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屋春节旧事

 

七、八户人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鸡犬之声相闻,小时候也不懂的隐私的问题,大家都那样,习惯成自然,后来很多人搬进...



七、八户人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鸡犬之声相闻,小时候也不懂的隐私的问题,大家都那样,习惯成自然,后来很多人搬进楼房之初,都觉得生活状态新鲜,但不适应,因为人情淡漠了。这一晃,都成了黑白色的过去。



院子的夏天,晚饭后,人们通常在门前树下乘凉,沏上一壶茶,肯定不是什么红茶绿茶,北京最常有的就是花茶,谈天儿猜谜语,什么“一点一横,俩眼一瞪”,什么“一竖一边一点”,什么“口木不是呆,莫把杏字猜,若把困字猜,不是真秀才”之类的。邻居间也会凑在一起打扑克,特别是那些曾经插队的去兵团的叔叔们,被勒令回乡的坏人爷爷们,他们回城以后,院子里更显得人气望。六七岁的小孩儿,趁大人上厕所或者被家里人叫走的当儿,能补上几把缺,很光荣的感觉。



因为物质匮乏,菜店每天都仔细地在小黑板上写明当天到来的蔬菜明细,人们也十分在意这类通知。我幼儿园毕业后,小学开学前,曾经在家里赋闲几个月,上小学以后也通常有半天上课的时候,邻居那些在家呆着的奶奶们,每天赶到菜店开门之前去排队,就一定要催着我一起去。当然也有我领头的时候,去得早还能赶在前面,等菜店的窗板一揭开,人早已被后面数十个人挤得勒在柜台上,好不容易抽手把菜篮子递进去,交上几角钱,再抽身挤出来。那时候我们成群结队买菜,还有个原因,菜店每个窗口,有的时候只卖一种菜,需要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多买几样。



房子墙后就是“垃圾站”,现在想起来真逗,明明就是画出了那么一个角落,为各家各户倾倒垃圾,居然还有个如此正式的名字,“站”,有的时候我们也管那个地方叫做“土站”,仍然是“站”,时代语言有趣,“粮站”“菜站”“煤站”,好端端的商店都成了“站”,在那个时候。回想起来,像梦一样,垃圾怎么可以那样倾倒呢?当时的北京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难不成是个灰头土脸的乡镇吗?在我的心目中,北京从来不曾灰头土脸;垃圾那样倾倒,也是极其真切的记忆……屋内是土地,经年日久,地被踩实了疙疙瘩瘩的,总让我觉得踩着一地煤球。顶上是纸糊的顶棚,夜晚总有老鼠作响,虽然经常在家里洒点耗子药,那绕梁之音总是不绝于耳。窗户也全是纸糊的,每年都要换新纸糊窗户,还要为炉子留出走烟囱的圆孔,和风斗。糊窗户的时候,家里大人熬浆糊,小孩偷吃,总觉得有股甜丝丝的味儿,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冬天夜里,纸窗户被呼啸的北风吹得啪啪响。

那时候的发卡买回来,想变个形状,也会用火烧一烧,说软了,弯成麻花形状。夏天粘蜻蜓的时候,用皮筋儿熬胶。



窗外房檐下,冻了一屡一屡的冰挂,冰挂说起来还挺诗意的,其实北京平房房檐下的冰挂一点也不美丽,特别是烟囱下面的,多半混杂着煤焦油的颜色,看起来浑浊不堪,真的有点像鼻涕。

家家门外都有白菜垛。冬天烧煤球炉,每天晚上都要封火。过了冬天还要把烟囱一节一节的用报纸包了,挂在屋檐下,留待来年再用。有邻居用蜂窝煤,拿东西高档而神秘。我们家用煤球,每年还要把煤末子和水,铺在地上和泥,用小铲划方格,做成煤块,那时候多知道节省啊,现在哪有这个耐心,其实没多少年,世界的变化竟然这么快。后来,爸爸加工了土暖气,做了双层炉子,夹层连出两根管,通着几组旧暖气片,一管出水,一管进水,造成回路。爸教我做过一回冰激凌,用珍贵的鸡蛋牛奶搅拌了一碗,放在窗台上,冻上以后吃。



冬天我们几乎无一例外都穿棉猴儿和棉窝,那被称为棉窝的棉鞋,通常是条绒面儿,分两种颜色,红色小花儿的给女孩子穿,黑色的给男孩子。记得有一回下雪天,从幼儿园回来,不进屋,在院子里散步,心里充满了革命豪情。夏天的时候,也穿着灰短裤表演娘子军,红缨枪是孩子们必备的玩具,现在,儿子玩儿星战的亮剑。



春节,一年之中重中之重的大事儿。

凭着副食本儿,去买花生瓜子儿,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不过我只记得和我关系最直接的这两样儿。常常春节时分嗑花生瓜子嗑到嘴巴上火。

腊月二十三的前几天,要到胡同西口的商店门前排队买关东糖,那时候我们家胡同两头儿出去不远,各有一个商店,于是,习惯的称之为“东口儿”和“西口儿”。竟然是如此的朴实简单。“西口儿”也叫“三十三”,那儿工作的有个老女售货员,邻居们私下说那是个老处女。

有一年,买关东糖的人特别多,我和表哥表姐一起排队,表姐动了动心眼儿,让我独自到前面,我不敢,她做了我大半天思想工作,终于做通,我壮着胆子站过去,真如表姐所言,卖糖的售货员心好,看到我这么个小不点儿,和蔼的招呼先让我买了。不过表姐和表哥们并没有因此就离队回家,只是早几分钟先吃为快。因为每个人头儿购买都有定量,所以,他们乖乖的排着,等待他们能买到的定量。

听到那个上口的春节歌谣,其实是从给儿子买的民谣画册里面,可到了儿子这儿,民谣里那些美妙的感觉已无从找起。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糊窗户,

二十六,炖炖肉,

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儿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这则民谣有好多个版本,我最喜欢这个,和我家的生活很接近,这些事儿家里全做。那会儿,这些事儿,在我的记忆里,都属于惊动全家的大事儿。

扫房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把头蒙得严严实实,给扫帚上面绑一根长棍儿,到头来还是灰头土脸;糊窗户就不用说了,年年要做;炖肉和炖鸡是春节桌上的必备菜,春节,各家能多得到一点肉的定量,有的时候平时也节省出一些定量,留待春节使用。那时候的肉和鸡,炖的时间特别长,可能是家里的炉火不够劲儿,也可能是那时候的肉都是自然生长不是催起来的。



那时候做饭就是个大事儿,家里只有一个火炉,烧水做饭全用它,一样一样来,做饭的时间肯定没有吃饭的时间长,围着锅台转似乎就填满了整个晚上。我家没怎么宰过鸡,偶尔为之,或者从商店买的时候就宰好。对门北屋的邻居,在吃喝上比较讲究,常能见到他们家鸡飞狗跳,有一回还拉回一只羊拴在杨树上,我很是羡慕,但从来没有想过那被宰的鸡是如何可怜。后来做贸易,和捷克客户一起参观养鸡场屠宰场,我假装很动物保护主义,他顺便回忆小时候,说家里养着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吃的,到时候很自然就宰了吃,除了好玩儿好吃,不曾有过什么感觉。长大以后,我才觉悟,到商店买活鸡活鱼总是很内疚,看到店员“刽子手”们,一开笼,或者把网子伸下水,那些可怜的活物们就争先恐后地逃走,想想这回即便没有被逮到,总是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摊上灭族之灾。所以,懂事以来吃活物,都不断安慰自己,不被我吃掉,也会被别人吃掉,起码我是个好人。如果在餐馆里,只看到厨师捧上来的鲜鱼,没看到厨房里的躲避和挣扎,就很麻木,除了味道不会想太多。

我们很多事情,都不会去追究来路。这是人类的本事。



很多人家的房门外房檐下,都有一口不盛水的缸,缸里存满了蒸好的馒头,春节暴饮暴食的时候,每餐拿几个出来热热做主食,这样可以节省炉火的时间烧菜。



记得有一年春节,家里聚集了几个表哥表姐,一起包饺子,看电视,熬夜,他们在,大家起哄可以真的熬夜。否则,比如,有一年除夕,爸爸饶有兴味地给我讲“守夜”的习俗,我听的心旷神怡,那时候的我,觉得熬夜是件浪漫无比的事情。结果,看完电视,当我我兴趣盎然地等着开展点什么活动,爸甩下一句,“要守你自己就守,没人管你,反正我困了,我去睡觉了。”



春节前大约一个星期,院子里就有小孩放炮了,一般是放小鞭儿,用香一个一个点着了捻扔着玩儿,大点的孩子,会放钢鞭。开始稀稀落落,然后声音越来越密,声音越密,离年就越近。到年三十儿,晚上6、7点钟就开始大放特放了。到了布拉格,知道他们新年放炮,感到特别亲切,同时,也总觉着放花炮这事儿,中国人才是行家里手。

春节来到,

人人欢笑,

姑娘要花儿,

小子要炮,

老太太要块大年糕,

老爷爷要顶新毡帽。





在布拉格还见过一件亲切的东西,商店文具纸张区域卖的纸灯笼,那时候年年要点上这么一个一两毛钱的灯笼,在院子里游逛。有一年跟着几个淘气的男孩子,跑到东屋背后杂草丛生的窄过道,不小心挂翻了灯笼,烧没了,妈妈却不肯给补一个。大哭。要是今天,我第一反应,准是对着儿子大呼,这种事情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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