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朴：沉重的旅途 “呼吸”专栏_【品读春秋】

一个现实的游离者，一个乌托邦的寻求者与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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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专栏

存朴

江西石城人

现居深圳

沉重的旅途

文/存朴

黄昏毫无悬念地来临，落日的余晖照进来，室内气息孤清，有种地老天荒的幻觉。耳畔风声隐隐，内视的瞳孔里，滚动着一幅幅声色画面：无名小站，月台上广播的催促，日光里蓝幽幽的钢轨，城墙上的荒草，寂寞的村落，收割后空荡荡的田野，奔腾的大河，快速后退的树影与山峦，信息神秘掠过暮色的云雀，黑暗中远处的灯火……

我仰靠在椅子上，眼帘微阖，身体内部奔跑着一列绿皮火车。想象自己坐在一截车厢里，时间擦身而去，世界擦身而过，道路无尽地延伸，通往未知的远方。

远方，一个理想层面的词语，诗性的外衣下，隐含动荡不宁的命运肌理。在大地的腹部，一段段旅途，让人平添无限孤独与惆怅，也令人于簇新的感觉中倏然苏醒。夜深人静之际，打开一册地图，思绪像白云飘荡在原野上。灯光里，地图上毛细血管般的路线，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地名与地名，此处与彼处，无所谓起点终点。多少年来，我们无数次踏上旅途，像一只永不停歇的蜘蛛，在现实与梦想的蛛网间寻觅与奔忙。有些人得偿所愿，有些人途中走失，还有些人，永远行走在路上。

在黑暗中奔跑

我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在闽赣交界的偏僻小镇上度过。东边，武夷山脉横亘两省之间，山重水叠；西边，废弛的古驿道被乱草密林遮蔽，匪患与虎狼虽已绝迹，恐惧的传说则流散久远。一条简易沙石路由南而北，穿过小镇两排粗鄙的泥房子，蜿蜒于崇山峻岭。日子在狭窄的天地间缓慢地移动，时间如此陈旧而窒息。即使一只羽翼丰满的小鸟想要飞出去，也得经受一番折磨。

那条尘土飞扬的沙石路面，每天行走着穿蓝黑衣裳的男女老幼。镇政府旁边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有时播放讣告，有时播放字正腔圆的通告。偶尔插入一段本地方言，意味着小镇发生了某些紧要事，走路人会突然停下脚步，凝听方言里的消息，再默默地离开。

……沉闷而单调的时代。三间瓦屋一字排开，倚立在小镇北沿沙石路的缓坡下。物质的一贫如洗，与精神桎梏相互纠缠。父亲无力安顿瓦屋里的日子，只好放牧几个衣衫单薄的子女。当我们的言行不合仪轨，父亲就施展出家长的权威。“子不教，父之过”，怒骂之间，他熟练地扭住我们，以悬吊的方式绑在木梯上，一根竹子上下挥舞，空气震颤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母亲眼角湿润，劝勉的语气，比风还轻，比风绵软。

瓦屋下的生活，基本处于一潭凝滞的死水。

也有微澜起伏的时候。隔一堵泥墙，夜里睡在东厢房的床上，偶来的夜车爬坡时的低吼声，仿佛从地层深处升起，摇撼着身下脆弱的床板，惊扰了梦枕上的酣睡；一阵风声划过瓦楞，若远人轻唤；一场细雨滑落屋檐，像夜的呢喃。大多数夜晚，四围沉寂，在你似睡未睡之际，夜行人踏沙而过的脚步声侵扰耳膜，“沙沙沙—沙沙沙”，若远若近，似有似无，撩拨着神经，好像那位夜行人身上，隐藏了什么秘密，值得揣测与分享。这时辰，劳顿困苦与愁闷不安一扫而尽。安居在想象的灵光中，一个少年幻化为蝴蝶，精神羽片摇曳于陌生而新奇的异乡枝头。

风声鹤唳的夜晚，神思飘忽的夜晚，孕育一颗敏感、叛逆的精神内核。

小学校。两排灰色外墙的教室，与旧乡公所老砖屋围成四合院。院子空地上，长着一株橙树，一株杨树。校门一闭，我们惶惶不可终日：寒风从破窗透进来，音乐老师的二胡似乎凝结了薄霜，而夏天，杨树上知了的叫声，像老师蹩脚的讲课，枯燥乏味。十月的一天，小学校响起整齐的口号声，正在隔壁生产队仓库搞统计的父亲透过窗户窥探了几分钟，一眼发现他的儿子低头弯腰站在杨树下的土台上。严肃的父亲很不严肃地冲进学校，揪着校长讨问情由。校长推推玳瑁框眼镜，颇有风度地丢给父亲一本《茶花女》，表情嘲讽地训斥偷看“黄色”小说的可耻行为。父亲当场愣在那里，脸色由黄转青，像酒精催化过一样。迟疑片刻，他扬起手掌；那声脆响，划破沉重的空气。天空变成一片黑色阴翳。我双手颤栗，脸庞灼痛，喉咙里蹿出奇怪的气流，像脏腑被捣碎时的呻吟。身体内外的动静，把我吓住了。我茫然地站在那里，听凭额头上冷汗流淌。

傍晚，我逃向小镇外的菜地。愤懑催逼出的跫音，哒哒哒哒，叩问着夜色。浅浅的风声，从山梁轻荡下来，翻卷起空洞的衣衫。我像机敏的兔子潜入黑暗，又像迷途的羔羊，惶惶无措。菜地上虫声密集，我忽然想起夜行人，想起火车。火车是一种符号，广播歌曲、连环画和露天电影，一次次强化着懵懂的意识。它充满魅惑，就那样春风浩荡地开来，在我年少的心灵版图上魔幻般奔驰。我相信，火车抵达的地方，没有羞辱，没有贫穷，没有压抑。也许，那就是梦中的故乡。

露水上来时，我踏上那条沙石路，向北边走去（小镇在菜地以南）。我的双脚真实地落在沙子上，踩出一连串节奏分明的“沙沙”声。“沙沙沙”、“沙沙沙”，多么美妙的声音，明亮、欢快、富有动感。我奔跑起来，声音惊醒了黑夜。跑。跑着。身边的事物忽忽后退，飞翔一般，我飞翔一般。夜晚是一块巨大的黑毯子，星光下的沙石路是一条白丝绸，是一片柔软的羽毛，伸展着，飘扬着。我奔跑的身影如此轻盈。上完一道坡，又下一道坡，我辨认着黑夜中的一切，身心无限放大，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前所未有地张开，又前所未有地局促。水稻田，小灌渠，河上的堤坝，杉木林，苍穹下的峰脊，以及连绵不绝的黑影——我像一只越过旷野的大鸟，巡察于天地；又像一只羸弱的蚂蚁，踽踽独行。沙石路那么漫长，脚步那么卑微。何时才是终点，我不知道。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熟悉的小镇逐渐消失，风景逐渐陌生，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走着，走着，身疲力怠，最终躺倒在路边草地上，昏然睡去。梦中，一辆载货的夜车停在路边，我爬上去，躲在货堆上，暗自欢喜。风声四起，车子穿过黑暗，穿过重重群山，奔驰在地平线上，一列火车轰隆隆疾驰而来……

天亮时，一声呼喊，把我拉回到现实中。父亲抱住我，神情焦灼，眼睛布满血丝。我们的目光相互戒备，相互躲闪，又须臾不移。对峙良久，我的目光松软下去。我迷糊地爬起来，跟在父亲身后，蔫蔫的样子，像缴械投降的俘虏。

那天夜里惊动了许多人，包括老师和同学。那夜，父亲四处寻找，像我一样在黑暗中奔跑。我们的奔跑，夙愿如此迥异。母亲则跪在神明面前，彻夜祈求。熟人们当作一出轻喜剧，笑谈了好几天，而父母，我不知道有过怎样的想法。几年后，我得到一本地图册，封面上印着一串串麦穗，每一页，都是无数的梦想和寄望；几年后，父亲突发脑溢血，瘫痪在老屋里，我的梦想和寄望，像一粒粒缺乏温度与水分的种子，干枯下去，碎裂成粉。那本地图，也不知所踪。这种情形，非我内心所愿。仔细思量，该是怯弱使然，以及宿命的存在。

像花朵一样枯萎

那些年，从人们惊艳的谈风里，我不断领略她年轻的风采。人说，那是一个华美的舞台，弦乐轻快如小溪奔流；灯光把五彩画面打在背景幕布上，营造出赣南采茶戏的迷人梦境；她手舞扇子花，碎步轻迈，腰身曼转，俏美的扮相与清丽的歌喉，像绽放的莲花，暗香浮动。

一曲绮梦。

她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有一个姐姐，一个抱养的弟弟。据说，像姐姐那样，她初中毕业后考入师范学校，因为长相出众，入读师范前被县剧团相中。她也喜欢演员这种职业，喜欢歌唱。几年后，近乎完美的表演水准，让她收获了无数掌声，引来许多追慕的目光。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她将被调入市剧团。如花年月，一切似乎那般美好。随着她日渐知名，谣传跟在赞美后面，轰然而起。消息们像轻薄脆弱的羽片，纷扬撒落到更为偏僻的山村。那个小村，百十来口子，聚族而居，绝大部分人躬身农事，闲闷中对外来信息表现出持续的敏感，一时间宗族叔伯议论纷纷。她父亲属于村里的“话事人”，伦理道德之类看得很重，母亲勤快、性格泼辣。家里答应她去唱戏，一开始只是爱女心切。深知唱戏辛苦的父亲，以为她“疯”一阵，会很快厌倦，却没想到是这种结果。父亲了解她，对那些负面小道消息嗤之以鼻；父亲更了解自己——这位极爱面子的乡村“绅士”，可不愿女儿有什么闪失。在他私密的打算中，藏着更得意的一桩：因为膝下无儿，他给小女配了娃娃亲，幻想日后有个照应。男方家长与他是至交，持家有度，门风谨严。那男孩子眉清目秀，是个读书种子。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他可不想女儿远走高飞，毁了言约，坏了美事。趁女儿去外县演出，他去县里托关系，将女儿调入供销社。等她从外县回来，一纸调令就戏剧性地摆在面前。

她大闹几天，不吃不喝，差点和父亲翻脸。事情已无挽回的可能，“服从组织”的藉口和暗地里的心怀嫉妒之类，经他父亲这个导火索，名正言顺地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临乡供销社，是命运旅途中鬼使神差的中转站和逆转点。

在供销社的杂货档，她与柴米油盐打起交道，挥惯了水袖和扇子的双手，陌生地练习着买卖的日课。没有谁能够还原一个青年演员卸下戏装后的内心嬗变。因为不熟悉业务，她老是用工资赔偿损失，加上唱不成戏，心情极度消沉。当时同事中有位省城某郊县来的知青，朴实厚道，比她大几岁。看这个会唱戏的女同事赔钱，他偷偷用工资帮她垫付亏空，平时多有照应。人就是这样，在那般僻地、那种境况下，一位顾影自怜的女孩子，很自然地，平添一丝温暖和感激。两人悄悄交往了大半年，确立了恋爱关系，等到父母得知，棍子都打不散这一对了。他们一起面见父母，结果，下放知青被打落在门前的池塘里，落汤鸡一样。父母发下毒誓，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从那天起，很多年他俩都不敢上门。

听说，在供销社一间简陋的宿舍里，他们选择大姐的结婚日，举办了自己的婚礼，婚宴上，除了几位同事，别无旁人。那一年，她二十一岁。

我认识她的时候，还没上学。印象最深的是，她爱干净，以及挺着大肚子的样子。她坐在我家唯一的油漆椅子上，和祖母低声细气地说话，说到动情处，眼泪就从那双美丽的眼睛里溢出来。那时候，她忙于生孩子，依然没办法得到娘家人谅解，只好寄住在我们家（我家距医院近），直到分娩时住进医院。那是四月，我有着湿润、粘稠的记忆。医院建在小镇南端的土岗上，依山临河。站在住院部门口，可以望见河水浅浅地流去，对岸，是大片无秩的房子。春天的雨水打在屋檐下，“笃笃”连声，弹奏着无韵曲，时间显得慵懒而冗长。住院部飘浮着来苏水的味道，有人鼻子过敏，忍不住“哈且”不断，震得窗口的旧报纸簌簌作响；一扇木门里，光线阴暗，白床单（陈旧的灰白色），白墙壁（涂抹了许多污迹），铁架子（锈迹很重），盐水针（发出冷光），以及床上的女人和婴儿，像一幅陈年的图画。女人脸庞秀气，肤色红润，满头长发用红头绳随意地系住，披覆在肩头；她一边哄孩子，一边用眼神招呼我，那眼神，蓄满怜爱与歉疚的波光。

那年春天，我随了姐姐，一次次去医院为她送饭。以后多年，我没有见过她。

等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时，我已经站在乡村中学一张讲台上。

知青回城的年代，她夫妇带着三个子女回了毗邻省城的郊区小村；那地方种甘蔗、水稻，有铁路从村前经过。回城后，没有工作，没有粮油关系，在村前的河滩地，他们做了一对牧鹅人。她老家，那位与她感情笃定的弟弟，因婚后没有生育，迫于宗族压力，绝望之余，喝了两瓶甲胺磷，倒卧在门前。事后，有乡亲辗转把死讯转告给她。我不知道，夜里火车的声音响起时，有没有敲击过一位异乡人的内心。

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她的幼子禁不住饥饿，偷拔了邻家的甘蔗，被邻居暴揍一顿。那人骂声震天，揪着孩子，要求做母亲的赔罪、赔钱。除了护住孩子的脑袋，她一句话都说不出。邻居见这个外乡女人不吭声，一把将她推到在地，拳打脚踢。她倒在地上，后脑勺戳在甘蔗兜上，昏迷过去。

后来，她失常了。那年，她三十五岁。

那以前，我没有去过她远方的家。回城后的那些事，是事后她母亲提到的。

她五十岁那年冬天，我去省城看她。我乘坐的班车停在铁路边，等待一列火车通过。雪花落在树枝上，落在干草里，落在奔驰的火车上。那是我对火车及其周围环境的第一次观感。第一次，就遭遇了纷纷大雪。我当时从旧公路上下来，按图索骥推开她的家门——铁路附近一栋新建的三层楼房。那扇门环簇新的防盗门虚掩着，我推开时，屋里发出一声惊讶而喜悦的呼唤，一位头上披了毛巾、满脸皱纹的中年女人跑上来，一把揽住我。熟悉的声音，陌生的容颜，热情的拥抱。我记得我楞在原地，直到她丈夫闻声而来。在她家住了两天。两天的饭食，她亲手烹饪，亲手端到我面前，又不停地往我碗里搛菜，问寒问暖。晚上，她到床前站了一会，离开时帮我加了一床被子。那两天，我有点恍惚。第三天，她丈夫送我出门，看出我的疑问，便说：药物有效果，情况比以前好多了，只是有时候会唱那些曲子……请转告老家那边，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不用挂念。

难怪，我曾经在夜里听到熟悉的采茶歌——

十二月唱起倒采茶

（牡丹一枝花）又一年啦

驮把扇子进姐房（哟子开）

取茶钱（啰喂）

……

也许，精神世界出现故障的人，是一个自我救赎的人，以记忆的方式。

现在，她年近七十，我们暌违多年，未曾见面。她的父亲病逝于她异乡的新家，母亲活到九十一岁，在故居安然去世；乡下那扇有着双合大门的天井式大屋，连同门前那株桃树、那口池塘，后来卖给了别家。前几年的清明节，我回乡经过那里，看见瓦楞下开得热烈的桃花，心生隔世之感。

不知她会否回故乡看看，我一直不便触及这事。电话中，我喊她表姑。我祖母，是她大姑。

动荡的青春

他是很有勇气奔跑的。十三岁，他就弃学，和人去市里玩了几天，回来时喜滋滋的。然后是外省。他和同伴相约去学一门玻璃花制作技艺。家里稍微犹豫了一会，也似乎觉得主意蛮不错，还给了点路费。很快，他学成归来，正经地办起了“玻璃花工艺品厂”。不足三十平米的厢房里，安上机器，拉好高压电，把收购来的废玻璃投进模具，高温熔化、成型，几瓣美丽的玻璃花幸福地绽放在眼前。一个刚填饱肚皮的偏僻小镇，先不说资金、技术、产品质量这些工业时代特有的事物，单是销售这一项，就被当作一桩笑话。他捧着几块“产品”，愣神地站在厢房门口，嘴唇上稚嫩的绒毛青里透黄，眼里发出自嘲又不屈的光亮。去插秧种烟种豆，他人在田垄，思绪在远方，似乎总有一簇火苗，在他心里窜升。

我们认识有年，却性情各异，以致日渐陌生。他要强而张扬，我怯弱而隐忍。相当一段时间，他呼啸于小镇，豪情侠义的眼光，时不时掠过我木讷、迟钝的脸面。在我迷茫而忧郁的时候，他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已然锋芒凸显。粗陋的老屋，安顿不下一颗憋闷的心灵。他学修车，学开车，结识四方朋友。从南到北，一路狂奔。曾经，他内心的国度气势恢宏，堪比春秋诸侯纵横的霸气与辽阔。他可以大雪天远赴杭州为别人开回一辆缺失前挡风玻璃的事故车，到家后全身僵硬地被人抬出驾驶位；他可以夤夜为朋友奔走驰援，血性浓郁。那些属于他的不羁甚至刀头舔血的岁月，于我极为隔膜。

某年春天，他忽然出现在我寄身的工厂门前，央我介绍一份工作。作为别人的丈夫和父亲，他而立未至的容颜镀上一层生活锈色。我暗自度量他，祈求那颗驿动有年的魂魄此后栖息在机器旁边，做一份工，赚一份薪，滋养那份枯索的日子。时间证明了我的一厢情愿。半年后，他离开机器，变戏法似地回到镇上，开起了农用车。我们的交流屈指可数，每年见一次面，也是一场沉闷的时光探望。有限的相处时间，他一手流畅的钢笔字，磁性的歌喉，敏捷的思维，呼朋引类的做派，醒目地袒露在那里，让我心生惊讶，又暗藏焦虑。于他而言，我的拙言、安分和思辨力，与他那些血性兄弟对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也这么认为。偶尔闲谈，话不投缘，我们之间，横亘着一道暗流。

两年后，他又一次找到我。沉默的外表掩饰着一个落魄者的困窘。我又一次招收他做了货车司机，妄想他搭建一座生活之桥。自那天起，他坐在一辆五十铃人货车里，练习着打工生活的日常功课。方向，速度，路程，考验一个人的眼力和耐心。每天早上七点多，他把货物从车间提出来，装上车，接过货单，驾车从厂门前的工业小道上离去。我的心里悬着一块秤砣，直到晚上车子回厂。休息日极少，我们分头忙碌，日夜相见却话语稀薄。有时候去客户那里，我在车后座，透过后视镜打量他几眼，内心有种无法言说的感觉。想说点什么，又一时找不到话题——两人都被烦闷、枯燥的日子束缚，身体里有许多道枷锁，将感情闸门锁死。自小起，相互之间的拙于交流，到异地生活时没有改变，反而因为在厂内职位的不同而尤显生分。几个月后，来不及喝杯告别酒，我被老板突然调到二百里外的分厂，一头扎进繁重事务当中，两人难得见面。当我神情疲惫爬完几十级楼梯，回到一间宿舍，就会想起还在总厂的他，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他骨子里的不安分，始终让人担忧。果然，不久他再度离职，连个招呼都没打。从送货司机那里，我听说了他离厂的原因：一位老乡邀他合伙买车搞长途货运，说比打工自在。

这回，他从银行贷款，打算好好搏一把。合伙人中，就他会开车。跑长途，他喜欢呼朋结伴同行，出手阔绰，出车像是旅行。一趟下来，油费，过路费，修车费，超载罚款，一大堆开支，换一个轮胎就千多块。赚少亏多，几个合伙人逐渐心生罅隙，争来吵去……听到这些真假掺半的消息，我暗里替他担心，说不清什么滋味。只有我知道，这个满身江湖气的人，骨血里流淌着异于俗世日常的汁液，生计之类，只是缚在他身上的绳索。他钟情这样一种个人生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如梁山好汉，啸聚一处，“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多么豪迈，多么气派。那种落拓不羁干一番“大事业”的想法，才是他追求的境界。少时，八字先生批他命理，说“南山想马骑，北山想官做”，谶语一样。家人说他，他辩驳：事情做不下去，还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呀。

合伙的事尘埃落定。哥们拆伙，车子贱卖，他终于欠下大笔债务，又一次离家来我打工的地方，又一次当起了小车司机，日日载着老板出去。他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我几次想打问些情况，看他一副自尊到声色不动的神态，欲言又止。在他心里，在老板面前低眉俯首地过，多年如一日地煎熬，为一点可怜的工资，失去做人的大自在，实在是了无意趣；而生存带来的苦恼和羞辱，也实在是无可言说。他就这么悖论着，一如我的悖论。更多的动荡还在后面，第三次进厂不久，他还是耐不住严苛的约束，也不屑于“看人眼色”，再度辞职。也不知使了什么办法，他说动别人投资，开印刷作坊，亏；再开油墨作坊，再亏；最后开绣花厂，继续亏，债务越堆越高，差不多四面楚歌。他活在种种幻梦里，堂吉诃德一样，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在债务缠身的岁月里，他不停地玩新花样，又不断地失败。我们几乎失了联系，有时他来电话，开口借钱，数目几千上万。甚至把债主带来，等着我们从银行取款。熟人们开始打来电话，诉说他的不是，大多与钱有关，包括他那些昔日“兄弟”。而他在电话中，则愤怒地指责那些“恩将仇报不仗义”的朋友。对我那些关于做人要如何之类的“大道理”，他嗤之以鼻。我们为此多次激烈争吵。

一个现实的游离者，一个乌托邦的寻求者与牺牲者。他可以一时间亲近什么，炽热如火，又很快疏离什么，冷若冬雪，他可以很久没有音问相通，又突然在某个深夜来电话——陌生的号码，急迫的语气，强行将你卷入问题的核心，让你起初一头雾水，尔后躁动不安。我甚至猜想，他也许不属于任何事物，不属于自己。

现在，他的胆魄和野性磨损度很大，内心的冲撞感却与年龄成正比。“你能不能冷静地反省一下自己？”我说。电话那端，有几秒没动静，随后一声喟叹，电话挂断了。握着电话，我仿佛看见一颗不屈而无助的灵魂，飘荡在悬崖边缘。

（《散文》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