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湘科院 品读杨绛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杨绛...

这句话出自有一天杨绛收到一封来信,寄信人大致是一位十八岁的男孩，这封信长篇大论描述的全部都是男孩的苦楚、抱怨,看完这封信,杨绛给予回信,在信中除了写道一位长辈对小辈的虚幻温暖和鼓励,最后还附上一句话：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太多。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

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看到网上最恶毒的一句话，“你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但给过世作家点的蜡烛太多”，这句话戏仿了老人生前说过的话。但我以为，不能对大众苛责过多，毕竟，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某些成见、以自己所处的时代，来感知世事的变化和历史可能的样貌，这一点，大概无人能自外于此。众人想象中，杨绛出生于晚清，一生大风大浪，肯定有许多人生感悟与见解。因此有伪托者编造出，“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这类话，说这是杨女士的人生感言，一时风行于朋友圈，也好理解。我敢打赌，这句话就算编排到其他去世的百岁老人身上，信的人也会为数不少。





但是，让普通人摆脱廉价的感动，接触到逝者更多的历史信息，却是媒体应负起的责任。因此，当我看到有媒体把杨绛誉为“最伟大的遗孀”，以“最贤的妻”为标题报道她的一生，有点坐不住了。我看过国外一些报纸上的名人讣闻，配偶的信息一般放在文末，为读者了解情况而做简要交代，把“钱钟书夫人”列作逝者头衔，这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公共生活的报道者，也是不合适的。翻遍当年钱钟书先生去世时的报道，无一例把“杨绛丈夫”列为逝者头衔。这就是舆论对于女知识分子的区别对待。







抗战的八年，杨绛在小学教书，一边写剧本贴补家用，凭《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几部剧作饮誉上海，可以说，成名比夫君更早。用杨自己的话说，钱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当然，这句话带有几分玩笑性质。即便在那样困顿的岁月里，杨绛珍惜夫君的才华，主动揽下养家糊口的重担，才有了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谈艺录》《人兽鬼》，以及《围城》。世人偏爱杨绛晚年忆述家庭生活的文字，以才子佳人、红袖添香的刻板印象，来包裹杨绛的一生，忽略了她作为独立的个人，在事业上曾经的巨大成就，实在有失公允。

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杨绛先生不只有个性，年纪大了之后还有些孩子气，“有时说过的话会忘记。若是你跟她提起，她会连声反问‘我说了吗？我说了吗’？耍一下小孩子脾气”。但杨绛对朋友、晚辈也是关心的，每次白烨去杨绛家里，她总会“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问个不停。先生趣事有件事让白烨印象特别深刻，大概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白烨去杨绛家中拜访时坐在沙发上，杨绛便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她一边跟我说话，一边不断把椅子往我跟前挪，最后几乎和我膝盖碰膝盖。她就那么跟你谈心、说话，人非常和善。”白烨说，某种程度上说，杨绛先生很单纯，“她喜欢谁、不喜欢谁都会直接说出来的”。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懒惰也是天生的，勤奋需自己努力，一放松就懒了。

名声，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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