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把华为员工分四类，这样真的合适吗？

一旦给人群贴上标签，会慢慢地形成阶层分化和歧视。...






编者按

每个人的一生对于他自己而言都是不平凡的，一个最底层的人的故事，也比一本文学巨著更丰盈。稍有社会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旦给人群贴上标签，会慢慢地形成阶层分化和歧视。

文 / 汪洋 本刊主笔

去年底，华为通过电子邮件讲话【2016】096号文，向全体员工签发了任正非在作业类员工激励审视汇报上的讲话《建立对作业类员工的科学管理方法与评价体系，导向多产粮食》。在此次讲话中，任正非将员工分为四类：管理类、专家类、职员类、作业类。

任正非向华为员工们指出，需要重新建立职员类和作业类员工的素质模型和评价体系，其中职员类和作业类员工不必走将军成长的道路，不需要这么大的淘汰率，也不需要年龄限制，只需要把本职工作干好，“这两类人员的工资是有限制的，他们可以快乐地度过平凡的一生。”

与去年初史玉柱提出“引狼入室”相比，任正非的讲话并未引起太多的反响。尽管同样信奉狼性文化，前者提出要通过引入狼驱逐组织里的兔子型员工，而后者则显得多少有点温情脉脉，毕竟他们在工资有限制的前提下，可以安全“快乐地度过平凡的一生。”



仔细玩味任正非的措辞，隐隐地带有一股来自上帝视角的优越感。史玉柱用二分法感性地给员工贴上狼和兔子的标签，任正非的做法显得更有修养，语气更为优雅，他没有给员工贴上动物标签，而是“科学地”将人群分为四类。

毋庸讳言，人的能力、志趣、性格有天然的差别，所谓在组织中，也有不同的岗位存在，而领导者以书面或口谕的形式，对人群进行切割、归类的做法， 在近代企业组织里，则是非常罕见的。将这些归于任正非们的创造，则又侵犯了古人的知识产权。

建国初三十年内，中国人被严格地分为两种——城镇户口、农村户口，在政府的眼里，他们做不同的工作，尽不同的义务，按不同的方式分配收入。

从国家的角度，一方面要集中更多的资源实现工业化，追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和运转。这种矛盾对任正非而言，自然也存在，“职员类、作业类”岗位，与“开疆拓土”无关，却又不可缺少。

每个人的一生对于他自己而言都是不平凡的，一个最底层的人的故事，也比一本文学巨著更丰盈。稍有社会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旦给人群贴上标签，会慢慢地形成阶层分化和歧视。



至今困扰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最初也是和职业相关的，婆罗门是祭师阶层，他们是神学专家，代表知识。刹帝利阶层是开疆拓土的武士，代表世俗社会的王权。吠舍阶层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而其他人则是首陀罗阶层。而在中国的先秦社会，人群也被分为国人和鄙人，国人住在城里，不用参与生产，有打仗的义务，鄙人住在乡下，有缴纳粮食的义务，没有打仗的权利。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前者是贵族。在那个年代，战争掠地的价值更大。

另外，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可以证明人群标签的威力。上世纪7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以菲利普·津巴多为首的一群社会学家，在学校心理系大楼的地下，建了一个模拟监狱。他们用预制的隔板将走廊隔成35英尺见方的牢房，又把实验室改为3个牢房，安装了铁栅栏，并涂黑了牢门，并把一个壁橱改装成单独的禁闭室。

这一切完成后，他们就在当地的报纸上招募愿意参与实验的志愿者。津巴多和同事们挑选了21人，他们都通过了相关的心理测试，表现正常。随后，工作人员随机选出一般人充当“看守”，给他们穿上制服、带上墨镜，任务是维持监狱的秩序，而另一半随机选出的人充当“囚犯”。



津巴多让当地警局提供协助，到他们家中“逮捕”他们、拷走、押往警局、定罪、画押，然后送到心理系的地下室关押。他们被换上囚服，每个人的衣服上都印有号码。那是他们在被囚禁期间的身份代码。

实验的结果是出现了虐待行为，看守们凌晨两点就把囚犯们叫醒，让他们做俯卧撑，靠墙排队站立，随意要求囚犯做点什么。第二天，囚犯们撕去了标签，看守们用灭火器招待了他们，并把领头的关进了禁闭室。随着实验的进展，看守们变得越来越残忍，个个嗜虐成性。而某个囚犯说：“我开始感觉我自己在失去自我身份……我成了一个号码，416号决定了我的行为”。

津巴多的实验表明，以往人们常用用天性来解释行为，但在特殊的条件下，天性会荡然无存。在被贴上看守标签前，绝大多数施虐者都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是非常善良的。这个实验的结果溢出社会学家们的常识，让人不寒而栗。

将员工分成四种，出发点无非是基于兴趣、能力等天性，谈不上恶意，而人为地贴上标签，人群间的互动行为，会不会发生微妙地改变，则不得而知了。毕竟任正非的四分法并没有太明显地显示出人群之间的对立和高下之别，不会展示出那么剧烈的结果。不过，不同的人群一旦被贴上标签，他们会自认被划入了某个群体，在组织流程中，每个岗位都有让别的岗位不舒服的能力，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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