湖南农学院邵阳分院（大专），我却以7.2分之差又名落孙山。

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头两届高考，76、77、78三届三中学生考出的成绩如此之差，便给三中贴上了“教学质量差”的标签。我的成绩也是那样的让三中领导及老师失望，我虽“贼心不死”，但不管怎样，当务之急是回家“双抢”挣工分，一到家里劳动就是放不下的没完没了。待到10月底才抽出闲来考虑下届考试的事，当时想到：第一，我一向信奉“以实力说话，做好自己”的理念，可实际做的还是不如应届毕业生与老师共同努力的结果好，从被寄予厚望到让他们失望的落差太大，我再去三中明显自讨没趣；第二，根据当时家里条件及自己初中基础明显好过高中的情况，决定转变方式采用“曲线救国”，即先考个好专业的中专参加工作，其后再深造；第三，惦记着大桥中学曾益三等好老师。考虑后自己就决定去大桥中学中专复习班。离开三年多后再回到大桥中学，第一感觉是其校园有些变化，原来东面（马路边）那栋木房子被拆，建成了红砖结构房子，外面又长又宽的走廊没了，在房子的内侧加了一条走廊，其他的无暇顾及观看，曾益三老师也己不在那里。

我们复习班有几十号人，其中有高我几届的三中毕业生，也有低我一届的三中毕业生，同学间年龄跨度大的有十来岁。主要老师是：管理加教数学的是袁治伯（后来改名袁宗古）老师；教初三的物理老师阳名举及化学老师袁愈惠兼教我们物理与化学。这三位老师的课上得都不错，特别是袁治伯老师不仅数学教得好，我有语文、物理方面的难题也去问他，有了他使我忘了曾老师不在那儿的失望，尤其他说我“心灵手巧”的鼓励又让我找回初中时的那种自信；袁愈惠老师的化学课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总结出的无机化学物质鉴别的歌诀。我又开始早上做很多事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又做很多事的走读，这样做事读书两不误、轻松又快乐的学习直到寒假后开学一段时间。怎知计划远赶不上变化，那年考试制度改成大学中专一起考，考分由高到低录取大学到中专。这样的决定迫使我们中专复习班解散，其中大多数同学不知去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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