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教室考上

隆回三中人回忆录漫漫求学路

早在一个月前就给自己布置了任务，要在国庆节期间完成文昌会诸位领导的“稿约”。今天一早起来就坐在电脑前，和当年...

早在一个月前就给自己布置了任务，要在国庆节期间完成文昌会诸位领导的“稿约”。今天一早起来就坐在电脑前，和当年写作文的感觉一样，不知如何下手。二十几年过去了，记忆中还是有不少东西，如何取舍颇费周章。考虑到以后要各位同学的文章汇总成册，所以我打算以“人详我略”的原则来写，为读者节省点时间。

前些时候，袁健老师对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农村孩子的出路进行了总结：一种是家长在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通过顶职、内部招工进入工作岗位；一种是南下广东，先打工后创业（创业当然是后话了）；第三种是走读书道路，这又分几种情况：天资聪颖的人在初中就考上中专，毕业后分配工作，或者高中毕业之后应届考上大学；消息比较灵通的同学另辟蹊径，通过移民外省考上更好的大学，拥有更丰富的人生；还有一部分就是象我这样的，辗转复习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考上大学。和历史上的“白发童生”一样，连续奋战在高考考场不仅是个人的选择，还有更深广的时代的原因。尽管如此，这种经历带给我的羞愧总是挥之不去（不想提及这段历史，估计是虚荣心在作怪）。

1978年秋入小学，2009年初获得硕士文凭，回想自己二十年的读书生涯，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实听话但不太勤奋的学生。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足够的聪明，是父母的意志力促使我走出农村。当然，“走出”只是意味着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幸福指数并未因此上升。

1977年秋季，我快7周岁了（三中学籍登记簿上的出生月份应为10月），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但是6月份妹妹出生了，我听从父母安排在家带妹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天天扛着妹妹到处跑。78年终于入学了。白地小学是白地和白羊合办的学校，两栋两层的木楼，呈L形分布，两楼拼接处是一个楼梯，一楼两个教室，南楼和东楼各一个，二楼三个教室，南楼两个，东楼一个。南楼的一楼是幼儿园，当时称红孩子班，东楼的一楼是大队的仓库；二楼除了教室，剩下的房间都是教室宿舍。记忆中我们的教室就在南楼一楼靠楼梯处，五年级时才搬到二楼靠西边的教室。小学阶段，不断有同学进出，有从上一个年级降级下来的，也有半途辍学的，来的少，走的多，五年级时，教室就显得有些空旷了。30几年过去了，同学们星散各地，有联系的不多。巧的是，前些天因为罗辉的回忆文章联系上了学霸级同学王志刚，此事值得一记。

83年以稍高于及格线的分数考上颜公中学，初一的班主任是李智轩老师，初二初三换成了袁信清老师，袁老师是接受过私塾教育的，古文功底很好，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袁老师对工作非常负责，那时候他每周都要我们写周记，批改很认真，写得好的地方就画圈圈，这些圈圈曾给我巨大的鼓舞。记得某个学期末的周记内容是写下学期的打算，我写了四个字“见机而行”就交上去了，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重写，结果我写了这样两句话：“不改原意，我还是见机而行”。这次老师有点生气了，公开批评了我。这么写也不是想和老师作对，记得当初有一点点想退学的念头，不是什么坚定地想法，也没透露给任何人，下学期开学乖乖的上学去了。袁老师是我学生生涯中碰到的少见的认真的人，一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想起他。2016年初春，一些热心的同学组织了颜公中学的首届同学会，一次见到了好几个熟悉的老师，三十年不见，师生都很激动，遗憾的是永远见不到袁信清老师了。

86年考高中的时候，我居然没考上，意外也不意外，我一直不够努力，虽然排名尚可，那是在大家都不努力的情况下。我们那一班有谁直接考上高中，竟然想不起了。父母很痛快的同意我复读一年，开始复读的时候也曾把二中作为目标，结果只考了个三中。

第一次去三中是和小学同学兼邻居一起去的，记得进校门的墙上贴着新生名单，毛笔写的，不太工整。我被分到74班，班主任是袁健老师，教我们物理，班级人数很多，后排的同学都抵到后墙了。教室后面有一口井，在学校几口摇井诞生之前，它是唯一的水源，学校厨房用水，学生平时喝的水、洗漱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井台距水面有一米左右，用绳子扣住水桶的提手，放在水面上，手里握住绳子，猛的一抖，水桶剜进水里，灌满一桶再收紧绳子，拉上来。这是一个技术活，不会打水的新生总会碰见热情帮忙的老生，他们一边示范一边讲解要领，几次之后就会了。打水也要点力气，但对于出身农村的孩子来说不算什么。74班靠窗的后面几个位置最受欢迎，明白其原因已经是文理分班之后了，分班之后我在75班，教室在原74班的楼上，有一天，咱们的一位男生趴在窗台上，望着井台上忙碌的打水人，叹了口气，深情地说：“这样的女孩我看一眼就喜欢……”

高中三年，教过的有袁宗古老师、周乐培老师、罗崇礼老师、刘兴高老师、王修邵老师、刘益章老师、廖国义老师、唐发胜老师、周韬老师、焦学健老师、周跃平老师等。89年上半年，从湖南师大来了两位实习老师，其中高大帅气的那个叫曾求凡，是高平人，有两个大酒窝，个子小点的老师是零陵人（名字已忘），两人都是教历史的。那年春天，实习老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带我们去爬金凤山，还带我们去了小坳新石器遗址，我记不得当时出去的名目是什么了，事实上就是游玩，先从老师那儿知道小坳有新石器遗址这么回事，然后一群人去了现场，确实有人捡回了打磨过的小物件。实习老师有彩色胶卷相机，每次活动都拍下很多照片，大家都很开心。有一天，实习老师的老师来了，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很严肃的样子。他是来检查实习情况的，两位年轻人精心准备，各上了一堂课，平时浑洒自如的他们在老师面前大汗淋漓。实习老师走的时候还组织了一次送别会，同学们的伤感毫不做作，毫不掩饰。

高中三年，作为一个听话的学生，绝大多数的日子波澜不惊，但也有一些非常美好珍贵的记忆。也许是90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几个同学一时兴起就沿着高平通往邵阳的公路散步去了，大家一路走一路说，一直走到棠下桥。有哪些人，说些啥都很模糊了，那时桃花梨花开得正盛，空气中弥漫着令人迷醉的气息，天空、田野……触目之处，如诗如画，那场景成为了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此行应有四五个人，时光荏苒，转眼快三十年了，和我拥有这共同的记忆人而今散落在何处呢？

90年高考之前有个预考，我虽然考了文科班的第二名，却没敢做大学梦。高考成绩出来了，我依然考了第二名（这两次的第一名都被周伟和所得），但离录取线还有三四十分的距离，也许更多一点。父母似乎早就打定主意，他们很轻松的说：“复习一届。”

暑假过去，我转战隆回兴中。第一次从兴中回家，我母亲大吃一惊，实在是瘦得太多了。能吃能喝的，我自己并没有多少感觉。这次暴瘦和学习无关，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并不刻苦，也并没感受到多少压力。但那儿吃住的条件确实很糟糕，睡在水泥地板上，学校处在靠江边的低洼地，常年潮湿；豆腐皮、水豆腐和油炸豆腐吃得人要吐。三中的时候，八个人一个大方盒，大家很少剩饭，兴中是一个大圆盆，饭盆里要剩下一些，还有很多倒在泔水桶里。一年之后的高考还是没上线，差了十来分。父母亲还是坚持让我复读，复习一年没考上似乎是意料中的事，我爷爷也很支持。

91年秋我来到楚才学校，该学校位于当时的汽车站背面的高地上，是由厂房改建而成的。教室非常大，一百多人坐在里面，还是很拥挤，住的也拥挤，同学之间互相影响，睡觉质量得不到保证。于是下一个学期我又回到了兴中，为讨个彩头，改名为“周遂”。有一次，袁征凯老师到教室去找我，叫周遂，我一脸茫然。这个名字以书面的形式存在了一个学期。92年的高考如期而至，结果和上一年差不多，还是差10来分的样子。这次对我的打击很大，实在没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自己，对未来也不敢做打算。

临近开学了，一位刘姓同学来我家找我，他是我战斗在隆回时的患难兄弟，约我一起去三中复读。在我离开三中的两年，三中的高考有很大起色，而且去三中复读可以常回家，食宿条件也比在隆回好。去三中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但是93年的高考方案变了，已经放弃了两年的数学又要考了。我对自己的数学实在没信心，因此，在开学初的一个月，每天放学我都走路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思考读还是不读的问题，走到家还是没考虑好，于是第二天又走路去学校，这样早晚各走一个半小时。在学校也不能专心听课，每天都要趴在桌上睡睡觉，内心纠结，情绪低落，将近一个月之后终于定下心来待在84班了。班上的喻秋林同学，和我外公家很近，我们从小就认识，她有一辆高高的男式自行车，有好几次放假，她载着我回家再返校。在我上大学期间，秋林因病去世。命运无情，令人唏嘘。

84班的班主任隆建文教英语，隆老师很绅士，王修邵老师老练，教政治的袁富安老师热情，廖国义老师沉稳，老师们都很敬业，让人心里踏实。特别让人高兴的是在袁宗古老师的指导下，我的数学慢慢进步了，成绩和其他课程不相上下。三中时期的很多记忆都很模糊了，但袁宗古老师讲课的神态依然那么清晰，其中一个关于丢番图方程的小插曲尤其记忆深刻。93年高考，我考了551分，比本科线略高一点。

对隆回三中的老师们我一直心存感激，是他们的无私付出让我的人生有这样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