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务员朋友经常买单，但是……

 

文/张洛鸣

（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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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那篇《我那些从不买单的公务员同学》火了以后，我认真梳理总结了一下身边公务员朋友的买单情况，发现他们经常买单——毕竟一起吃饭的哥几个都是公务员，总得有人买单吧。

哦，对了，顺便说一句，我只是厚着脸皮蹭个热点而已，下面要说的事，跟那篇文章关系不大。

——题记

当年跟我一起考到基层做公务员的朋友们，如今仍保持每月一次的约饭频率的，还有五六个人的样子。过去那种订不到包间的苦恼消失了，现在随便找两张桌子一拼就能开吃；曾经雷打不动的“主陪先敬三个，副陪再敬三个，一杯56度白酒喝完”的套路也终于不再得到认真遵守，原因是很难再凑齐那么多爱喝酒的人。

——到了最近，连我这种只喝冰红茶的，在朋友眼里也成了“好伙计”，因为我至少还能出现在饭桌上。

其实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们是没那么寒碜的。那时候，我们体制内外的朋友一起约饭，通常要开好几桌，单由谁来买我已不记得，但公务员们肯定买过。当然，这幅和谐的图景也就存在了不到两年时间，因为很快的，大家能聊的共同话题就只剩下了足球、电影和段子，争论却渐渐多了起来。在几次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之后，大规模的约饭就成了微信群里永远无法得到贯彻落实的号召。

再后来，微信群也安静了。的确，那里还会不时冒出几个表情，偶尔会有人推送几篇文章，概率极低的情况下会出现金额同样极低的红包，但没人说话。

可能是大家都太忙了。也可能是大家都担心说着说着又吵起来，搞得当年穿同一条裤子的朋友，连同一个微信群都呆不下去。

其实在我看来，大家争论的内容虽然挺多，但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体制外的朋友抱怨有些公务员服务质量不好，经常拖拖拉拉不办事，有时还态度恶劣；而体制内的朋友则解释说公务员也是人，每天那么忙那么累，能坚持服务就不错了，你还要求什么态度。说实在的，这些事其实跟一起吃饭的哥几个没太大关系，体制外的朋友抱怨的对象并不是同桌吃饭的公务员，而体制内的朋友似乎也不是替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辩护，他们只是都在说，我很不容易，你应该理解。

没人不理解啊！好几次我都想这样对他们说。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个别现象，都不能代表整体，这个道理谁不懂呢？可问题是，有人好像真的不懂，于是大家的争论总是沿着“整体”的方向发展，很快就会有人上升到“我是纳税人，是我在供养你们，没有我们，你们的工资从哪里来”的高度，而另一方则会立刻怒怼：“我是公职人员，是我在保护你们，没有我们，你们这些啥都不懂的家伙早乱套了”。

我见过的最激烈的争论，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的程度——“有本事你自己考进来啊，又没人拦着你。笨得考不上那怨谁？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会做几个破烂题你就了不起啊，难道分数比你低的人都不如你优秀？想凭一张卷子就好吃好喝一辈子，你真会做梦。”这是对个人能力的攻击。还有对个人贡献的：“你们整天就知道挣钱，光顾自己舒服，对社会有什么贡献？”“我们辛辛苦苦赚钱容易吗？就算我们自己不交税，起码给公司创造了价值，公司也给你们交税了好不好！你们倒好，除了天天坐办公室里吹空调，又干什么了？”最后双方甚至对对方家人进行攻击——“我爸每天从早忙到晚，一直干到退休，才拿几个钱，凭什么你爸就能挣那么多？”“你爸工资低，但是公积金和保险高啊！他退休享清福去了，我爸还得到处求人返聘，接着挣钱！都是老人，凭什么你爸那么轻松！”

深究起来，这些话到底谁对谁错呢？我认为都对，也都不全对。不过“对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方想要用这种方式说服另一方，很难。

于是大家只好分开约饭。公务员和公务员一起吃，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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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公务员和公务员一起吃饭，有时也聊不到一起。

比如那些考到国家部委和省直机关的公务员，偶尔回到当年奋斗过的县城、乡镇，留在当地的朋友当然要设宴接风、欢然叙旧，但主客之间常会不自然地带上几分拘谨——大家仍然彼此直呼其名，仍然开着尺度颇大的玩笑，但基层的朋友总会有意无意地坐在餐桌下首，总会抢先起身倒酒、倒茶、夹菜，总会抢着……买单。

一开始我对这些并不在意，毕竟基层的朋友做东道嘛，这样也是应该的。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听见一位朋友对北京的“客人”说：“你的工资还是留着吧。是啊，我一个月挣四千，你挣七千；可是咱这儿房价六千一平，你那儿八万，你更用得着钱啊！”

北京的朋友很感动，我在一旁听着也很感动，感动到忘记了即使把七千工资全留下好像也没什么用。

不过我们的话却越来越少了。除了聊几句“那个谁谁谁又要提拔了”“那个谁谁谁调到某某部门去了”之类，大家似乎很难再找到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特别是如果北京的朋友不小心流露出“我们加班加点起草出那么好的政策文件，结果下面全执行歪了”的意思，基层的朋友就呵呵笑几声，半晌不说话。

也许是不敢说，也许是不愿说，也许是无话可说。

还有些时候，大家虽然“平级”，也不一定能好好聊天，因为有人是“综合部门”的，有人是“职能部门”的；有人是“重要单位”的，有人是“边缘单位”的；有人碰上了“喜欢加班”的领导，有人碰上了“按点下班”的上级。于是，大家也就有的忙、有的闲，有的滋润、有的苦逼，有的下午五点下班然后去健身，有的凌晨五点下班然后走出办公室欣赏朝阳升起。

这么一来，当某些朋友给大家看自己带孩子听音乐会的视频、或者说起陪父母在海边散步时听的唠叨、又或者推荐一部新近上映的电影的时候，那些没功夫陪孩子、没时间听父母唠叨、更没空看电影的朋友，自然不是借酒浇愁，就是借酒发疯了。

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有人借酒浇愁也就算了，居然还有人在旁劝解：“你看，你这不是还有空出来喝酒嘛！有空喝酒，就没啥大不了的，来来，接着喝！”这简直是要把所有借酒浇愁的人都逼得借酒发疯的节奏。

可是没办法。毕竟有人想借吃饭拉拉关系，有人则想借喝酒倒倒苦水，大家目的不同，自然鸡对鸭讲。

当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身边的公务员朋友中过得比较滋润的，大体也都是比较有家底的，他们或者通过家人的关系得到了比较轻松的岗位，或者因为家里有钱“兜底”而不愿那么拼命，反正他们总有能力和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这样的人，让他跟那些半夜喝着速溶咖啡啃材料的、在拆迁工地上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相亲到一半被叫回去准备会议现场的、以及努力攒工资妄图凑够房子首付的人找到共同话题，还真是挺难。

“我说兄弟，哥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在一次规模不大的聚会上，一位比我大四岁的基层公务员大哥一手搭在我肩膀上，另一只手不停拿酒杯跟我手中的冰红茶碰着，轻声地说，“家里没钱的，真别干这行。”

我讪讪地点点头，心想兄弟我笔记本都掏出来了，就等你整点儿哲理了，结果你来这么一句。

其实我就是个“家里没钱”的人。买房买车，都是妻子家出钱，平时养家，也用妻子的工资。平时下班回家，妻子让我擦地洗碗，我还一脸不乐意：忙了一天，好容易歇会儿，让我看几页书不成吗？

有时妻子急了，就骂我：你看书，那我做家务咯？凭什么我挣钱比你多，做家务也比你多呢？你要是不愿做家务，挣钱养我可好？

我唯一的反驳理由是：我也想挣钱，可我是公务员啊！工资是死的，没办法。

妻子怼我的话当然是意料之中的那句：你是公务员关我毛事？又不是我让你是的！你要嫌钱少，出来啊！

话说到这里，后面的内容已经注定毫无营养，我就不复述了。反正我脸皮厚，最终家务多半还是由妻子来做，不过每当我一边洗碗一边听妻子仔细筹划这几个钱怎么省着花的时候，脑海中总会响起那句觥筹交错声中格外清晰的耳语：“家里没钱的，真别干这行。”

那，家里没钱的人，真的不能干这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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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朋友看到这个问题，会坚定地回答，是的。

在我们的微型饭局上，有时也会有朋友接到单位电话，说领导临时决定第二天上午开会，让他赶紧回去写讲话；甚至有时约好的饭局，会因为有朋友要临时加班而不得不取消。伴随这些的，当然是各种抱怨，比如“我只要两个月不上班饿不死，早特么辞职找别的工作了”，比如“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就挣这点钱，图个啥啊”，又比如那句经典的“每天这么忙，但忙的每件事都有意义吗？”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问问题的人，有的已经麻木，但也有不少仍在继续复习、考试，希望考到“好一点的部门”去；还有人在考各种学位、各种证书，期待着有一天实现“华丽转身”。

“抱怨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自己努力，对得起生命中的每一天。”他们的朋友圈里常经常出现这样的鸡汤，我每次都去点赞，然而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话跟薪水的关系不大。

于是我又想起了一个比我家还穷的公务员。他是我在村里挂职的时候认识的一位镇长，据说年轻时捡过羊粪、拾过柴禾、掏过煤球。

那整整一年，我们互相打交道挺多，几乎每天都见面，但一起吃饭喝酒很少——他虽然当年捡过羊粪，但现在是镇长啊，怎么高攀得起？他大概也觉得我们是上头来的啊，怎么高攀得起？所以大家平时基本都是各吃各的。

到了那年中秋节，镇上难得放一天假，可是我们回不去，于是镇长也还是不能休息，因为要陪我们过中秋。怎么过呢？当然不是一起赏月、联句，只能是吃饭喝酒。

那天大家喝到很晚。喝到后来，所有人都嗨了，一个负责陪酒的副镇长“没上没下”地说，喂喂，大家知道吗，镇长唱歌可好了，让他给大家唱一首吧。

我们当然鼓掌叫好。镇长居然没说一句谦逊的话，比如我唱歌比刘欢差远了之类，只是嘿嘿笑着。过了几秒，他说，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爱你中国》吧。

说完，他闭上眼，仿佛在思考和回顾着什么。直到过了快一分钟，我们都以为他睡着了，准备举杯接着喝，他才突然开口。

事实证明，他只会唱那首歌的前两句。

于是，他一遍遍地唱着《我爱你中国》的前两句，嗓音沙哑，而且调子居然跑到了《走进新时代》上。我们就那么笑吟吟地看着他，可是后来渐渐怔住。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一刻，记得那嘈杂中透着安静的感觉。周围其他桌上，人们欢声笑语，说着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事，而我仿佛被什么东西隔开了，只看见这个年近五十的老男人，看见他略微发皱的西装和有些发黑的领口，看见他略微泛红的眼圈和有些通红的面颊。

他不是个光鲜的人，干的也都是最普通的事，我见过他对县里领导装孙子，也见过他冲下属爆粗口，唯独没见过他对村民摆谱。他总是很客气地跟每一位村民讲话，客气到外人都分不清哪个是镇长哪个是村民。当然，他也是有怨气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干的这些事，有的干了跟不干一个样，有的干了还不如不干。”

可他还是一直在干着。

或许他知道，“该不该干”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他要做的，是尽到自己的本分，去守护那片乡土。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杰出，甚至说不清他是不是称职，毕竟学术界一直有种说法，认为不动脑子不思考、一味执行，有时也会产生“平庸的恶”。可我知道，总要有什么人来守护那片乡土，而那个人不是你、不是我，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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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为公务员这个队伍“辩解”什么，它也不需要我这样做。我甚至不想再说“公务员只是个普通职业而已”，因为我发现，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些人身上，它确实不像个普通职业，也难怪公众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

至于大家现在争论的“体制内外到底谁对社会贡献更大”，我同样持和稀泥的态度：大家各有各的贡献。事实上，不论哪一行，大部分人努力工作，都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而这个目标即使不算高尚，也说不上“卑微”——正是人们出于改善自己的意愿，为社会提供了商品和服务，从而创造了价值、改善了世界。难道非要无偿的贡献才算贡献吗？

再说，公务员的贡献也并不是完全“无偿”——至少我们的工资来自财政的“二次分配”。那么，既然收入来自公众，为公众服务就是义务。

只是，服务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尽到了义务呢？公务员要怎样做，才算是对得起自己的收入呢？这个我说不清。

我只知道，大家都不容易，还是各人做好各人的事，买好各人的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