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瓶花雅士

文人插花之在乎山水之间矣

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

| 无关乎山水 |

醉

里

插

花

莫

笑

可

怜

春

似

人

将

老

花卉常以季节、时间与天气而有所变化，四季相宜，早晚不同，晴雨有别。花卉以它特有的姿色、风韵和香味，给人以不同的感官体验。

自宋元以降，中国文人士大夫通常以焚香、品茶、插花、挂画视为高雅闲适、清净安逸的四种艺事。元人张雨的散曲《水仙子》：“归来重整旧生涯，潇洒柴桑处士家，草庵儿不用高和大，会清标岂在繁华？纸糊窗，柏木塌。挂一副单条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煎茶。”

将这四种雅意潇洒清闲的神韵，毕呈纸上。使人心思之，神往之。真正洒脱自在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清雅、幽逸、散淡、简单、闲适的，这才是人们生活的原本状态，根本没必要，亦无须任何豪华艳冶，繁缛复杂来铺垫。

扬之水在《宋代花瓶.小引》中所说：“瓶花的出现，早在魏晋南北朝，不过那时候多是与佛教艺术联系在一起的，鲜花插瓶真正兴盛发达起来是在宋代，影响欣赏趋向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因素就是家具的变化，居室陈设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高坐具的发展与成熟，使得瓶花史与家具史适时碰合，使鲜花插瓶成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并与同时发达起来的文房清玩共同构建起居室布置的新格局，唐宋时代室内格局与陈设的不同，由传世绘画和近几十年发现的墓室壁画可以见出清晰的演变轨迹。花瓶成为风雅的重要点缀，是出现在完成新格局的宋代文人书房。宋人的书房虽小，但一定有书、有书案，书案上有笔、笔格、有墨和砚、砚滴和镇纸、香炉。。。与这些精美之具相配的则是花瓶或是古器，或其式仿古，或铜成瓷，而依照季节分插时令花卉，”这是以文人雅趣为旨归的一套完整组合，花瓶作为要件之一，已在其中占得固定的位置。

如果不是与家具发展史同步相交汇，瓶花的发展很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面貌，日本的的生活方式，通常是席地而坐，由此，花道与茶道的结合，以及以此形成的花事，不仅陈设方式艺术风格与中国不尽相同，甚至内涵也很不一致。

从社会生活环境来看，社会环境的和平、战乱、个人境遇的福祸，顺逆，促使插花逐渐走入文人视野，成为用来改善个人思想情绪，调剂生活情趣的一种重要方式。

元代是蒙古贵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元政府将中国境内的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最高为蒙古人，最低为南人。所谓南人指的是：原生活在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当时社会流传安职业分，把人分为十等，乞丐是第九等，而儒生是第十等。元政府不重视科举，导致大多汉族士人没有出路，于是江南文人选择或隐逸山林，笑傲江湖，有酒学仙，无酒学佛，表达自己超脱的情趣，或寄情于书画，已毕生的精力从事绘画，抒发抑郁，苦闷的心境。文人雅士悠游俯仰之间，摩挲叹赏而流连咨嗟，经常在手舞神移的时光里，释放了生存的窘意，暂时忘却生途烦恼，提升和开拓了风雅的能力及经验，这也使得元代艺术取得了惊人的艺术成就。因此，宋元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与瓶花艺术相关的重要的文献。

明代高濂在《尊生八笺.四时幽赏路》所说：“我辈能以高朗襟期，旷达意兴，超尘脱俗，迥具天眼，揽景会心，便得妙观真趣。况幽赏事事，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举足可得，终日同观，梦想神游，吾将永矢勿湲矣。果何乐可能胜哉？未尽种种，当以类见。”

明代帝王崇俭尚简，波及朝野，花事活动从规模上讲亦已不如唐宋普及和盛行。然而商品经济萌芽形成，花卉种植随之迅速发展。明代文人勤于参政，风险遭遇也提高很多，很多文人为规避政治风险，转身投入休闲活动，风气渐盛。由此，则古刻碑拓，琴棋书画，文玩金石，赏瓶鉴陶，刻竹制扇，造湖煮茶，唱曲填词，建园莳花，皆成为文人追求的生活情趣，转俗成雅的表征，他们的精神追求达到了一种新的、更高的境界。那些插入各式花瓶之中千姿百态、妙趣万端的花草枝叶，在文人雅士眼中，可以变得栩栩生姿，意味深长，从而成为文人雅士把玩欣赏的“栖息逸事”。

明代张谦德在《瓶花谱.序》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栖息逸事，瓶花特难解。解之者，亿不得一。”说的是，在众多清闲赏心、幽栖逸事之中，顶数瓶花艺术的精髓要旨，最难掌握从真正能领悟其精髓要旨，最难掌握。真正能领悟其精髓者，寥寥无几。正是由于文人善于从一枝花、一片木、一角山，一汪水中体悟出棉邈深广的世态万象，寄寓自己或汪洋恣肆或悠长飘逸的心灵意绪，便能从细微之处见出宏大，于清浅之处悟出深刻，使得插花活动在文人雅士的促进下，盛极一时。文人雅士也因此成为了当时花事群体的代表。