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ekly+读书:接近书写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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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神就是接近慈悲,以神的目光看待世俗的人和事,就是慈悲”。这句话来自一篇对印度教介绍的文章,我在一次飞行旅途中偶尔得到,正值飞机降落,忽见芸芸众生如生活在一个荒原上的蚂蚁。







好的小说都是用神性来写作的,因为只有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才能写出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慈悲》描写了一群人的生命状态,也用慈悲关怀着一代人的落幕。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描述,是小说家对读者的照亮,也是一种慈悲。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人本质上的这种复杂性,也许就是能剔除掉某些痛苦,慈悲就产生了。

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叙述到为什么智人会战胜尼安特人走向食物链顶端时,指出:“是因为智人有虚构的能力,可以虚构信仰,产生合作。”在未来的某个时代或许正按照人类一些思想家的虚构,进行着一场更大的社会实践,而这本书能给未来人的一些启迪,或者是更大的慈悲。

路内《慈悲》见面会

时间:5月29日 14:30-16:00


地点: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上海长宁区淮海西路570号红坊创意园区F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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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扫描二维码完成登记信息的读者,可在见面会当天获得《贾科梅蒂》展览门票一张(共60张,先到先得)。2. 扫描二维码完成登记信息并在本文下方评论的读者,可在见面会当天获得赠书《慈悲》一本(共30本,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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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慈悲》


小说从主人公水生的年幼开始书写,这正是中国开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跨越五十年的时间标尺,展开的是一群四九年左右出生,在国企工作生存然后退休的一群人的命运。

小说中所叙述的“前进化工厂”就产生在一场波澜壮阔的全社会实践年代,国企收入作为唯一的生活来源,人的生活和尊严都被拴在这条线上,围绕“补助申请“这一特殊时代线索,主人公水生和他的师傅及其他人物,用各种与劳动无关的方式:做假、告密、下跪、私刑等争取着这一额外的利益,权利与利益的瓜葛推进着小说人物的命运。随着工厂的私有化,社会慢慢的开放,各种赚钱机会的出现,拥有技术的水生走出了前进化工厂,获得了财务上的相对自由,而更多人只能留在过去和体制内,在国企平庸的岁月中,失去生存的动力和才能。

北岛曾有一句话:“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一种对神的呐喊,但神不会回应,道德和社会价值是否有必然联系,小说给出了自己的注释。权利拥有者宿小东在飞黄腾达后,投资庙宇,做善事为水生的弟弟云生提供寺庙工作,水生对弟弟说:一座假庙而已。弟弟却说:世界本来就没有真假庙,我有一天看到个破衣衫的老太,腿都残疾了,她知道县里有庙,就爬着来进香,在山门口她虔诚磕头,非常辛福,庙是假的,她的虔诚和幸福是真的,真庙假庙都是虚妄。

小说至此道德判断的苛刻已消融,露出人性本质的复杂。《慈悲》充满人情的现实主义,艰难时世中人性的良善,隐忍的生以及沉默的爱。我不禁想起在某个寺庙门口写的六个大字:南无阿弥陀佛。

一场“不遗忘“的分享会






小说所描绘的时代距我们不远,环顾四周,处处都有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至今仍然将影响着我们的生活。70后的路内用这样的一本小说,试图探寻一代人经过的道路,我们也试图用这样的一场读书分享会,探讨大时代中这代人的命运。小说主人公一生都消耗在国营企业里,命运在这里划了一个封闭的圈。在权利与利益的交织的洪流中,没有谁是胜利的姿态,这是俯瞰的慈悲。

这是一代人的落幕,但想要建立一个更好社会的理想,会继往开来的传承,人性置于一个时代永远是任何文学体裁不会遗落的关注。再过很多年,未来的人看这部小说,是否会读出荒诞的意味,但这荒诞却是人类社会真实的存在,他们再读时,是否如我们会对这个时代产生慈悲之心?

历史隐没在每个人的命运之中,我们在此时想邀约大家一场“不遗忘“的分享会。慈悲,则让我们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Q = iWeekly
A = 路内


Q:为何这本小说取名为《慈悲》?

A:两个字的名字比较好记。我理解中的“慈悲”当然也不是佛教的观念(有不同的读者这么提到过),大体是一种底层百姓的低水位的善良,未经理性的梳理,某些时候呈现出反讽和荒诞,但也是真实的生活动力(如果它可以被认为是历史动力的话)。但我想,对小说题目的理解,这件事不太需要统一答案,作者的解释并非最权威的。

Q:很多读者会用这本小说和余华的《活着》相关联,同样是书写时代中人的命运,余华的小说喜欢用死亡的尖刀刺入读者心脏,而你则是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人慢慢体会“水生、玉生、根生、复生、云生”的苦难,是你对工人群体命运的理解决定了书写的语言风格?

A:这种横向对比是否可靠,不知道。但文本之间受影响是肯定的,至于影响程度有多大,不知道,无法量化。你提到语言风格,最大的考量并非是对于人物的理解,而是对小说文本的理解,因为一个跨五十年的题材如果放开了写的话,容易变得冗长。我不想在这个题材上写出一个冗长的小说。

Q:在国营企业这个背景下,小说可以演绎更多的角度,如工资分配制度和分房制度等,都是有趣的,但小说重点选择了“补助“这一条线索,是如何考量的?

A:工资分配和分房这些事件当然也可以写,但据我的认识,它们似乎主要出现在1980年代。《慈悲》这部小说是从1960年代讲起的。补助本身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假如有研究新中国工人生活史的专著,关于“补助”应该可以讲很多内容,各地、各时形式不一。关于补助这件事其实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前年和我父亲聊天时他才提起,我也跟着想了起来。我写小说一般不去查资料,牵涉到复杂数据的事件(比如工资分配)不太好表现。

Q:德国社会学家路德维希曾写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困难完全或主要在于人们的道德缺失,这种障碍也许永远无法克服 。”你在小说道德层面探讨时,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A: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人类哲学史一直在讨论道德的问题,我很矛盾地一部分相信萨特,一部分相信马塞尔。他人即地狱似乎是一个总体悲观的结论,但在某时某地,又不得不认识到善的一面,甚至连伪善都可能是历史动力。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几乎是告诫我:小说就是要残酷。这话当然有道理,但我不希望自己是盲目残酷。小说是否应该受道德约束,文本受约束还是作者意志受约束,或者根本不应存在这样的约束?是否作为一个作家得在不同层面上切分自己的道德观念,文学观和价值观如何构建。我觉得都是要好好思考的,比我单纯讲出自己的道德观更好些,无疑我们得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才会越过标尺,或是掉进坑里。
 


路内《慈悲》见面会 嘉宾介绍
路内:(作家)
1973年生,现居上海。最好的七零后小说家之一,曾获《智族GQ》年度人物之2012年度作家,近年唯一于《收获》《人民文学》连发五部长篇小说的七〇后作家。著有“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以及《云中人》《花街往事》。
对谈嘉宾


 袁凌(作家、媒体人)
生于1973年4月,复旦大学硕士,多年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曾发表过大量调查报道和特稿,调查报道有影响包括《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不完全调查》《吕日周再调查》《十问三峡》《汶川:重建的隐忧》《渠县官方奴工基地黑幕》等;特稿包括《血煤上的青苔》《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等。曾在《小说界》《天涯》《作家》《中国作家》《文艺风赏》等刊发表过数十万字小说、诗歌。出版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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