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着诸多风险，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经商 ——了解唐代茶商

商品由生产到交换再到消费，其间总要经历诸多环节，而活跃于诸多环节之中，并将之串联起来的，即是所谓的商人，临时...



商品由生产到交换再到消费，其间总要经历诸多环节，而活跃于诸多环节之中，并将之串联起来的，即是所谓的商人，临时的或专业的。生于深山峡谷的茶叶能够成为商品，走出山谷，进而掀起持久不衰的饮茶热，更是得益于一大批活跃于大江南北、塞内塞外的特殊群体——茶商。唐代是茶业经济空前兴盛的时期，了解这一时期茶商的出现、类别及其具体运作，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唐朝商品经济，特别是茶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唐朝时期饮茶之风盛行，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从南到北，靡不饮之。陆羽《茶经》描写唐代饮茶风俗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虽难免有所夸大，但是却反映了当时南方和北方饮茶风俗的兴盛，概括地说，即是饮茶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封演《封氏闻见录》卷6又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为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引。……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盖饮茶之风始于佛门，却最终大行于民间，而饮茶风俗的兴盛普及，又刺激了“煎茶卖之”的“店铺”——茶肆——的兴起繁盛，以事实证明了唐人饮茶消费需求的高涨对茶业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是唐时茶商兴起并不断壮大的主要原因。



唐朝承平日久，经济发展迅速，茶叶产量和质量均有显著提高，茶区扩大，名茶众多。《茶经·八之出》借品评各地茶叶品质高低之机，列举了其所熟悉的茶区和产地，计8区1郡43州，另“未详”11州，陆羽虽仅出了州名，但又称此11州所产茶，“其味极佳”。而程启坤、姚国坤先生“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茶树栽培学》论述，认为唐代茶区除《茶经》所载的43州外，实际上还有33州，共计76州”，而且“陆羽《茶经》中的茶区未记述云南的茶产地”。[1]查阅相关资料，程启坤、姚国坤先生还认为，“唐代茶区的分布，已遍及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14个省（区）”，茶叶生产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涌现出了一批品质精良的名品”。唐代茶叶产地和产量大大增加，不仅产生了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农，而且形成了茶叶专业化种植区，如祁门，“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2]。江淮地区，“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生”[3]卷510《邦计部·重敛》，“江南百姓为业，多以种茶为生”[3]卷494《邦计部·山泽》。这无疑为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客观基础。然而唐代茶区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南部及西南部地区，而且产茶区内部分布也不平衡，如按《茶经》所记，浙西茶区8州产茶，而此8州按所产茶品质高低可分为4等，依地域状况则又可以分为山间、平地……凡此种种不平衡性势必与唐人，乃至唐朝周边国家或地区人民的消费要求相矛盾，要协调这种矛盾，势必有赖于唐代活跃于山间、城市、水陆、塞内塞外，茶产地与茶叶集散中心的茶叶商人了。可见，唐代茶商的出现及壮大，当是唐代商品经济发展，茶业经济壮大的必然要求，而众所周知唐代已建立起比较畅通的全国性水陆交通网络，这将是茶叶的南北流通与茶商活跃的不竭动力。唐代茶业经济大兴，不仅茶叶产量、质量提高，而且茶叶贸易也空前兴盛，出茶季节，“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4]（《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杨华《膳夫经手录》称，“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商旅众多，茶商的身份也就显得异常复杂。因此，认识唐代茶商实有必要探讨一下其类别及组成。

关于唐代茶商类别，前贤已有论及，或依成分将之划为官商、私商、小贩[5]，或按经营方式分为行商、坐贾[6]（P167），陈勇、黄修明先生又将活跃在淮南、两浙地区的茶商分为中小茶商、大茶商和官商三类[7]。应该说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划分，官私对比是茶文化相关典籍中常用术语，中小商人、大商人也是划分商人常用的手法，小贩之所以被单独列出来，主要是因为其容易变动，小贩可以是私贩也可以是合法商贩，也可能经营得法转为大茶商，也可能因力量小转而依靠官商的庇护，而官商虽较一般商贾更具特殊性，但其并非常态，无论是杨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万余斤如汴宋贸易”[8]，还是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幽州，自制茶叶以邀利[9]，均是政治、军事力量介入贸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茶商、茶叶贸易。如此看来，似乎单纯地依资产大小将商人划为大、中、小三等，或者按经营方式分为行商、坐贾比较适合，但这显然不能深入揭示唐代茶商的特点、商品经济的总体状况，也无法突出茶商在唐代茶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茶叶产地主要限于川蜀江淮，而销售却远及北国、吐蕃、塞外，没有商业的中介便无法流通，茶叶从产茶园户（茶农）处转到消费者手中要经历诸多商业环节，与之相应，茶叶市场形成了多层次的市场网络，介于园户与消费者之间的茶商也分为几个等级，正如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商品的世界或交换的世界分成严格的等级，包括从手提肩背到车船装载的低级商贩、普通出纳、小店主、各种名目的经纪人、高利贷者，直到批发商为止。”[6](P88)茶叶从茶山或茶区出来，借助各级商人之手，经过“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边贸市场乃至全国性市场、海外市场等许多层次”[6](P88)，形成纷繁复杂的贸易体系。然而每个茶商只能在茶叶市场中完成一个或几个商业环节，“交换就这样在世界上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在每个交叉点，在每个接力站，必须设想有一个商人，不论是行商或坐商。……任何商业网都把一定数量的经营者个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分布在一条或几条交通路线上。贸易得以进行全靠这些中转站，这些互助和联系，商人的事业愈成功，互助和联系便愈多”[10](P140-141)。在市场贸易体系中，各级大大小小的茶商，不管是官商还是私商，抑或是行商或坐贾，都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中转站功能，从而形成空前繁荣的茶业经济网络。由此出发，区分茶商类别，除了传统区分方法外，似乎还可以结合茶叶商品流通环节，将之区分为低级商贩、转运商、批发商、零售商。

吴存浩先生研究指出，唐时茶叶已出现相对固定的销售区域，当时茶叶运销的总体趋势是：以长江为集散渠道，南下者并分路进入岭南，北上者则顺流而下，然后沿大运河北上运销山东、河南、河北，沿黄河西上而达关中，并由长安运往新疆、西藏等地。[11]而在这一庞大运输工程中，各级茶商分布于产区与转运点上，首先由低级商贩（一些自产自销的中小茶农或从事初级茶叶运输的茶农似乎也可归入此类）将茶山或茶区的茶叶运至下一中转站，在下一级中转站中茶叶或由当地批发商、零售商销往当地，或由聚集在此地的转运商运往下下一个中转站，在下下个中转站，继续重复上一中转站的步骤，环环相扣，周而复始，直至茶叶最终被消费。整个贸易体系由于各级茶商的合作、运转，生生不息，并由于茶商活动范围的改变，从南到北，从塞内到塞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湖、常两州交界处的水口草市，就是一个因为茶叶贸易而兴起的地方集市，而此种地方集市并不限于产茶区，茶船往返停泊的码头也曾出现，例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云：“三军江口拥双旌，虎帐长开自教兵，……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12]（卷300）可见，繁荣的茶叶运输使得军事重镇江口成为商旅云集，商业兴盛的繁华之地。茶商对于唐代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可见一斑。

唐代关于商人的记载主要保存在各种笔记小说和诗文中，其中不乏想象和虚构，但种种描述和评论都清晰地勾勒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商人形象，并反映出他们对于商人的复杂心理。

在唐人的眼中，豪商大贾大抵是富可敌国，穷奢极丽的，言商人必言其富贵。例如：“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12]（《盐商妇》，卷427）“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12]（《贾客词》，《全唐诗》卷354）“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12]（《估客乐》，《全唐诗》卷418）描写之中不无艳羡之意，可见操末业而腰缠万贯的商人其实是唐人羡慕的对象。唐传奇中关于茶商之富也有很多记载。《太平广记》卷172称河南人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鄱阳人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江，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13]。吕璜本为所谓“细民”，由于长期贩茶而发家，竟能在唐代最大商业城市广陵与最富的富商大贾交游，而广陵富商大贾数百，茶商且为其一，充分表明茶业经济获利之丰，茶业经济在唐代商品经济中所占分量。虽然商人多有金宝，唐人难掩艳羡之情，但在唐人眼中，商人品性并不高，贪财重利，唯利是图，唯利所趋。“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心计析秋毫，摇钩侔悬衡。”[12]（《贾客词》，《全唐诗》卷354）“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12]（《估客乐》，《全唐诗》卷418）两首诗均形象地商人的逐利本性，后者更是商人为了赚钱，不计手段，虚情假意，全不念邻里情分，有钱的话便是做官也不如。无独有偶，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也借商妇之口，指责茶商“重利轻离别”。“自唐至宋，以茶为宝，有一片值数十千者，金可得，茶不可得也，其贵如此。”[14]茶叶贩卖获利颇多，四方商人远近赖之，很多居无定所，四处贩运，逐利而行，给人的印象自然就只有唯利是图。

唐人诗文中又有记商人奔波之苦，旅途险恶者。贸易体系中，各级转运商很多常年奔波在外，风餐露宿，倍历艰辛。不仅要担忧气候和风涛，“朝随贾客忧风色”[12]（《舟行即事》，《全唐诗》卷692），更重要的是还要担心沿途治安状况。如果刘驾的《反贾客乐》，“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腹去”[12]（《反贾客乐》，《全唐诗》卷585），还只是描写了风浪对水上行商的威胁，他的另一首诗《贾客词》则极力描写了行商之苦：“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12]（《贾客词》，《全唐诗》卷585）这些还只是自然因素所带来的艰苦，人为因素所产生的危害更大，往往性命攸关。商人经商在外，身边多带有钱财，因而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劫掠的对象。牛僧孺《玄怪录》卷2《党氏女》就曾记述，一商人因贩运茶叶暴富而遭人谋财害命，“有蔺相如者，舍于芝川。元和（806—820年）初，客有王兰者，以钱数百万鬻茗，止其家积数年，无亲友之来者，一旦卧疾，如宾以其无后患也，杀之”[15]。与之同时代的杜牧对茶商的险恶处境也曾有过论述，“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而江贼成群结队地“劫杀商旅，婴孩不留。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4](《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江贼劫杀茶商之后自己又变为贩茶商人，足见茶叶买卖获利之易，之丰。唐朝后期为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介入对商人的盘剥，交易每贯要有五十除陌钱，关津渡口有通过税，地方官府随时可以加征各种名目的税，茶商还有一重一重的“搨地税”、“剩茶钱”，商人的负担大大增加。

由此可见，唐人眼中的商人形象是多重复合在一起的，有艳羡，有鄙薄，还有同情。其实富可敌国的大商贾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常年奔波在外的转运商，趋时逐利是商人的本性，也正是因此，唐代，茶商才会因为贩卖茶叶获利颇丰而异常活跃。而商人形象的多样性，描写商人形象的诗文数量之多，实际是从从侧面反映了唐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总的来说，唐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这与商人的积极推进是分不开的，尽管有着诸多风险，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经商。茶商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除各地零售商、批发商外，更多的是往来各地从事贩运的转运商，他们不仅将茶带到大江南北、塞内塞外，而且他们足迹所至，往往形成新的交易市场，或推进原有水陆交易中心发展，既加强了唐朝内部经济交流，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我们研究茶文化以及唐代商品经济发展所应该注意的。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1] 程启坤、姚国坤：《论唐代茶区与名茶》，《农业考古》，1995，(2)

[2]（唐）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文苑英华》卷813

[3]（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

[4]（唐）杜牧：《樊川文集》(卷8),

[5] 陶德臣《唐代茶商探析》，《茶业通报》2006，28（3）

[6] 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陈勇、黄修明：《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中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1）

[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9），北京：中华书局，1956

[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刘仁恭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10]（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

[11] 吴存浩:《中国农业史》，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

[12]（清）彭定求等：《全唐诗》，

[13]（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90），

[14]（宋）袁文：《甕牗闲评》，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5]（唐）牛僧孺：《玄怪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悦读茶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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